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絲綢之路經濟帶”如何和利益攸關大國進行政治協調？

“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的背景、潛在挑戰和未來走勢

【編者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9月在出訪哈薩克斯坦期間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這一戰略構想。該構想突破了傳統的區域經濟合作模式，主張構建一個開放包容的體系，以開放的姿態接納各方的積極參與。重新激活這條古老的貿易頻道，對於沿途國家的經濟建設、地區繁榮乃至世界經濟的平衡都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構想一經提出，立刻引發了相關各國的高度關注。“絲綢之路經濟帶”提出的背景是什么？這條古老的文明之路能否再度承載起促進區域經濟繁榮、推動東西方文明交融的歷史重任？“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與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相比有何顯著特點？考慮上海合作組織和即將成立的歐亞經濟聯盟以及俄、美、日、歐等在該地區具有影響力的大國因素，如何在這些組織和利益攸關大國之間進行政治協調？“絲綢之路經濟帶”將跨越多國邊界，跨境物流需要充分考慮體制、官僚和腐敗等因素的消極影響。為了厘清這些問題，本刊編輯部特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參加討論，從歷史傳承和國際合作兩個維度，對“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進行梳理，在縱向與橫向的比較中進一步認識其內涵，評估其發展可能面臨的潛在挑戰，進而判斷其未來的走勢和前景。

王海運（中國中俄關係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上海合作組織國家研究中心高級顧問）

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是習近平主席2013年9月訪問中亞國家時提出的中國對大中亞國家經濟大合作的戰略構想，是新形勢下中國擴大“向西開放”的重要戰略部署，同時也是踐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大動作、貫徹新型義利觀的大手筆。

構想提出后引起國內外輿論的廣泛關注，得到“絲綢之路經濟帶”沿途國家的廣泛響應。由於習近平主席對構想內涵的解釋比較原則，作為國家元首的演講也不可能對此作出詳細闡述，政府有關部門亦未來得及充分闡釋，各方解讀出現不小差異。因此，歐亞問題研究界有必要對此進行深入探討和解讀。

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談到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時提及，這是一種“創新合作模式”，要從“加強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做起，“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

根據習近平主席的解釋，考慮到其他影響因素，筆者認為，對“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的基本內涵，大體可從以下方面去理解：

這是一個基本框架。首先制定一個框架，然后逐步充實具體內容，是中國戰略謀劃的習慣做法。由於是對外經濟合作構想，需要與可望納入這一“經濟帶”的主要國家，首先是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觀察員國進行溝通，並且根據其需求和愿望進行調整，以相互對接、協力推動。所有這些都需要一定的時間，因而很難從一開始就提出系統的戰略規劃。在一定意義上講，中國應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導者、推動者，而不是包攬者、領導者。豐富“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內涵應是所有有關國家的共同任務，因此，中國不可能從一開始就提出面面俱到的合作規劃。但是，不能長時間停留在原則性構想階段，以免被外界誤讀、誤解，或者被別有用心者曲解。

這是一個經濟大合作的構想。既然是“經濟帶”，理所當然應以經濟合作作為基本內容，涵蓋多個經濟領域的合作，並且遵循經濟規律、發揮市場設定資源的作用。當然，如此大規模的經濟合作離不開政治關係作為基礎，離不開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提供支援。而且，經濟合作必然產生政治影響，包括密切國家關係、促進有關國家通過發展經濟實現政治穩定。經濟合作也必然帶動人文合作，深化有關國家人民的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學習、相互借鑒。因此，習主席提出通過推動“五通”，“全面加強務實合作，將政治關係優勢、經濟互補優勢轉化為務實合作優勢、持續增長優勢，打造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促使地區各國成為“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好伙伴”。按照筆者的理解，還應進一步將整個大中亞地區連接成為一個新型地緣經濟板塊，為新興國家的崛起和世界經濟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進而集結起一支新興地緣政治力量，共同推動更加公正合理的新型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構建。

這是一個“經濟帶”而非“經濟區”合作構想。在國際經濟合作安排中，“經濟帶”與“經濟區”存在較大差別。“經濟帶”近似於“經濟圈”，有關安排不追求“緊密型經濟一體化”；而“經濟區”大多構成較為緊密的經濟一體化合作關係，並且需要建立必要的組織機構。“經濟帶”的開放性、靈活性遠高於“經濟區”，宜雙邊者則雙邊、宜多邊者則多邊，以雙邊促進多邊、以多邊帶動雙邊，自愿參與、協同努力。“經濟帶”的內涵也非常豐富，不是某一領域、單一項目的經濟合作，而是多領域、多項目的經濟合作。就“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而言，重點應是沿途國家需要、中國能夠提供支援的經濟合作項目，例如，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金融投資、商品貿易、資源開發、科技研發等。

這是一個以廣義上的“路”為重點的合作構想。“路”是關鍵詞。這里所說的“路”不是普通的道路，而是對古“絲綢之路”的復興與發展，是利用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油氣管道以及航空、互聯網、特高壓和智慧電網等現代科學技術建設的多維、多向的道路、資訊、能源互聯互通網絡，其覆蓋區域也更加廣闊。用習主席的話來說，就是實現“交通便利化”，“打通從太平洋(601099,股吧)到波羅的海的運輸大頻道”，“逐步形成連接東亞、西亞、南亞的交通運輸網絡”。其目標應當包括：極大地提高物流速度，擴展物流空間，降低物流成本，密切相互經貿關係；實現亞歐大陸兩端國家從太平洋到大西洋(600558,股吧)和印度洋的直接聯通，為亞歐大陸腹地國家東出太平洋、南下印度洋、西達大西洋提供便利。 這是一個覆蓋古“絲綢之路”沿途主要地區的合作構想。古“絲綢之路”有多條路線，主要覆蓋亞歐大陸中部地區。從現實可能及中國戰略需要看，“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重點也應是亞歐大陸中部地區，即大中亞地區、中國西部大周邊地區、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和觀察員國所在地區。“絲綢之路經濟帶”具有很強的包容性，不具有排他性，歡迎區域外國家提供支援、參與共建；但是吸收哪些區域外國家參與，必須以沿途國家的需求作為基本考量，而不能盲目吸收區域外國家參與，更不能允許某些區域外大國以參與為名進行攪局。當然，從長遠發展看，“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有必要根據需要與可能，逐步向亞歐大陸更廣闊的空間擴展。

這是一個秉承“絲綢之路”精神的合作構想。古“絲綢之路”所形成的“和平、合作、和諧”精神，體現了人類的共同價值觀，是人類的寶貴文化遺產。這與西方殖民主義者通過血與火的宗教東征和殖民戰爭所開辟的掠奪、奴役、壓迫之路完全不同，與霸權國家所力推的以控制他國經濟命脈、改變他國政治制度為深層目的的類似計劃也有著本質的區別。“絲綢之路”精神符合21世紀“國際關係民主化、世界文明多樣性”的時代要求，甚至可以視其為西部大周邊國家的“普世價值”。“絲綢之路”精神與“上海精神”所倡導的“共同發展、共同安全”理念完全相通，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對於弘揚“上海精神”、促進上海合作組織發展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趙常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歐亞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構想是惠及三四十個國家30多億人口的宏偉事業，實施后將是中國對世界發展和人類進步的重大貢獻。

