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沖出亞洲”之后 中國接下來該怎么做？

亞投行“沖出亞洲”之后 中國接下來該怎么做？

亞投行從一誕生就“沖出了亞洲”，又將有何戰略“預謀”，對未來全球利益格局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國際觀察員角卜升的撰文中對此發表了獨到的看法，認為關於中美歐三極的說法已經流行多年，美元、歐元和人民幣三足鼎立的格局也正在形成，在歐債危機開始的時候，中國給予了歐洲強有力的支援。

3月17日晚上，財政部官方網站發布訊息，歡迎法國、意大利和德國作為意向參與成員國加入亞投行。加上英國，這意味著七國集團過半成員加入了中國將出資49%的多邊國際銀行，至此亞投行創始成員國達到31個。

英德法意4個歐洲國家加入亞投行，不僅使亞投行更具多元化，更會提升亞投行的信貸標準和可信度，也使得亞投行國際戰略價值大幅提升，或由此改變國際經濟規則制定權的現有格局。同時也意味著，亞投行從一誕生就“沖出了亞洲”。

而沖出亞洲后，中國政府主導的“亞投行”，又將有何戰略“預謀”，對未來全球利益格局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據悉，早在2013年年中，中國高層在金融開放這個問題上下定決心，主要是大大和強哥意見高度一致。然而，中國加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步伐，首先面臨的問題 是，對國際金融市場沒有控制力，當今全球有影響力的國家意志參與的一些國際金融財團，中國雖然也是成員國之一，但主導權和控制力在歐美大國政治及經濟財團手中，中國的話語權及影響力很小。

因此，有幕僚人士諫言，中國至少應當主導一個在亞洲有控制力的國家合作性質的銀行。此外，從亞洲來看，現存的多邊開發機構，也難以滿足亞洲經濟發展形勢和經濟治理的需要，需要創建新的機構，以便更好地解決亞洲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到了2013年10月，“大大”提出了籌建“亞投行”的“動議”，隨后該機構“靜悄悄地快速發展”，包括中國、印度、新加坡等在內22個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的財長和授權代表在北京簽約，共同決定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而英德法意的加入一下子點亮了整個西方國家關注的焦點，一時間引起諸多關注和議論。特別是美國和日本諸多智庫、情報機構，開始從戰略層面高度重視“亞投行”在未來地緣政治格局中不可小視的作用。

根據《籌建亞投行備忘錄》，亞投行的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初始認繳資本目標為500億美元左右，實繳資本為認繳資本的百分之二十。正式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的國家包括孟加拉國、文萊、柬埔寨、中國、印度、哈薩克斯坦、科威特、老撾、馬來西亞、蒙古國、緬甸、尼泊爾、阿曼、巴基斯坦、菲律賓、卡塔爾、新加坡、斯里蘭卡、泰國、烏茲別克斯坦和越南。現在，英國、法國、德國及意大利幾個老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加入，事實上正在改變“亞投行”的構成格局，亞投行事實上已經演變為一個超出亞洲的國際金融機構。

bwchinese中文網專欄作家孫興杰表示，關於中美歐三極的說法已經流行多年，美元、歐元和人民幣三足鼎立的格局也正在形成，在歐債危機開始的時候，中國給予了歐洲強有力的支援。

歐元流通的一個重要戰略考量就是要擺脫對美元的依賴，使歐元可以與美元分庭抗禮。眾所周知，借著馬歇爾計劃，美元迅速進入歐洲，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美元的任性讓歐洲國家面臨匯率風險，作為應對舉措，歐洲決定走向共同貨幣。

也正是因為歐元所肩負的政治使命，使之先天不足。金融危機之后，美元成為眾矢之的，雖然中國、歐盟都有所不滿，但是歐元陷入危機，人民幣則剛剛開始國際化。

如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對國際貨幣的區分：頂級貨幣和協議貨幣，前者因良好的信譽、流動性和廣泛的交易網絡而被認可；后者則借助外交和政治手段而被接受，任何一種國際貨幣都具有這兩種屬性。

金融危機消蝕了美元作為頂級貨幣的地位，而人民幣成為美元潛在的挑戰者，進入協議貨幣的軌道。

亞投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多邊金融機構為人民幣的國際化搭建了平臺，也觸動了美國的敏感神經。美國、日本對亞投行的反對幾乎是本能的。而歐洲國家加入亞投行則是勢所必然。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訪問學者江濡山表示，上次源自美國華爾街的全球金融危機及源自泰國的亞洲金融危機，意味著日益強烈的全球化在加速沖垮戰后形成的以美國利益為主導的全球金融格局，但那次金融危機並沒有沖破“緊閉大門”的中國國家意志主導的金融體系。

現階段，面向未來的新的全球金融格局尚未形成，而中國又在全球化進程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自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不僅給整個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都帶來了實惠，而且使得全球多數國家對“中國制造”產生了難以割舍的依賴。

