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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初心:當民進黨失掉「進步」價值

鉅亨台北資料中心 2018-08-07 09:50

【文 / 張育銘 陳舜協】

那一天,是 1986 年 9 月 28 日。「黨外」人士齊聚於被國民黨警衛和便衣警察包圍的台北圓山飯店,在國民黨的監聽下,祕密成立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在戒嚴時期,組黨是超級大禁忌,黨外人士冒著坐牢的風險堅持理想,帶領台灣走向民主化。組黨的關鍵人物有立法委員費希平與傅正教授,他們是外省籍菁英分子,率領著「組黨十人祕密小組」勇敢挑戰國民黨的威權統治。

在民進黨成立後 9 天,蔣經國於 10 月 7 日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和《新聞週刊》訪問時,率先預告台灣將要解嚴以及開放黨禁的消息,正式為台灣民主化的和平轉型拉開序幕。此後台灣政黨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對於台灣民主化的貢獻,黨外人士和民進黨的努力顯然有目共睹,其「進步」價值,在威權時代的台灣毋庸置疑。

從歷史脈絡看,民進黨與社會運動的發展,和台灣民主化進程一直密切相關。黨外時期持續不斷的社會運動,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下為民進黨的集結和成立營造了政治的環境,提供政治養分,而民進黨的投入,也進一步強化了台灣社會運動的規模與效應。

台灣是傳統華人社會,有著樸素社會公平文化傳統,這個傳統是社會運動的文化土壤,使得強調公平正義的左翼思想很容易在台灣發展和鼓動起來。另一方面,所謂「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國民黨威權統治也提供台灣左翼運動的政治土壤。國民黨是主要出身於江浙與城市資本家的政黨,在階級屬性上為買辦型的政黨,該黨的城市資產階級和買辦屬性與社會公平文化傳統發生的衝突,在大陸表現為無產階級工農革命與內戰,在台灣則表現為反對威權與社會民主運動。

1980 年代,蔣經國加速台灣社會的民主改革,先後做出解除「戒嚴」、開放「黨禁」與「報禁」等決定。80 年代後期,黨外人士對國民黨當局雙重施壓,一方面針對當局,組織街頭運動迫使其釋放被關押的人員,並呼籲開放「黨禁」。一方面針對民眾,運用街頭演講、成立後援會與動員民眾遊行抗爭等方式,促使社會運動由孤軍奮戰向組織化與規模化升級。

民進黨雖是在 1986 年才正式創黨,但嚴格來說,從「黨外運動」時期就一直醞釀著。社會運動,可謂是「黨外運動」及民進黨的核心構成要件。1980 年代中後期,台灣街頭社會抗議運動風起雲湧,如消費者運動、環保、勞工、農民、婦女、學生運動以及原住民與弱勢團體運動等,紛紛湧上台北街頭,抗議政策不公和社會資源分配不均。

「反對威權」的理念始終是民進黨作為對抗一黨獨大的國民黨的號召工具。由於黨外人士大多是抱持理想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跟青年,渴望推動社會進步和改革,不論是為了組織群眾或宣揚理念,社會運動的參與和實踐都成為了民進黨的主要活動。民進黨和社運團體(主要領導者多為公共知識分子)在「反對威權」的旗幟下攜手合作、分進合擊,雙方合作的空間在於各取所需,民進黨作為政黨以執政和進入體制為重要目標,社運界不與民進黨爭奪政權,而是希望透過理念伸張和制度改革,達到社會進步的目標,雙方根據現實需要成為對抗國民黨的合作夥伴。

雖然各領域所討論的議題和理論各自不同,但在台灣社運思潮中的主流方向大致類似,就是採取中間偏左的社民主義路線,包括縮短貧富差距、建立公平正義、尊重生態自然。這些理念也被寫入民進黨的黨綱,關懷面向則包括:本土化、人權、性別、弱勢、教育、環保等。民進黨主張推動中間偏左的進步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思想,企圖在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