“絲綢之路”發端於2 000多年前的中國，這是一條連接中國與亞、歐、非三大洲廣大地區的商旅之路、文化交往之路和友誼之路，以其對人類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載入史冊。今日中國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無疑是續寫古代曾造福於廣大民眾的美好篇章，意義重大。但世界變了，時代變了，今日“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意義和內涵遠遠超過古代“絲綢之路”，賦予強烈的時代氣息。該戰略構想涉及政治、經濟、人文、國際關係等諸多方面，但其擁有的“和平、友誼、合作、共贏”的宗旨與古老“絲綢之路”一脈相承，沒有改變。

“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起碼要實現習近平主席所說的“五通”目標，即“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試想，“五通”若能實現，在亞、歐、非三大洲即使不是全部國家，也是在相當多國家做到交通通訊互聯互通，貿易和投資自由便利，貨幣自由流通，人員彼此友好往來，這將是何等美好的景象。做到這一點，各國之間不僅貿易額會大幅度提升，政治不信任會有效化解，而且通過互通有無、互惠互利，達到雙贏多贏、共同發展。正因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可以帶來如此美好的前景，受到有關國家的廣泛歡迎。2014年3～4月習近平主席出訪歐洲四國，法、德等被訪國都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反應積極，就充分說明這一點。

不過，由於這個戰略構想涉及眾多國家，而各國的國情又不盡相同，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訴求和利益。雖然說該戰略構想總體上符合各國的利益，但也會有局部難以契合。目前來看，歡迎和贊同聲音多於懷疑和反對聲音，這就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創造了有利的前提和良好的民意基礎。

“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之所以受到歡迎，是因為它具有非常突出的特點，也可以稱做是優點，這就是它摒棄意識形態的羈絆，通過利益鏈條將有關國家聯系起來，強調通過友好合作達到互利共贏、共同發展，而實現的手段是通過友好協商、求同存異，最終結成“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

“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情，但作為一個新生事物，欲建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要使有關國家充分認識“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使有關國家認識到中國提出的這個戰略構想不是為謀一己之私，不會傷害它們的利益，愿意接受它，這需要一個認識和實踐的過程。筆者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難點不少，在中國國內和國際方面都存在，包括理解的誤區和實施的阻力。

國內方面：一是目前在部分單位和個人中存在理解方面的偏頗。例如，過分強調該戰略構想是為發展中國西部的需要，特別是為了解決新疆面臨的問題而提出來的，因此，忽視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是國家戰略，弱化了其戰略性，考慮不到這是需要舉全國之力完成的事業，導致一些地區和部門對這項事業關注不夠，甚至認為與己無關。二是存在解讀片面的情況，只強調“五通”中的某一項。例如，只強調推動運輸走廊建設，而忽視“五通”的其他方面。三是只看做是政府的事情，所有工作都要由政府包辦，忽視一切有愿望、有能力的企業、單位和個人，不分所有制形式都可以參與。四是存在“趕集”現象，不管是否具備條件都想一試。某些人不是為了從事與他國“共贏”事業而走出國門，而僅僅是為牟取個人私利前往。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一些單位和個體戶為牟取私利而干出一些有損國家形象的事情，其不良影響很長時間都難以消除，這個教訓不能忘記。

國際方面：一是俄羅斯迄今仍不十分積極。普京總統雖然在索契冬奧會期間在與習近平主席會見時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持積極立場，但他只強調運輸方面的協調與合作，而對政策溝通並未提及。可以認為，俄羅斯對如何處理其主導的統一經濟空間和未來的歐亞經濟聯盟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關係問題還沒有相對成熟的方案。由於俄羅斯是統一經濟空間的主導國，其立場多少會對中亞國家有所影響。中亞地區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不可逾越的地區，俄羅斯和中亞國家又是上海合作組織的成員國，如果它們口惠而實不至，勢必影響構想建設的進程。二是“絲綢之路經濟帶”覆蓋有三四十個國家，它們分別屬於若干定位並不一致的地區性國際組織。各國雖然都是獨立主權國家，但也不能完全違背已加入的國際組織對成員國的對外經濟合作的規定。因此，欲做到政策溝通，特別是在建立自由貿易區問題上，就會產生很大阻力，目前上海合作組織就存在這樣的問題。三是構想覆蓋地區是安全問題多發區，民族、宗教、領土糾紛、資源爭奪、毒品、有組織犯罪等問題引起的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威脅層出不窮，國家間信任度較低。四是目前已經存在的一些所謂“計劃”，如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等，也存在對構想建設的干擾。五是國際和地區形勢復雜多變，也會影響“絲綢之路經濟帶”覆蓋國家的外交決策和參與程度。

基於上述問題，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似應做到：第一，對構想要全面理解和正確解讀，使國內和國際社會形成正確的認識，避免產生誤解，特別是要求國內各地區、各部門能形成統一的認識，避免各行其是。第二，要對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的本意、欲達到的階段性目標和大致的實施計劃，以權威機構名義通過白皮書或其他有效方式昭示國內和國際社會，以發揮解惑釋疑和輿論引導的作用。在此之前和在推進的過程中要廣泛聽取國內外各方面的意見，修正計劃和解決實施中產生的問題。第三，在鼓勵國內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積極參與的同時，防止落實沖動，一哄而上。要做細致周密的準備工作，第一步一定要走好。政府要加強監管，切忌放任自流。第四，要通過市場手段帶動“五通”建設，政府要肩負政策溝通的重任，還要對經濟活動履行監管責任。第五，對構想實施的長期性和艱巨性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不要急於求成，指望一蹴而就。“五通”是齊頭並進還是孰先孰后，如何推進自由貿易區談判，要根據各國國情不同區別對待，不必劃一，爭取做到成熟一項就解決一項，談成一國就簽署一國。從戰略角度考慮，應優先考慮與中國周邊國家的建設進程。第六，處理好與區域性國際組織，特別是與上海合作組織的關係，使區域性國際組織能做到密切合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助力，而不要成為阻力。第七，做好資訊工作，與該項事業有關的理論研究也要跟進和配合。

李建民（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一） “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初衷

在幾千年人類文明史上，亞歐大陸充滿了血與火的經歷，只有古“絲綢之路”是和平之路、合作之路、友好之路。古“絲綢之路”的價值和理念在於相互學習、相互借鑒。中國之所以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首先是希望發掘古“絲綢之路”特有的價值和理念，並為其注入新的時代內涵。在全球化的今天，把古“絲綢之路”的價值理念發揚光大，實現地區各國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是中國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的初衷。

