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學通：中國已具備“王道外交”的基礎

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蘇聯的解體，“美蘇爭霸”的兩極格局轉變為“一超多強”的局面。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的美國長期主導著國際政治秩序的發展和演變。進入新世紀，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伴隨著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快速崛起和西方的相對衰落，國際格局發生了新的變化。美國深陷反恐戰爭的泥潭，對國際政治秩序的主導能力相對下降，而中國伴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快速提升，對國際政治秩序的影響力也大大增強。

在這樣的背景下，世界權力出現了轉移，一些學者相繼提出了“兩超多強”、“g2”等反映中美實力變化對比的概念。與此同時，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的國際關係學界對崛起后的中國的對外政策也提出了諸多假設：有的學者認為就像當初美國取代英國一樣，中國也會走上“國強必霸”的道路；有的則認為中國可能建立一個中國主導的類似古代“東亞朝貢體系”的區域性政治體系。

那么，是什么導致了世界權力的轉移？崛起中的中國應當選擇怎樣的外交戰略與政策呢？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教授在其新作《世界權力的轉移——政治領導與戰略競爭》中提出了“道義現實主義”的新思路，引起了國內外學界和政界的關注。近日，光明網記者專訪了閻學通教授。

歐洲與東亞實力的此消彼長是引起世界權力中心轉移的決定性因素。

記者：閻教授，請問“世界權力中心”的具體內涵是什么？

閻學通：一個地區能不能成為世界權力中心，是由該地區國家的實力和戰略關係決定的，而不是地理位置。該地區必須包括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國家，然后該地區還應是國際爭奪最為主要的地區。

記者：根據您的觀察和研究，世界權力的中心在向哪個國家或地區轉移呢？引起這種轉移的決定性因素是什么？

閻學通：對這個問題，學界有著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世界權力中心正由西方向東方，有的認為從北方向南方，還有的認為正在向亞太地區轉移。我認為， 歐洲自十九世紀到冷戰結束都是世界權力的中心，而美國自二戰后一直是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國家，是世界權力中心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美國的這種實力可能還將保持二三十年的時間，因此，在分析是什么因素導致世界權力中心轉移時，我們應該把美國看作一個不變的常數。那么，我們就會發現：歐洲與東亞實力的此消彼長才是引起世界權力中心轉移的決定性因素。

“道義現實主義”認為，戰略信譽是一國政府講道義的核心，領導的類型決定了國家的興亡。

記者：實力的此消彼長引起世界權力中心的轉移。那么，又是什么導致實力的此消彼長？是經濟嗎？

閻學通：“經濟決定論”者是這么認為的，也就是所謂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有一個問題他們不能解釋：為什么中國的經濟基礎比美國差，卻能夠縮小跟美國的差距；美國經濟基礎比中國強，為什么不能拉大跟中國的差距？原因是什么？從更根本的意義上說，就是為什么在一定條件下弱者能趕上強者，而強者沒法贏得弱者。人類社會一個特別普遍的現象就是出現叫“以弱勝強”，弱者跟強者倆人斗，結果強者輸了，為什么？經過多年的研究，我提出了不同的理論，即“道義現實主義”。在《世界權力的轉移——政治領導與戰略競爭》一書中，我提出“崛起國的成功在於其政治領導力強於現行世界主導國”。這是道義現實主義對世界權力中心轉移原理的核心解釋。

記者：“道義現實主義”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是什么?“道義”指的是什么？

閻學通：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崛起國是如何取代現行世界主導國的地位的”。道義現實主義認為，在國內層面，政府講道義的核心是仁愛。在國際層面，良好的戰略信譽是一國政府講道義的核心。國家領導類型的不同，決定一國政府是否看重自身的國際戰略信譽。對崛起國來說，具備戰略信譽有助於它改變現有的國際格局，也有助於它建立新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簡單來說，就是領導的類型決定了國家的興亡，然后國家的盛衰再決定了國際格局的變化，成為世界領導之后的領導類型，再決定了國際規範的變化。

中國古代王道思想中的“仁、義、禮”等觀念與現代國際政治相結合，完全可能建立起“公平、正義、文明”這樣更高層次的普世價值觀，並在這種價值觀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國際規範。

記者：遵循“道義”與一個國家“權力”的提升是什么關係呢？

閻學通：道義現實主義認為權力是國家利益的最主要部分，是國家外交政策要實現的目標。道義對權力的影響有兩種情況：一是遵循或違背道義具有提高或削弱本國權力的作用，但不必然會相應地增強或降低本國的實力。比如安倍參拜靖國神社這樣的行為。另一種是情況是，遵循或違背道義不僅增強或削弱本國的權力，同時也具有增強或降低自身實力的作用。比如1990年的海灣戰爭。

記者：中國的崛起是舉世矚目的，認為中國有望趕超美國，形成新型的國際體系，但也有學者認為即使中國在經濟、軍事等方面趕上美國，也暫時無法在思想價值觀方面超越美國的全球影響力，對此您怎么看？

閻學通：中國的崛起能否改變現行的國際規範，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的價值觀是否與美國不同。有的學者認為“自由、民主、平等”是人類最高層次的價值觀，是不可超越的。實際上，將中國古代王道思想中的“仁、義、禮”等觀念與現代國際政治相結合，完全可能建立起“公平、正義、文明”這樣更高層次的普世價值觀，並在這種價值觀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國際規範。 2013年，中國提出將對外戰略由“韜光養晦”轉向“奮發有為”，習主席提出對周邊國家“親、誠、惠、容”和“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外交原則。我認為，這就為中國實行王道崛起戰略提供了現實的政治基礎。（文章來源：《世界和平論壇》公眾號）

閻學通簡介

閻學通，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博士，現任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世界和平論壇秘書長、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總編和《國際政治科學》總編。

閻學通的主要著作有《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中國崛起的國際環境評估》《國際關係研究實用方法》《國際政治與中國》《國際關係分析》《中外關係定量預測》《中外關係鑒覽1950-2005：中國與大國關係定量衡量》《歷史的慣性：未來十年的中國與世界》以及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