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只要覺得是義務，就會變得簡單而美麗」 最會講故事的歐吉桑 吳念真談疫情下的人性

文●鄭郁萌

導演吳念真。(攝影者：陳宗怡)

綽號「台灣歐吉桑」的導演吳念真，25 年前的電視節目《台灣念真情》播出 3 年多，收播當年遇到九二一大地震，許多報導過的人、事一夜消失，讓他對「消失」在人生中的重量，體悟甚深。

他去年住了兩次院，一次在浴室摔倒，後來被診斷出有膀胱癌，2 次大病後，他對生命的價值有了新解讀。今年他推出監製的新節目《真世代》，再次深入台灣鄉鎮，記錄在地情感，並特別聚焦在跨世代的人情互動。

播出之際，卻遇到 COVID-19（以下稱武漢肺炎）疫情擴散。災難前後，往往讓人更省思人性。吳念真說：「當你過度強調權利所在，反而會忘記一個人應盡的義務。」

在瘟疫蔓延之時，在許多人、事、物消失之前，他用溫暖的語調，把故事留下來。

以下是商周專訪內容摘要：

我 OK 你先領，
這種善意表現，我看到很感動

商周問（以下簡稱問）：這波疫情中，什麼樣的人性表現讓你有感觸？

吳念真答（以下簡稱答）：人心有兩種，一種是自私的，那是求生本能，你不能說他錯；另一種是善的，像口罩這件事，有人發起「我 OK 你先領」，那些人覺得此刻不能做什麼，那我先不要領口罩，留給需要的人先領。我看到那很感動，是一群平凡的人，能想到最有利於大家的事情。

我常想起我小時候住的村莊，那是個礦區，災難死傷是常有的事，政府很遙遠，根本沒時間管到這邊來，報紙也不會寫。

颱風過後房子壞了，男人集合起來修理的房子，是沒有男人的地方、寡婦的家；你家煙囪斷了，沒辦法煮飯，那我煮更多分你吃；以前家裡有喪事，按禮俗過年不能蒸年糕，但是鄰居會多蒸送給你，結果辦喪事人家的年糕最多，因為大家都記得幫他蒸。

台灣人是這樣，人跟人之間覺得「這是我的義務」，就變成非常簡單，簡單而美麗。

但有時台灣不是，因為媒體太多，每個人上電視、在臉書講話都要找議題，找會刺激大家的東西來講，疑惑、不安會被誇大，訊息越多越沒訊息，然後就很糟糕，你本來應該有的那種美好、那種善，會被驚慌掩蓋掉。

比起 SARS，
不變的是恐懼，但我們辦到了

問：走過 2003 年的 SARS，你觀察這 17 年來，台灣人心有何變與不變？

答：不變的還是恐懼，SARS 時因為和平（醫院）封院是臨時發生，新聞一報，大家覺得說怎麼會這樣？醫護人員在窗口貼求救大字報，那個畫面，我現在都還記得。

但是我們學到了。這次政府反應不錯，比方說口罩用健保卡做實名制發送，居然 2、3 天就實施了。因為這些措施快，讓大家安心，跟 SARS 時的惶恐不太一樣，即使大家抱怨一下口罩，但不會讓人很慌，不知道要怎麼辦。

SARS 那時，我媽媽得了癌症，她應該要定期回診追蹤，那時她怕感染，不肯去醫院。結果因為漏兩次沒有追蹤，然後就移轉了，就這樣子走了。

但現在不會，我自己是個病人（編按：吳念真去年發現膀胱癌），回診時跟醫師聊，他們正把幾個樓層盡量騰出來，預備改成負壓病房，他們做了很多準備，我就更安心了。如果不幸得了武漢肺炎，沒關係，我就把它當成流感，我相信醫師會把我治好。

問：台灣是個危機社會，歷經多次天災人禍、國際孤立、國安威脅等，人們有變得更成熟嗎？

答：對啊，像是動物訓練成一種本能，危機一來，一有陰影他可以趕快閃。

如果沒有政府，危機發生的時候，你自己就會去解決問題。當你過度強調自己權利所在的時候，反而會丟掉做為人應盡的義務。我曾經講，以前颱風過後，大家會馬上打掃，淹水的垃圾想辦法運走；現在大家把垃圾堆在馬路上，然後罵阿兵哥為什麼沒出來幫忙。

第二就是衛福部長陳時中講過的，你要把自己照顧好，才能救別人。要講人道，說好話最快啦！最簡單舉例：所有朋友做生意失敗，你都出錢幫忙嗎？你那麼有錢喔？台灣本身的醫療資源有限，負壓病床只有一千多床，你要先做好最壞的打算。