“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充分兼顧了國際、國內兩方面的戰略需求。首先，它是基於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長期以來，由於自然、歷史和社會等原因，中國西部地區在經濟發展方面相對落后。在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數十年后，東西部發展差距過大依然是困擾中國現代化全域的最大短板之一。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是解決國內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的重要舉措。隨著“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推進，將會有大量的資源從東部轉移到中西部，在“絲綢之路”上將培育出新的經濟增長極，引進產業、聚集人口，從而加快中西部的跨越式發展。目前，中西部各省都在積極運籌，希望在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大背景下，能夠抓住新的機遇，帶動和促進本地區的發展。

“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提出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要尋求全方位的開放格局。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東部沿海地區一直是前沿，且主要面向西方發達國家。從1999～2012年，中國的前七大貿易伙伴始終為歐盟、美國、日本、東盟、中國香港地區、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和外部環境均發生巨大變化，發達國家市場，尤其是歐洲市場的萎縮，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引起的連鎖反應給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方面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在新形勢下，要改變以往過於依賴美、日、韓及東盟市場的被動局面，通過中西部地區擴大向西開放，加強與中亞、南亞、西亞乃至歐洲地區貿易往來和經濟、技術、金融合作，從而形成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

從國際視角看，“絲綢之路經濟帶”兩端是當今國際經濟最活躍的兩個主引擎：歐洲聯盟與環太平洋經濟帶。“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大部分國家處在兩個引擎之間的“凹陷地帶”，經濟發展水平與兩端的經濟圈落差巨大，交通基礎設施供給嚴重不足。但此地有橫跨歐亞和與中國接壤的地理優勢，有豐富的礦產資源、能源資源、土地資源和人力資源。發展經濟與追求美好生活是該地區國家民眾的普遍訴求。“絲綢之路經濟帶”將在空間上形成串聯中外的軸線，成為促進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互惠互利、交流合作的紐帶。從長期發展看，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可進一步推動亞歐大陸各國的經濟合作，促進各國經濟發展，進一步改變整個亞歐大陸的經濟版圖。這一戰略實施的終極結果將會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進而構建國際政治、文化新秩序。

（二）“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區域合作的新模式

“絲綢之路經濟帶”橫跨亞歐大陸，綿延1萬多公里，途經近40個國家，總人口近30億。歷史上，古“絲綢之路”就分為北、中、南三線，將亞歐大陸眾多的國家連接在一起。而今天，中國與亞歐大陸國家的合作日益密切，“絲綢之路經濟帶”可通過靈活的合作方式，將更多的國家緊密聯系在一起。

目前國際上已有多個“絲綢之路”計劃版本，如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俄羅斯的“新絲綢之路”、日本的“絲綢之路外交”、 伊朗的“鐵路絲綢之路”、哈薩克斯坦的“新絲綢之路”項目等。比較這些計劃，最突出的特點是，制定者本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路構架藍圖，在很大程度上是強調自己的“連”和“通”，目的是一方面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讓競爭者邊緣化。由於多種原因，這些計劃或已停滯，或困難重重。對於“絲綢之路經濟帶”而言，從中得出的最重要借鑒是，有關各方應努力協調，找到彼此間利益共同點。只有兼顧地區各國的現實和長遠利益，立足於共同發展，才能真正實現“絲綢之路”的全面復興。

目前，“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各國政治制度不同，發展水平差距很大，開展合作顧慮很多，落實多邊項目受到資金的制約，需要探索一種各方都能受益的合作方式。與歐盟的“競爭導向的一體化”安排不同，“絲綢之路經濟帶”將更注重依靠區域主體自身的文明特點、發展特征、資源與制度稟賦的優勢來形成發展的合力，實踐一種“合作導向的一體化”，而不僅僅是通過一套無差異或標準化的市場準入、稅制、勞動力與貨幣規則來挖掘各自的競爭力。“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一種創新的合作模式和有效途徑，提倡不同發展水平、不同文化傳統、不同資源稟賦、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開展平等合作，共用發展成果，通過合作與交流，把地緣優勢轉化為務實合作的成果。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應當為區域經濟一體化作出更多的貢獻，成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領頭羊”，在擴大本國經濟發展空間的同時，實現與地區國家，包括區內其他大國經濟發展的戰略對接，進而打造一個幅員遼闊的歐亞經濟合作帶，使各國實現互利共贏。

中國明確表示在經濟帶中不謀求大國地位，其他國家也不應謀求。“絲綢之路經濟帶”不是“核心和邊緣”的剝削型經濟關係，也不是“依附與被依附”的不平等經濟關係，各國都是平等的參與者，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在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過程中，中國提倡新的義利觀，多予少取，這與霸權國家所力推的以控制他國經濟命脈、改變他國政治制度為深層目的的“新絲綢之路計劃”有著本質的不同。中國必須向周邊國家以及其他國家充分闡釋這一觀點，爭取周邊國家的更多信任和支援，避免“新殖民論”或者“勢力范圍論”的反彈。同時，“絲綢之路經濟帶”是開放型合作帶，歡迎區域外國家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也不排除與美歐大國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框架內開展合作的可能性。

（三）“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推動手段

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根本目的是使歐亞各國經濟聯系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更加廣闊，其手段就是“五通”，即加強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

政策溝通指的是無論是西部地區各省之間，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和地區之間，都需要重視和加強政策協調，就經濟發展戰略和對策進行充分交流，協商制定推進區域合作的規劃和措施，形成合力。 道路聯通意味著需要更加注重“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各國之間基礎設施的建設，以互聯互通為先導，逐步形成連接東亞、西亞、南亞的交通運輸網絡。目前，中國正在積極推動與中亞國家間建成鐵路、公路、航空、電信、電網、能源管道的互聯互通網絡，發展與中亞國家的資金流、物流、人流和資訊流等方面的合作，這是促進和幫助區域內國家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有效途徑，也是未來實現大區域合作的前提和基礎。

貿易暢通是國家之間深化經濟聯系的重要方式。經濟一體化的標志是貿易聯系的緊密化、擴大化和便利化。貿易暢通需要增進中國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各國的貿易往來，各國就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問題進行探討並作出適當安排，在互通有無、取長補短中不斷擴大貿易規模和優化貿易結構，在減少貿易摩擦和降低貿易壁壘中實現互利雙贏。

貨幣流通是對外貿易以外經濟聯系深化的又一具體表現。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將為中國與沿線各國的投資往來提供廣闊空間。各國要加強金融領域的合作，促進各國在經常項目下和資本項目下實現本幣兌換和結算，降低流通成本，增強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

民心相通是開展區域合作的民心基礎和社會基礎。與相關國家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 更需要從軟環境角度入手增進交流互信，重要的是人員的交流、文化的交融、價值觀的理解和滲透。各國要加強公共外交，推動智庫和媒體、消費者和企業、人才間的交流互通。

“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必須貫徹務實靈活的合作方針，多種合作形式並舉，“以點帶面、從線到片”，積極穩妥、循序漸進。不能急於求成，合作深入是水到渠成的過程。