江濡山認為，在這種情形下，中國面對整個世界，需要三樣東西：一是話語權，二是對國際金融業的影響力和把控力，三是尊重中國發展意愿並構建“包容中國一起玩”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而亞投行則正好滿足了中國想要的這三樣東西。

中華工商時報副總編劉杉表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最早提出建設亞投行，顯示中國對亞投行注入了國家戰略，該項目若能得以順利落實，將使中國獲利頗豐。

其一，促進亞太自貿區建設。

亞投行籌建直接目的是便利亞太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因此可以加快該地區欠發達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從而盡快實現區域內互聯互通。互聯互通是亞太地區促進要素流動的基礎，進而為實現中國版亞太自貿區目標提供硬體條件。

其二，帶動中國標準走向海外。

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增加，為中國具有顯著競爭力的基礎設施制造產業提供了潛力巨大的市場。如果機場、港口、公路和高鐵建設能夠大面積鋪開，將為中國創造巨額訂 單，從而帶動中國經濟增長。並在中國制造和中國建筑(601668,股吧)走向海外同時，將中國的基礎設施標準加以推廣，使中國基礎建設和裝備制造業擁有持久競爭力。

其三，加速人民幣國際化。

貨幣國際化的過程從結算、投資到儲備逐漸升級，一個區域內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市場，將在帶動中國出口基礎上，進一步促進人民幣貿易結算。在亞投行業務開展 后，中國可以亞投行信貸為先導，在地區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同時，通過促進直接對外投資帶動人民幣走出去，包括發行區域內人民幣債券等方式，為直接投資和基礎 設施投資提供配套融資工具。在增加結算、投資基礎上，促使區域經濟體增加人民幣儲備需求。

其四，強化中國規則制定權。

亞投行的建立，將提升中國在亞太地區經濟影響力，從而強化中國在這一地區與美國爭奪規則制定權的基礎。如果澳大利亞和韓國能夠隨后頂住美國壓力進入亞投行，將使亞投行結構更加合理，在中國領銜下，發達國 家與發展中經濟體共同制定投融資規則，由此改變發達國家以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機構主導國際信貸規則的舊有格局。

江濡山說，表面來看，“亞投行”不過是一個政府間合作的國際性區域金融機構，類似於中國的“政策性”銀行，旨在重點支援亞洲基礎設施建設，而實質上，亞投行具有遠遠超越區域經濟合作層面的戰略謀劃和極大想象空間的發展趨勢。

而此時，尷尬倒是美國，從目前情形看，美國政府的態度比較明朗：美國國務卿克里前不久在雅加達參加印尼新總統就職儀式時，對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直截了當地表達了美國對成立亞投行的保留意見。

江濡山說，如果美國不介入，明顯會被一股新興的國際金融力量所孤立，更顯得全球老大哥心胸不夠開闊；反而加入進來，至少有機會增加美國在“亞投行”中的“影響力及干預力”，但加入進來的確有些“沒面子”。

當然，美國在亞洲有著他的算盤，創建於1966年的亞洲開發銀行，是美國和日本主導的。美國戰略東移以后，亞開行顯示出的政治傾向。

不過，單就亞開行自身來說，經過多年發展，也已經是暮氣沉沉，貸款發放標準不一，很多亞洲國家在這個體系下，難以融到所需要的發展資金。

另外，中國倡導成立的亞投行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開發機構在性質上也有不同：世行和亞開行主要致力於全球和區域范圍內的減貧工作，而亞投行則是主要投資基礎設施，為亞洲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支援。

而美國對在亞洲地區建立一個新的經濟架構也有自己的計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

結合美國正與歐盟討論的那份單獨貿易協定，美國的整體戰略是建立一套新的全球貿易規則，就知識產權、國家補貼和環保問題設立更高的標準，而在所有這些領域，中國和美國都存在利益和處理方式的分歧。

所以，從另一方面講，亞投行也一定程度上幫助了中國對抗美國“重返亞洲”戰略。

當然，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但亞投行已經起步，這是改變全球國際治理格局務實的一步棋。亞投行的股權安排原則已經確定。但同時，亞投行也面臨很多的挑戰。比如，歐洲國家的加入，或許會對現有原則帶來沖擊，這也需要一個博弈過程。更為重要的是，亞投行的公司治理，將體現較為強烈的中國色彩，如何避免價值觀衝突，才是更為重要的事情。

劉杉說，戀愛美好，婚禮幸福，但過日子，磕磕碰碰在后頭，這考驗中國領導力，也會真正檢驗中國軟實力。

而中國亞投行之后發展的趨勢，江濡山表示，無論對於政治領袖還是財團精英而言，需要以淡定的心態看待“亞投行”的發展趨勢，任何主觀意志都應該符合兩個基本規律：一是全人類文明演進的規律；二是全球化趨勢下市場經濟的規律。

任何集團和個人無不首先從自身利益立場出發來決斷未來。亞投行的未來發展命運到底如何，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