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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初以來，國內銀行業出現了一波從高層到一線的離職潮，更有近40位“董監高”密集掛靴。這在中國銀行(601988,股吧)史上也是不多見的，引起了廣泛關注。市場都在追問：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此次銀行業的離職潮？這反映了國內銀行業的什么深層次問題？
按照銀行離職高管自己的解釋，他們選擇離開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隨著金融服務的創新深化，信貸管理、工具使用、產品定價、風險預警等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二是前所未有的考核讓人力不從心，三是知識的更新跟不上銀行從業的需要。不過，這一輪“離職潮”更深層的原因，還與銀行業的不良率上升有關。從去年起的銀行業不良率整體上升的壓力傳導到一線，不良貸款率的上升直接影響到了信貸人員的收入。有離職的銀行業資深人士稱，“每一個持有銀行從業資格證的人都在課本里看到過，‘銀行不良率大於凈息差時就會虧損’這個公式，但在30年的職業生涯中，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這句話離我如此之近。”有銀行業人士坦承，自己所在銀行過去的不良率低得可以忽略不計，但今年三季度一開始出現井噴式爆發，看著一筆筆貸款從“關注”到“逾期”再到“不良”，“內心五味雜陳”。
在我們看來，銀行業內人士擔憂的不良率上升問題值得關注，今年發生的銀行業離職潮，與近幾年在宏觀刺激政策下商業銀行大幅放貸以及隨之而來的不良資產增加有著直接關係，顯示出了當前的“債務經濟”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
2008年以來，中國政府為了防止經濟出現斷崖式下落的局面，推出了規模龐大的“4萬億”計劃以及其他一系列刺激政策，各級地方政府更是紛紛推出了眾多的投資項目並向商業銀行大量舉債，地方政府債務呈現井噴式爆發，企業杠桿度明顯升高。這讓經濟恢復快速增長的同時，使經濟發展轉向了“債務擴張-信用擴張-利潤增長”模式，也給銀行業留下了嚴重的不良貸款後遺症。
特別是近幾年，隨著全球經濟整體放緩和中國經濟趨於下行，實體經濟信貸需求萎縮，集中在小微、資源性行業、產能過剩行業企業的還款能力下降問題陸續暴露出來，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也顯著上升，而存在於房地產行業的潛在信貸損失預計也規模不小。中國銀監會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雙升”，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末，不良貸款余額11863億元，比去年年底增加了3437億元，不良貸款率1.59%，較去年年底上升0.34%。這也是自2011年第四季度以來連續15個季度銀行資產質量持續惡化。更有媒體指稱，商業銀行或有一萬億元不良貸款被低估。從地區看，內蒙古、黑龍江、山東、浙江、山西等多個省區的銀行不良資產率均已突破2%，浙江（1778億元）、山東（1410億元）、山東（1219億元）三省的不良貸款規模更是突破了千億元關口。具體銀行機構方面，截止10月31日，16家上市銀行中有15家的不良貸款率上升，其中農行最高，為2.02%，其余上市股份銀行不良率也在1.3-1.6%之間，“農工建中”等四大行的不良貸款余額也分別在千億元以上。
中國的商業銀行在過去很長時間里是靠存貸款之間的息差來盈利，目前整個銀行業的平均息差水平大概在2.5%左右。逼近2%的不良資產率，就意味著風險成本接近銀行的毛利率，銀行盈利能力在被嚴重削弱。這對商業銀行來說十分危險。中國銀監會11月1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商業銀行前九個月的利潤增速從上年同期的13%放緩至2%，不良貸款撥備、貸款利差收窄和信貸需求疲軟都在侵蝕著銀行的利潤。以經濟發達的廣東省（不含深圳市）為例，其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率為1.72%，凈利潤增速連續三季度出現下滑，三季度末下滑接近10%。
此外，隨著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進程的不斷加快和金融業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我國金融體系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也讓大型商業銀行的利潤增速放緩。一是中小型銀行數量快速增加，銀行業競爭日趨激烈，截至2014年底，我國法人金融機構數量達4089家，從業人員376.3萬人，5家大型銀行的市場份額由2009年的51%降至2015年第三季度的40.4%。二是非銀行金融業態快速發展，證券、保險、租賃、信托等金融子行業的資產規模和市場份額不斷擴大。三是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截至2015年第一季度，中國互聯網金融市場整體規模已超過10萬億元。p2p、第三方支付、各種“寶”類產品對銀行的貸款、清算和存款業務造成了沖擊。
綜上來看，安邦咨詢（anbound）研究團隊認為，未來幾年，隨著整體經濟持續下行、結構調整力度加大以及更多企業債務問題和地方政府債務的暴露，商業銀行業的不良資產將持續攀升，當前僅僅是信貸風險釋放周期的開始。中國的商業銀行將面臨一輪業績下滑、估值降低、經營困難的“冰河期”。
銀行業離職潮的深層原因已經轉向不良率上升，根源在於中國“債務經濟”模式的不可持續。中國的商業銀行將進入一輪業績下滑、估值降低、經營困難的“冰河期”，不良債務攀升、利潤增速減緩、經營轉型和創新發展等多重挑戰將持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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