（四）“絲綢之路經濟帶”境外建設應以中亞為重點

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點障礙和關鍵環節不在國內，而在國外，中亞地區應是現階段合作的重點地區。中亞地處亞歐大陸的中心地帶，地緣戰略重要性突出，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資源使其成為大國力量和各種政治勢力爭奪的地區。100多年前，英國地緣政治專家麥金利就曾預言，包括中亞在內的亞歐大陸的腹地是全球戰略競爭的決勝點。無論從地緣和安全形度，還是從資源和文化角度考察，中亞地區對中國都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目前，中亞地區已成為中國的核心利益區，是中國西北邊疆的安全屏障和經貿、能源戰略合作伙伴。當前，國際和地區形勢深刻復雜變化，中亞國家既具備利用經濟互補優勢實現共同發展的機遇，也面臨著外部勢力滲透干涉以及“三股勢力”等共同挑戰，唯有加強合作，才能營造和平、穩定、安全的環境。進入2000年后，中國與中亞地區的合作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中國與中亞國家3 300多公里的邊界已全部劃定，中國與中亞國家之間不存在任何難以解決的政治問題。2013年，中國與中亞國家關係全面提升至戰略伙伴關係，經貿合作規模增長上百倍，中國成為中亞國家的主要貿易伙伴。除雙邊層面外，在多邊合作領域，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使中國與中亞國家在安全和經濟合作領域有了相對完備的合作機制，未來亦可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天然的合作平臺。盡管“絲綢之路經濟帶”范圍廣闊，包括眾多國家和地區，但由於中亞是中國向西開放的第一站，對於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具有基礎性和示范效應，理應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板塊和核心地帶。中國與中亞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合作的主攻方向包括：

打造中亞國際能源合作示范區。利用好中國與中亞國家能源領域的互補優勢和國家關係優勢，抓住中亞國家期望同中國擴大能源合作的機遇，以積極進取、務實靈活的姿態參與中亞地區的雙邊能源合作及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的多邊能源合作，努力實現能源供應多元化，加快提升石油戰略儲備水平。

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框架內，中國與中亞國家繼續拓展區域內公路、鐵路、電力、通信、資訊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合作。雙方可制定相應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清單和投資指南，引導企業向重點領域和優先領域投資。

與中亞國家共同打造經貿合作區和開發區，形成相互依存的產業鏈。這種開發區不一定面積很大，但是它必須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為雙方共同需要，能夠引領當地的工業版面，解決當地的就業，並且能夠使得財政經濟騰飛。中國要像中心城市發揮溢出效應一樣，讓周邊地區得益。

（五）“絲綢之路經濟帶”與現有一體化組織的關係

“絲綢之路經濟帶”屬於跨國“經濟帶”，其規模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帶”，遠景目標是構建區域合作新模式。“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傳統的區域合作模式的區別在於，傳統的區域合作是通過建立互惠的貿易和投資安排，確立統一的關稅政策，然后建立超國家的機構來實現深入的合作。而“絲綢之路經濟帶”不是“緊密型一體化合作組織”，不會打破現有的區域制度安排。其實現途徑是以戰略協調、政策溝通為主的高度靈活、富有彈性的方式。“絲綢之路經濟帶”在實施過程中，需要處理好以下關係：

第一，避免出現“面條碗”效應。“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已有多個區域性合作組織，存在多種區域經濟合作方案：中國發起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一體化、美國倡導的“新絲綢之路計劃”、歐盟的“新中亞戰略”、土耳其倡導的“突厥語國家聯盟”、海灣國家合作理事會、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等。這些地區組織的一體化機制功能相近，卻不能互相代替。“絲綢之路經濟帶”不是上述地區合作方案的競爭者，而應與區域內已有的制度安排共同發揮作用，同時避免出現“面條碗”效應。

第二，未來中國面對的最大挑戰是如何處理“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缺乏主導國與推進制度建設之間的平衡關係。國際區域合作的實踐表明，缺乏公認主導國的一體化往往存在內部合作凝聚力不足。從長遠發展看，中國有可能成為新的區域合作的主導國。中國要設計如何在一對一合作的同時，展現多邊合作體系下的領導責任的合作機制，同時要有規則制定意識。不做制度安排不等同於不搞制度建設。國際上現有的區域經濟合作實踐表明，制度和法律建設十分重要。從操作層面看，中國可率先著手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基礎設施建設合作機制，系統推進該地區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

第三，要處理好與地區大國的關係。“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大國角力的舞臺，中亞於俄羅斯、南亞於印度都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政治與安全利益。中俄是亞歐大陸最具影響力的大國，印度是南亞大國，沒有這些國家的共同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將十分困難。中國在該地區要找好自己的角色定位，加強與這些國家在能源、交通運輸、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中的溝通和協作，共同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

孫壯志（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心秘書長、研究員）

“絲綢之路”作為一條橫貫東西、連接歐亞的商路之所以能夠載入史冊，是因為它不僅僅是普通的貿易頻道，而是促進不同民族和地區友好交往、使沿線不同國家共用千年繁榮的和平之路、合作之路。“經濟帶”作為區域合作的一種方式，依托便利的交通或自然條件，形成合理的生產分工和貿易結構，促進區域內地區和國家的共同發展。把“絲綢之路”與“經濟帶”合為一體，體現了一種全新的合作理念與合作方式。

新“絲綢之路”具有良好的人文與政治基礎

首先是古代“絲綢之路”的傳承。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東起中國漢、唐兩大王朝的都城長安，經河西走廊和新疆，而后穿越中亞、西亞到達歐洲，全長7 000多公里，延續2 000多年，是中國與中亞、西亞乃至歐洲和非洲各國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也是沿途各國人民共同創造的古代經濟奇跡。各國不僅開展商品貿易，也共同保障、維護頻道的安全。“絲綢之路”的發展經歷了多次較大的起伏，一般來說其繁盛與沿線國家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例如，中國的唐朝社會經濟空前發達，“絲綢之路”也達到了一個頂峰；同樣，沿線其他國家如果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中轉站和集散地就越多，可供貿易的商品也越豐富。“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古代“絲綢之路”在當代的偉大復興，平等合作的精神將會繼續發揚光大。

其次是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當今世界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不斷拓展，國與國的經濟聯系空前緊密，相互依存度提升；另一方面危機的傳導作用增強，各國抵御經濟風險和貿易保護的意識增強，出現了形式多樣的重重壁壘。亞歐大陸不僅歷史悠久，而且在國際政治和經濟格局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絲綢之路經濟帶”一邊是經濟快速發展的亞太地區，另一邊是經濟技術獨領風騷數百年的歐洲，中間則是資源豐富、潛力巨大的中亞、西亞國家，相互之間的貿易往來增長迅速，投資活動也越來越活躍，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有助於消除障礙，為開展多邊合作創造條件，使各方充分受益，實現共贏。

