邱震海：中國要通過創新和發展經濟自由度來改革

本文節選自《當務之急：2014—2017年中國的最大風險》

今天的中國，很少有人愿意真正沉下心來做實業。那么美國的情況呢？這一年多，我們獲知的資訊是，美國的制造業在復甦，美國的制造業在回流美國。

據報導，美國制造業復甦，有兩個主要原因：

其一是能源，頁岩氣等非常規能源是很重要的因素。以化工業為例，美國的化工行業比歐洲更具優勢。因為有機化學的原料是乙烷，生產乙烷的方式有兩種：從石腦油中提煉，而石腦油產自原油；或以天然氣為原料直接生產。歐洲仍在從石腦油中提煉乙烷，他們以100美元/桶的原油為基礎原料；美國卻以價格更低廉的天然氣為生產原料，這使其更具競爭力。

其二，美國的生產率一直在增長，這不利於制造業部門的就業，但對其產出大有裨益。從長期趨勢看，1964年以來美國制造業的就業一直在下滑，至今已持續近50年；而產出增長的原因便是生產率的提高。美國制造業各部門生產率的提高並不均衡，這主要是由制造業的技術創新所致。上述兩個因素都只存在於美國的制造業，並未對全球貿易產生影響。

把上面兩個解釋放在一起，我們大概可以得出下面的兩個結論：

第一、技術革命的力量正在推動美國經濟的發展。技術革命，這是人類自有工業革命以來，所有高速發展所依存的基本因素，但恰是中國過去35年以出口推動高速發展進程中十分缺乏的環節。

第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是推動美國經濟的源泉之一，而這既是中國過去發展進程中的弱項，也是–如本書前面所述– 未來一旦人口紅利下降，中國十分需要注意提升的方面。

美國經濟調整成功主要來自什么？一個是創新，一個是來自經濟自由度。2013年發生的斯諾登爆料事件，以及美國對全球（包括對其盟友德國總理默克爾）的監聽，就說明美國的技術領先是全球第一的。在這方面，必須承認，目前全球還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撼動美國的根基。

而這點恰恰我們過去35年我們的弱項。過去35年，我們靠貿易主導，靠大量出口和便宜的勞動力和產品，短期之內能換回大量的外匯，所以我們的外匯儲備將近三萬五千多億美元，這個完全沒問題。但是你的創新在哪？你如果沒有創新，你的經濟就不可能有持續的發展動力，

美國的創新來自從教育到人們的消費和思維的習慣。美國重視本國國民教育和對別國優秀人才的引進，擁有世界上最具創新能力的豐富人才資源自1901年首屆諾貝爾獎至今，該獎項672名所有得主當中，有284名美國人，占總數的42%。

增加教育投資，是美國近幾屆政府的一件大事。1999年美國教育投入高達6350億美元，占gdp的7.7%。美國成為世界上教育經費支出最高的國家，從而為其成為教育強國和人才強國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美國重視教育的傳統集中體現在州一級，各州40%的經費都用於教育，地方政府的財產稅主要支出於教育。

與此同時，美國投入巨額研發經費，其在科學研究及高技術產業領域的投資均處於世界領先水平。盡管美國研發投入占gdp的比例從未超過3%，但其經濟高速增長和gdp的巨大基數使得美國的研發經費近50年來一直保持增長趨勢。據統計，美國研發支出約占所有oecd國家總支出的44%。美國的研發投入是第二大投入國日本的2.7倍。2000年，美國在研發活動上的支出比所有其他7國集團國家（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英國)的總和還要多。

當然，美國還擁有其他的優勢，比如擁有完備的國家創新體系，官產學研各類機構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互為有效補充並有密切的互動。美國擁有健全的科技立法體系，盡力為企業和個人營造創新的政策環境，大力推動美國產業的技術創新和科研成果的產業化，其中包括知識產權保護政策、適應經濟的發展和企業競爭的需要，及時調整專利政策。同時，完善的資本市場是美國高科技產業發展的重要外部環境，其主要表現在發達和完善的資本市場體系為創新企業提供了直接融資場所，促進了社會化的科技創新體系的形成和完善，並且有力地彌補了金融系統中間接融資與科技創新不能有效結合的制度缺陷。

所有的這些，也都是中國過去若干年高速發展進程中致命弱項。最近幾年，中國在這方面略有提升，但與美國的雄厚基礎相比，還是顯得十分單薄。

美國經濟調整成功的另一個因素，是其經濟自由度的高度發展。經濟危機初起時，美國政府也救市，但為什么沒有形成中國那樣的國進民退？自由經濟體的政府偶爾也會投資，美國至今尚未完全退出量化寬鬆，發行貨幣，但是卻沒有造成經濟自由度的下降。為什么我們的貨幣一超發，我們的政府一投資，就會造成民營經濟的萎縮？就會造成大量的資產價格的上漲？

這說明一個問題：投資和政府發行貨幣只是一個表象，並非不是問題的本質。我們經常會把中國的經濟問題說成是因投資驅動，其實這只是表象，背后其實還是我們的經濟自由度本身是不夠的。我在我的其他著作里寫過，2008年歐美各國均“跑步救市”時，中國一位高級領導人曾發表觀點認為，這再次證明中國的體制是優越的；這其實是一種認識上的重大誤區，嚴重混淆了成熟市場經濟環境下政府的適度干預，和中國作為一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體之間的區別。

這一認識上的誤區，是導致過去幾年中國經濟自由度嚴重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今天和未來中國的改革，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的情況來看，有國企改革、金融改革、財稅的改革、土地的改革、社會保障等，林林總總，不一而足。但我認為其主線只有兩條，一是創新，二是經濟自由度。所有的改革，無非最後是完成這兩大重要的使命。如果我們能緊緊抓住創新和經濟自由度這兩條主線，來展開中國的改革，那我們就不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是在每一個具體議題的推進過程中，都有一個宏觀的視野和宏觀的目標作為背景和支援。

我比較擔心的是，我們往往在很多具體的議題上切入過多，以致於“樹木”談得很多，對一片“森林”卻了解不夠。這個“森林”既包括我們改革的森林，也包括我們目前中國改革之外，全球的一片森林。大家不要忘了全球化，中國得益於其中的全球化正在被美國最近悄悄的改變遊戲規則，我們一定要對這個引起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