去看別人的生活，
沒有貴賤，生活不容易，我們都很努力

問：瘟疫第一個摧毀的就是互信，人與人的溫暖互動能找回來嗎？

答：人性的基本是不會變的，如果你互愛互信的話，你會為對方想，也會有自信說，有一天我遭遇什麼，別人也會來幫我。

就像我爸過世前，他跟我講說，他過世時好朋友一定會來扛棺木，但是他們已經老了，都有矽肺病（編按：吳父是礦工），要我們花錢雇人來扛。這也是一種美好的感覺吧：「我相信朋友會來幫我，但是我朋友身體不好，不要叫他們扛這麼重的東西。」

結果葬禮前那些朋友來，我說：「爸爸叫我找人來扛棺木。」一個阿伯站起來手一揮：「這我的事，你不要管！」

出殯那天我走在他們後面，我們家巷子口有幾個階梯，很窄，阿伯們年紀都大了，他們還是奮力把棺木抬起來，風很強，把他們的褲腳捲起來，我看到蒼白的腿都在顫抖，一直抖，我忍不住大哭。我哭不是因為我爸爸過世，而是看到他們這樣。

如果我們可以回到最簡單的東西，從人的初衷出發，災難來臨的時候，就會比較持平點。

問：為什麼你此時再次做節目，訴說台灣小鄉鎮裡的人情故事？現在年輕人真的關注這個嗎？

答：我覺得像我這種角色，應該去做一些事情，讓人跟人之間可以更理解：你這樣過日子，但別人是那樣過日子。

像節目中報導的有個女生，白天是在那種西索米送葬的樂隊工作，下班後兼職送瓦斯，有人馬上就由高看低，覺得她是個藍領。我想帶你理解，她必須照顧爸爸，鄉下找工作不容易，她找到謀生的方式，你不覺得敬佩嗎？

你跳脫自己的生活，去看別人的生活，我們通通都一樣，沒有貴賤之分，生活不容易，我們都很努力。

有朋友說我不食人間煙火，說我的戲裡沒有壞人，壞人都會變好人。但其實只是觀點不同，我想做節目，讓觀眾看到離你比較遠的一群人的生活，目的就在這。

我覺得自己落伍，
反而容易跟年輕人合作

問：台灣邁入高齡社會，跨世代的溝通卻很困難，你跟年輕人對話有什麼心得？

答：有一次我在臉書上看到一個五十幾歲的朋友在教訓年輕人，我就回他：「你老了，你住嘴。」

我跟朋友講，未來世界是年輕人的，我們未來的日子沒有他們多，不要總是站在一個老先生的角度來教訓別人，而是跟他們一起工作。

比方說，我對老雜貨店有特別偏愛，就讓年輕的製作去拍三個老雜貨店，效果不太好。但是這些年輕人去找到一個部落的便利店，賣早餐、下午賣冰、教小朋友功課。因為原住民沒時間下山買衣服，老闆娘就去買衣服，她決定的樣子就會變成村子裡所有人的裝束。

當初只是要他們拍老雜貨店，可是年輕人找到一個新的角度，給我上了一課。

我一直覺得我很落伍，對自己做的事情沒什麼信心，可能也因為這樣，所以比較容易跟年輕人合作。有時拍廣告，會碰到老闆意見很多，我說那你自己當導演好了。這種老闆很快會倒店啦，因為他太多主見，就跟社會越離越開了，他不知道自己已經老了。

問：最近因為韓國片《寄生上流》在各大國際影展發光，很多人說他是「以國際都能接受的方式，說了一個韓國的故事」，你認為台灣在這方面該怎麼做？

答：有句話很臭屁、但很對，就是「越在地越國際」。

台灣想拍動作片、車撞來撞去，怎麼撞也沒好萊塢厲害；想在台灣拍戰爭片，武器沒有那麼好啦。所以你應該專心講屬於這個地方的故事，台灣其實滿多故事，滿多歷史的轉折很有意思，你有沒有認真思考去用這樣的東西，描寫一個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故事。

其實我覺得《寄生上流》除了電影本身之外，你不得不佩服公關行銷。奧斯卡是一個很市場的獎項，遠從韓國要到美國操作，很不容易，所以我們要學的很多。但我也想跟台灣朋友講，不要每次誰得獎，就是「某國人能，我們為什麼不能？」這種說法；不要每次遇到這種狀況就說「政府要加油。」要加油的是創作者自己，你到底有沒有寫出好東西來？

有年輕人說，他花了 3 年寫了個劇本，卻找不到人投資，他問：「政府你在哪裡？」喂，是誰規定你寫一個劇本我就要給你錢拍？政府什麼都要顧，政府的錢是來自人民耶！

我想鼓勵人的善念，想讓你理解，在你的生活世界以外，還有更寬闊的、真正的生活世界存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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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商業周刊》 168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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