再次是雙邊政治關係的提升。“絲綢之路”沿線的國家盡管存在巨大的制度和文化差異，但普遍奉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希望與世界上更多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與中亞國家、中國與中東歐國家、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都逐步進入了“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例如，中國與俄羅斯以及中亞國家已經徹底解決了邊境糾紛，簽署了包括《長期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等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雙邊檔案，近幾年中國與中亞所有國家都建立了戰略伙伴關係，已經成為該地區最大的貿易和投資伙伴之一。這些國家彼此都把對方視為外交版面當中最優先的方向，領導人經常互訪，各個部門、各個領域、各個層次的合作都已經機制化、常態化，人員交流也達到了較高水平。

第二條亞歐大陸橋可以借此提升經濟與戰略價值

“絲綢之路經濟帶”最直觀的體現應該是交通、貿易、投資的便利化，是其他合作的基礎與前提。亞歐大陸幅員遼闊，國家眾多，地理條件復雜。蘇聯時期，經西伯利亞建設了連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第一條亞歐大陸橋，但這條線路距離過長，太平洋的出發點符拉迪沃斯托克又是冬季封凍的港口，經濟價值十分有限。20世紀90年代，隨著中亞國家的獨立，開始積極推動第二條亞歐大陸橋的建設。1992年連接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的國際鐵路聯運開通，改變了中亞經濟上的封閉狀態，促進了中亞國家的對外經濟聯系。第二條亞歐大陸橋概念上更廣，不僅包括鐵路，還有公路、航空、通訊等方面的互聯互通以及海關、過境、貨運等方面的合作。這條線路路途更近，可以大大節省運輸的時間，重建“絲綢之路”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提出來的，成為不少中亞國家外交戰略的核心內容。

中亞因為處於亞歐大陸的中央，對“絲綢之路”的復興意義重大。第二條亞歐大陸橋有助於把中亞再度打造成為亞歐大陸上的陸路交通樞紐，國際社會傾注了前所未有的熱情，一些金融機構也積極投入，出臺多種多樣的交通合作項目。例如，歐洲提出的“運輸走廊”計劃、亞洲開發銀行提出的中亞區域合作機制等，希望經高加索、中亞開通一個連接歐洲與中國的捷徑。第二條亞歐大陸橋在中亞國家經濟最困難的時候全線貫通，中國為哈薩克斯坦商品提供出口港，開放了多個陸路口岸，土庫曼斯坦則修建了到伊朗的鐵路。來自中國、伊朗、土耳其等國的大量廉價商品源源不斷進入中亞，對中亞國家緩解國內經濟危機、保證民眾基本生活需求、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於中亞國家經濟的恢復比較緩慢，基礎設施陳舊，過境能力有限，加上周邊安全形勢惡化，中亞國家間的經濟合作很不順暢，區域內的交通合作陷入困境。西方國家更關心中亞的能源開發和“民主”進程，俄羅斯則更注重建立自己主導的、具有排他性質的多邊機制，鞏固自己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存在，雙方都對中亞的基礎設施缺少投資的熱情，美國、歐洲的交通計劃還帶有防范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目的。另外，出於安全上的顧慮，中亞國家無法接受建設標準軌距的鐵路，也影響了運輸和通關的便利。在這樣的情況下，第二條亞歐大陸橋更多還是停留在構想和計劃當中，無法真正實施，只是國際運輸當中一個不被看好的選項之一。“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提出，有助於破解上述難題，推動一些跨國項目的落實，賦予第二條亞歐大陸橋全新的生命力。

“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創新理念打造區域合作新模式

作為中國領導人提出的一項重要外交倡議，共建從太平洋到波羅的海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實際上可以成為未來區域經濟合作的先導和基礎，也可以為區域內的不同國家、不同機制打造合作的全新平臺。由於線路上更加靈活，覆蓋面更廣，四通八達，呈現一種網絡狀分布；內容上也更加豐富，為相互的貿易、投資活動創造便利條件，政策上實現開放與互惠，都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合作的應有之義。在這樣的意義上講“絲綢之路”的復興，已經有了更高的層次，也得到了更加強有力的支撐。目前，在亞歐大陸上已經成立了一系列多邊經濟合作機制，如上海合作組織、歐亞經濟共同體、關稅同盟、中西亞經濟合作組織等，但都遇到了投資和交通方面的瓶頸。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各國意識到只有加強區域合作才能有效抵御風險，擴大了對經濟合作的客觀要求。

“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其內涵既有交通、能源、金融等重點領域的合作，也有農業、中小企業以及市場中介服務方面的合作，還包括科技、環保、旅遊、衛生、教育、救災等領域的交流。而且是一個開放的合作平臺，可以吸納區域外的國家、國際組織和國際金融機構的廣泛參與。另外，需要沿線國家的參與，強調合作共建，發揮各自的優勢，真正形成經濟發展的“分工協作”關係，為各國的經濟注入新的增長動力。“絲綢之路經濟帶”應該在以下領域率先取得突破。

在交通領域，可以通過實施一些跨境運輸合作項目，充分發揮現有的過境潛力；提高現有陸路口岸的工作效率，推動口岸設施的建設；簽署多邊檔案，切實消除現有公路運輸網互聯互通方面的障礙；發揮跨境鐵路聯運的優勢，同時推動新的鐵路項目建設，把中亞的鐵路與外部更多地聯系起來。

在能源領域，在建設石油天然氣管道項目的同時，加強對跨國管道的維護和安全保障；建立能源合資企業，不僅聯合勘探、開采油氣資源，而且在油氣資源的加工、運輸以及新能源技術方面開展合作；上下游國家在條件成熟時可以建立能源共同體，在能源的生產、市場、運輸等方面形成集約化，更具國際競爭力。

在金融領域，通過建立多邊金融機構和融資平臺，解決項目的融資問題；幫助各國規避國際上的金融風險，共同應對國際資本流動帶來的挑戰；改善投資環境，為相互投資提供優惠條件，有效保護投資者的利益。

“絲綢之路經濟帶”不同於傳統的區域經濟合作模式，是一種復合的、共贏的、開放的合作與交流方式，各國可以發揮地緣上的優勢，開辟一條不同發展水平、不同文化傳統、不同資源稟賦、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平等合作、共用發展成果的有效途徑。在全球經濟整體低迷、貿易保護主義再度抬頭的背景之下，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將提供一種全新的合作理念與模式，改變過去的區域合作模式，不是通過建立超國家的機構和約束機制，而是在尊重各國利益的基礎上尋求一種自下而上、自然而然的融合與互動，可以使世界的經濟格局更趨合理，保證區域內各國的經濟安全，以經濟合作帶動政治、文化交流，同時又以穩定的國家關係、安全上的相互信任促進經濟的共同繁榮與進步。

[俄]a.b.奧斯特洛夫斯基（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副所長、高級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聶書嶺譯（新疆中亞科技經濟資訊中心主任、副譯審）[1]

2013年9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哈薩克斯坦時在位於阿斯塔納的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提出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宏偉構想。“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一條分帶應該是從中國經哈薩克斯坦到達俄羅斯的莫斯科，然后再分別通向明斯克和聖彼得堡，途中經過俄羅斯的奧倫堡、喀山等城市。若從全域利益考慮，俄羅斯無疑對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這條分帶很感興趣。

一方面，這條在俄羅斯境內綿延2 223公里的分帶將促進交通基礎設施的改善，吸引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而不僅是銀行貸款。隨著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太平洋沿岸至大西洋沿岸的貨運將變得更加快捷。此外，該項目還可以成為發展公私協作關係的示范。

哈薩克斯坦尤其看重該項目在改善交通基礎設施方面的意義，因為它將帶動新的鐵路和公路建設，有利於改進哈南北間的交通狀況。而俄羅斯對該項目感興趣的主要有莫斯科、聖彼得堡、下諾夫哥羅德和韃靼斯坦共和國等地，因為它將推動這些最具活力的沿線城市的客貨運輸大幅增長，這些地方現有的公路和鐵路運輸能力早已不能滿足客貨運輸需求。

俄羅斯原則上已經做好加入這一項目的準備。俄聯邦交通部副部長a.涅多謝科夫在喀山（俄聯邦韃靼斯坦共和國首府）舉行的題為“建設歐洲—中國西部交通走廊”的國際研討會上說：“橫貫大陸的運輸項目指的就是振興‘絲綢之路’。這條新線路將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間的一些國際項目中發揮巨大作用。在2015年前將為該項目的實施劃撥800億盧布。”從他的發言得知，這條交通運輸走廊俄羅斯段的建設期要持續到2019年。我們認為，如果中、俄、哈三國能夠通力協作，是可以如期完成項目建設的。

另一方面，俄羅斯也有人反對該項目，俄羅斯國家鐵路股份公司就是其典型代表。目前，跨西伯利亞大鐵路根本沒有競爭者，可“絲綢之路經濟帶”項目建成后，就會出現有力的競爭者。隨著“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交通基礎設施建成並投入高效運營，跨西伯利亞大鐵路的作用就會逐漸削弱。

俄羅斯還有不少人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項目還可能對俄羅斯的“北方海上之路”項目形成競爭。但是，筆者及許多專家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項目和“北方海上之路”項目根本不矛盾。“絲綢之路經濟帶”項目是為中國經哈薩克斯坦和俄羅斯通往歐洲的往返貨運創造便利條件，而“北方海上之路”項目是為了建設一條給最北方的地區（北極區域）供應燃料、工業品和消費品，同時把那里開采的礦物運往內陸的交通干線。

西伯利亞大鐵路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發展實踐表明，早在這條鐵路的建設時期，就有大批移民被其經濟潛力吸引到沿線地區來定居，結果形成了許多新的居民點。建設南西伯利亞—中亞鐵路、中東鐵路時，也出現了這樣的情況。鐵路建設不僅能創造新的工作崗位，還能帶動貿易、餐飲、服務、金融、教育、衛生保健等部門的發展。只要看看地圖就會發現，如今俄羅斯人口比較密集的居民點幾乎都在鐵路沿線。尤其是在西西伯利亞、東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大部分的居民都聚居在西伯利亞大鐵路沿線地帶。當“絲綢之路經濟帶”在中國、哈薩克斯坦和俄羅斯的交通線路建成后，沿線的人口也將會出現增長。

當然，隨著“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將會吸引越來越多的投資，實際上受益的會是所有的經濟部門和所有的領域，20世紀初西伯利亞大鐵路和中東鐵路建成后曾出現過的繁榮將會重現。俄羅斯首先受益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城市將有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亞、克拉斯諾亞爾斯克、伊爾庫茨克等，相反，諸如托木斯克這些非沿線城市的地位可能會下降。從總體來看，這些沿線城市的基礎設施將得到完善，這主要是物流和貿易發展的需求，同時帶動金融、倉儲、批發貿易、賓館飯店業、工業生產的發展，甚至推動教育和衛生事業的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在俄羅斯境內的一些“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城市建設自由貿易區將是非常現實的，尤其是在聖彼得堡這樣的終端城市。在聖彼得堡郊外的芬蘭灣岸邊，擁有建設自由貿易區或自由經濟區的各種條件，就像在中國上海和深圳一樣。 俄羅斯韃靼斯坦共和國已經制定了落實“絲綢之路經濟帶”項目的具體規劃，它比所有其他聯邦主體對該項目的實施更感興趣。韃靼斯坦共和國不僅已建成了一條跨卡馬河的長155公里的鐵路，還準備建設莫斯科—喀山高速鐵路，它被視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內鐵路干線的組成部分。這條鐵路計劃於2018年前建成，也就是趕在世界杯足球賽在俄羅斯舉辦之前。

中俄之間的利益衝突可能在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同西伯利亞大鐵路的競爭，后者長期在毫無競爭對手的條件下運行了近100年。因此，俄羅斯國家鐵路股份公司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項目的主要反對者，它擔心會失去很大一部分貨運量。所以，必須設法解決這個問題，或者讓俄羅斯國家鐵路股份公司承接中國東北的一部分貨運，或者讓它擁有未來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開發企業的部分股份。

為了協調和落實“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項目，中、俄、哈三國應成立一個聯合工作小組，協商並制定在三國境內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具體規劃，統籌三方的國家利益。應該在國家層面上作出共同實施“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項目的決議，由聯合工作小組檢查監督項目實施進程，並向各國高層匯報。

楊恕（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關於古代亞歐大陸上中西方之間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交流的歷史，早就引起不少學者的關注，但是如何概括和形容這一歷史活動，人們一直試圖找出一個恰當的名稱。19世紀以來，已有不少學者試圖彌補這一缺陷。“絲綢之路”最早由德國人提出，后來被中國學者認同和采納，現已成為一個國際通用學術名詞。最早提出並使用這一名稱的學者是德國地理學家、地質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1912年，他歷時35年時間撰寫了《中國——親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為依據的研究》一書，書中描述了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間，中國與河中地區（transoxiana，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地區）以及中國與印度之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交通路線。作者時而把這條路稱為“駝隊之路”（die caravanstrasse），時而稱為“貿易之路”（die handelesstrasse），最終作者在敘述到公元2世紀托勒密（ptolemaeus）撰述的《地理志》轉錄地理學家馬里努斯（marinus）有關東西方絲綢貿易記載的時候，明確提出了“絲綢之路”（die seidenstrasse）這一名稱。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絲綢之路”逐步擴大了它的空間范圍。1910年，德國東亞史研究專家赫爾曼（albert herrmann）出版了《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作者在書中說，要把李希霍芬提出的“絲綢之路”西段延伸到敘利亞。雖然敘利亞與中國並沒有建立直接的聯系，但根據德國東方學者夏德（friedrich hirth）的研究得知：“盡管敘利亞不是中國生絲的最大市場，但也是較大的市場之一。而敘利亞主要就是依靠通過內陸亞洲以及伊朗的這條道路獲取生絲的”。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大批西方、日本的學者和探險家連續到中國新疆、甘肅等地進行考察，發現了古代中國與亞、非、歐各國交往的許多遺址和遺物，他們在相關著作中廣泛使用“絲綢之路”這一名稱，這並把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所能達到的地區都包括在“絲綢之路”的范圍之內，這不僅使“絲綢之路”的概念更加深入人心，也進一步擴大了它的空間和內涵，極大地豐富了“絲綢之路”的內容。20世紀初以來，“絲綢之路”一詞已為學界普遍接受。由陸上“絲綢之路”又衍生出了諸如“海上絲綢之路”、“瓷器之路”、“草原之路”、“沙漠之路”等諸多名稱，應該說，“絲綢之路”已經遠遠超越了“路”的地理學范疇。同時，隨著中西關係史研究的深入，“絲綢之路”也開始被人們看做是東西方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梁。於是，“絲綢之路”幾乎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代名詞。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各地區間的交流往來進一步加強，人們因而越來越注意各國人民歷史上的聯系，“絲綢之路”的研究獲得空前的活力。1986年，聯合國把“絲綢之路”研究作為“世界文化發展十年”三大計劃中的第一項內容，並將其列為重大科研攻關項目。1987年，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24次全球大會上，啟動了主題為“對話之路”的“絲綢之路”研究計劃。1988年，作為對聯合國“世界文化發展十年”計劃的響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啟動了“絲綢之路”總體研究計劃。在這一計劃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行了五次國際性重大學術考察：1990年的荒漠路線考察（西安—喀什）；1990～1991年的海洋路線考察（威尼斯—大阪）；1991年的草原路線考察（中亞）；1992年對游牧路線的考察（蒙古國）；1995年對佛教路線的考察（尼泊爾）。通過這些考察以及舉行學術會議等活動，大大拓展了“絲綢之路”研究的領域，促進了“絲綢之路”沿線地區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和理解，搭建了和平與寬容的文化橋梁。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迅速發展，“絲綢之路”不再僅限於研究古代絲綢貿易和交通路線，而成為研究古代整個東西方之間的交流活動，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宗教和科學技術等。

應該說，“絲綢之路”一開始是出於政治和軍事需要才開通的。公元前138年，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準備聯絡被匈奴從河西趕到西域的大月氏人，共同夾擊匈奴。張騫的這次出使首次開拓了“絲綢之路”，因此也被人們稱為“鑿空之旅”。西漢末年，在匈奴的襲擾下，“絲綢之路”一度中斷。公元73年，東漢班超再次出使西域，幫助西域各國擺脫了匈奴的控制，重新打通了隔絕58年的西域，並將這條路線首次延伸到歐洲。隨后，“絲綢之路”更多地體現為與貿易密切相關的經濟因素，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絲綢之路”研究都始終與經濟因素結合起來。這些年來，人們對“絲綢之路”的經濟作用提出了許多質疑，認為“絲綢之路”的存在毋庸置疑，但其經濟的重要性顯然被夸大。英國學者艾茲赫德（s.a.m.adshead）在《世界歷史中的中國》一書中提出了經濟作用不大的四條理由。據此，艾茲赫德認為，“絲綢之路”的真正意義是文化的而非商業的。耶魯大學歷史教授和作家芮樂偉•漢森（valerie hansen）也指出，貿易並非該道路網的首要目的，“相反，‘絲綢之路’之所以改變了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些沿著‘絲綢之路’走完全程或部分旅程的人播下了文化的種子，就像奇異的物種被帶到遙遠的地方，新來者在新家繁榮發展，他們與當地居民融合，而且常常吸收隨后到來的其他群體”。“絲綢之路”上的交通或許並不繁忙，但文化交流卻非常豐富，經久不衰。

從陸路到海洋，從戈壁瀚海到綠洲，途經無數國家和地區，來往於這條道路上的有士兵和海員、商隊和僧侶、朝聖者和遊客、學者和難民、奴婢和使節、得勝之師和敗軍之將。這一幅幅歷史畫卷便形成了意義模糊的“絲綢之路”。通過使節、駝商、僧侶、工匠和其他人員的往來，絲綢、金銀珠寶、玉石、馬、葡萄、苜蓿、石榴和核桃等沿“絲綢之路”得到交流。而且，“絲綢之路”不僅推動了沿線各族人民的物質方面的交流，還促進了各族人民思想、信仰、習俗、科學技術的傳輸和傳播。世界上有很多宗教，如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摩尼教、猶太教等都是經過這條路線傳入中國的，中國的四大發明也是由“絲綢之路”傳向世界的。沿“絲綢之路”還形成了一些幾種文化匯聚的區域，如巴基斯坦境內的犍陀羅文化、阿富汗境內的大夏—貴霜文化以及中國新疆境內的西域文化等。由此可見，無論是就“絲綢之路”通過的內層空間領域來說，還是就它涉及的外圍空間的國家、民族和文化聯系來說，“絲綢之路”都超越了絲綢本身的意義。

當前，“絲綢之路經濟帶”正處於戰略構想階段，它涉及的范圍大，國家眾多，國家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差異較大，這都給“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亟須沿線國家的相互理解和共同參與。因此，我們必須認真研究和思考“絲綢之路”的歷史文化意義，充分利用這一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秉承“文化先行”的理念，讓參與國家了解並接受這一理念，只有這樣，“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才更具可行性。

李新（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正在成為21世紀全球經濟中心，這一點已經沒有人可以質疑。這一地區創造了世界57%的gdp。但是，由於該地區“冷戰”結束后出現的“碎片化”發展趨勢，各國各地區經濟孤立發展，缺乏有效的經濟融合，與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相悖。這一地區經濟一體化程度較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游離於美、歐推動的“一軸兩翼”（美、加、墨自貿區以及tpp[2]和ttip[3]）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而這一進程與多邊服務貿易協定將會一起構成西方主導的另一個wto。

2013年9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發表重要演講，為了使歐亞各國經濟聯系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更加廣闊，第一次提出以創新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並提出從“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五個方面來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2013年10月3日，習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重要演講時表示，中國愿同東盟國家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並將建設“一帶一路”的倡議寫進了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規定“建立開發性金融機構，加快同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2014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2014年的經濟工作，要求開創高水平對外開放新局面，擴大全方位主動開放，抓緊規劃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推進“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推出一批重大支撐項目，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拓展國際經濟基礎合作新空間。

“一帶一路”構成了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戰略新格局和周邊外交戰略新框架，標志著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從開放的內涵上來講，從“引進來”轉向“走出去”，“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以開放促改革；從開放的廣度上來講，為發展中國西部地區，實施向西開放戰略，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從開放的深度上來講，順應世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趨勢，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實現商品、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

“絲綢之路經濟帶”立足中國西部地區的發展和開放。中國西北地區將通過徹底打通第二亞歐大陸橋，建設從太平洋到波羅的海的運輸大頻道，加強與中亞國家的能源和基礎設施合作，將中亞“凹陷地帶”與世界最大經濟體歐盟和世界經濟中心亞太地區緊密聯系起來，致力於與歐洲建設自貿區。中國和巴基斯坦共同建設“中巴經濟走廊”，打通新疆經巴基斯坦到印度洋的頻道。中國西南地區致力於打造“孟、中、印、緬經濟走廊”，聯通中國西南部地區與中南半島和馬來半島。

“海上絲綢之路”立足中國東南部沿海地區進一步向亞太地區開放。啟動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深化與中國台灣投資、貿易、金融合作。打造中國與東盟自貿區升級版，加快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拓寬合作項目融資渠道，加強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與澳大利亞啟動自貿區談判。“海上絲綢之路”還可以進一步向北延伸與俄羅斯“北方海上之路”（北極航線）連接，與俄羅斯加強沿線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

中國振興東北戰略與俄羅斯開發和開放東西伯利亞和遠東戰略實現有效對接。2012年9月apec峰會在俄羅斯遠東符拉迪沃斯托克召開，標志著俄羅斯啟動新的亞太戰略，西方圍繞烏克蘭危機對俄羅斯的制裁促使俄羅斯加速戰略東移，使俄羅斯東部地區融入亞太政治經濟一體化進程。這一地區的開發、西伯利亞大鐵路的現代化改造、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能源、原料、木材、農業等領域的開采和深加工需要資金和技術的國際合作。與中國振興東北戰略緊密相連，需要兩國政府對2009年簽署的《中國東北地區與俄羅斯東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合作規劃綱要（2009~2018年）》進行重新修訂，並落到實處。

“一帶一路”首先是一個橫跨亞歐大陸的由鐵路、公路、航空、海上運輸、油氣管道、輸電線路和通信網絡組成的綜合性立體互聯互通的交通網絡。這個交通網絡將作為世界經濟引擎的亞太地區與世界最大經濟體歐盟聯系起來，給亞歐大陸帶來新的發展空間和機會，並形成東亞、西亞和南亞經濟輻射區。實現該地區國家之間的“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從而帶動該地區的經濟發展，實現社會經濟繁榮、和平、和諧和穩定。發展與這些國家在資金流、物流、人流和資訊流等方面的合作，激活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中亞、西亞和南亞，乃至東盟地區的經濟繁榮和發展。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深化經濟技術合作，最終形成歐亞大市場，應當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基本方向和目標。

中國的“一帶一路”與美、歐、俄主導的“絲綢之路”計劃或構想相比，最大的特點就是開放性和包容性。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為中亞地區開辟經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南下印度洋的頻道，從而使中亞國家擺脫對俄羅斯和中國的依賴。歐洲的“歐洲—高加索—亞洲運輸走廊”（traceca）計劃同樣是為了讓中亞國家擺脫對俄羅斯的依賴。俄羅斯主導的歐亞一體化進程的目的是通過關稅同盟和歐亞經濟聯盟將原蘇聯地區國家重新整合在一起，排除歐洲和中國的參與。與此同時，俄羅斯還意識到里海作為交通要道的重要意義，積極參與泛歐交通網歐洲標準的9號線“南北交通走廊”建設。“南北交通走廊”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北歐國家、俄羅斯與波斯灣、印度洋和東南亞國家經過伊朗的交通運輸，同時保障歐洲和北歐國家的貨物到莫斯科、聖彼得堡以及經過里海北部港口到中亞國家的運輸。此外，由俄羅斯國家鐵路股份公司提出的“跨歐亞發展帶”構想目前已經通過了俄羅斯科學院主席團的論證，並有可能使之上升為國家戰略。作為開發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重要抓手，“跨歐亞發展帶”構想以西伯利亞大鐵路為主干，建成從大西洋經歐洲、西伯利亞到太平洋，進而穿越白令海峽進入阿拉斯加連接北美的交通、能源、電信一體化的發展帶。使俄羅斯成為西歐、北美、東南亞三大利益區的核心。這將與第二條亞歐大陸橋形成激烈競爭。

中國的“一帶一路”不具有排他性，可以與上述所有“絲綢之路”計劃進行對接，任何國家和地區只要愿意都可以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共用發展成果。實現“一帶一路”與俄羅斯的“跨歐亞發展帶”有效對接，可以促進歐亞經濟一體化，共同建設歐亞大市場，共同引領來自亞太和歐洲的國家參與亞歐大陸經濟整合的新格局，從而對當前世界經濟版圖產生重要影響，促進新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形成。

中國在“一帶一路”的建設中必須堅持以下原則：

1.合作方式應該超越單一資源和原材料貿易的局限，貫徹互利共贏的原則，貫徹新的義利觀，在確保中方投入安全的同時，讓資源國感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與周邊國家形成利益共同體。

2.在成員國之間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應從雙邊入手，增加對沿線國家經濟投入力度，加大政策性資金，特別是官方發展援助的投入力度，在兼顧自身利益的同時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3.“一帶一路”建設必須避免排他性，強調開放性和包容性，著力深化互利共贏的原則，統籌經濟貿易、科技、金融等方面的資源，發揮比較優勢，找準與周邊國家建設“一帶一路”的契合點，不能簡單地把相關國家變成中國商品銷售市場和原料供應地，或過剩劣質產能的轉移地。

4.在“一帶一路”軟環境建設方面，通過提高文化、旅遊和貿易商品質量提高消費者互信，通過互利實現企業互動，通過教育和學術機構的交流實現人才的互通。

5.在合作領域選擇上，首先要促進相互貿易發展，實現貿易便利化，創新貿易方式，改善貿易結構和質量；改善投資環境，加強投資合作，鼓勵直接投資，提高投資水平，擴大投資領域，增加當地居民就業機會；加強金融合作和貨幣政策協調，實現融資便利化，推進雙邊貿易本幣結算業務，防范區域金融風險；加強能源合作，提高能源產業的開采、加工和增值能力，實現能源進口和出口多元化，為能源消費國提供穩定的市場，實現能源生產與消費的互補，保障能源安全；實現現代農業合作，保障糧食安全。推出一批重大支撐項目，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拓展國際經濟基礎合作新空間。

楊成（華東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羅斯研究》副主編）[4]

2013年9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的演講中提出了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合作倡議。隨后，習主席在上海合作組織比什凱克元首峰會上再次闡述了這個思想。中國與歐亞地區國家的共有歷史記憶在這一時刻被重新激活，一種基於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理念而構建的新的合作機遇開始浮現。

問題在於，這項重要倡議如同中方此前的諸項國際議程設置一樣，只給予了一個大致的輪廓而缺乏足夠具體的細節。無數的猜想和迷思由此產生。例如，“絲綢之路經濟帶”到底有多長？有多寬？這是一個經(本新聞來源：和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