在冷戰末段、1980 年代晚期,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席捲了全球,美國的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和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採取一連串的開放政策,如反對臃腫的國家政府、主張減稅、鼓勵全球化等,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因背後有經濟學理論的支持,加上實務中的確促進英美的經濟成長,使得強調社會正義和公平分配的左派政治理念受到嚴重考驗。

由於台灣是個選舉社會,民進黨靠動員群眾和選舉起家,從選戰策略而言,提出左派理念拉攏工農兵的策略,在當時顯然並非上策,而提出具有中間偏左、強調社會正義和公平分配的政見,反而能拉攏廣大中產階級的支持。諸多原因讓民進黨在早期擁有理想主義和進步主義的色彩,但最終在形成政黨之後,只能逐漸採取中間偏左的路線,這條路線必須仰賴民進黨和許多社運團體的合作才能奏效。

諷刺的是,陳水扁於 2000 年總統大選上位之後,民進黨逐漸背離當初合作的社運夥伴們,成為當初自己口中要打倒的資產階級政黨。當初民進黨創黨,是為了對抗勢力龐大的國民黨,因而四處廣納人才,組成對象龍蛇混雜。彼此的合作,是因為民進黨看到社運團體的民意基礎,有助於反威權、奪取政權,社運人士則希望透過合作來實現左翼社運主張並改造社會。因此,在國民黨執政的威權時期,雙方很容易達成合作共識,一旦威權消失,或是民進黨搖身變為執政者,合作的基礎就不存在了。

為什麼民進黨會背離社運夥伴?主要原因有二點。

第一,民進黨在上台之後,將自身定位從運動政黨轉型為議會政黨。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謝長廷曾說過,「民進黨在建黨的第一階段已經和革命團體做了劃分,確立我們不是要革命;第二階段,我們給民進黨的定位為運動政黨,在我們執政後的第三階段,其實民進黨就是一個議會政黨。」民進黨執政後清楚認知自己的歷史任務已經不同,而抱持理想主義無法幫助民進黨鞏固在議會中的席次,必須和充滿理想性的社運夥伴分道揚鑣。

第二,將政黨利益放在首位,犧牲社運界訴求。2000 年民進黨上台,主因並非民進黨勢力已經鞏固,而在於國民黨內部的分裂所致。民調居高不下的宋楚瑜因為不滿國民黨提名連戰參選總統,便退黨自行參選,導致鷸蚌相爭,民進黨漁翁得利的局面。對於有意連任執政的民進黨而言,如何增加黨內資源進一步鞏固既有的政治勢力才是重點,執政後優先考慮政黨利益,拋棄競選期間對社運界許下的改革承諾,與大財團及資本力量緊密合作。陳水扁執政八年間與大企業聯手,建立政商競租聯盟,不僅收買主要的工商團體,還大力推行有利於大企業和大財團的公營事業民營化。

經歷民進黨八年的執政,加上陳水扁貪腐事件,社運團體認清民進黨的投機本質,而將之定義為與大企業、大財團掛鈎的資產階級政黨,便逐漸和民進黨劃清界線,而且不願再擔任民進黨體制內分派的改革工作,而走上自主發展社會公民力量的道路,開創更多非政治類(或避免成為政治鬥爭工具)的社會組織和民間團體。民進黨在 2008 年總統大選慘敗之後,由蔡英文出任黨主席且設法重新找回社運界「老戰友」。蔡英文宣示 2009 年為「社會運動年」,試圖重建民進黨與社會運動界的聯繫,重新獲得了社會支持,並於 2012 年總統大選時,以「公平正義」作為競選主軸,成為台灣選舉史上首次不以族群為主導議題。

從選舉策略來分析,由於國民黨長期缺席和耕耘社會運動,民進黨的策略顯然是成功的。然而,台灣社會經歷陳水扁執政和貪腐,讓民進黨聲望一落千丈,即便蔡英文修復民進黨和社運界的關係,仍讓許多以往合作的社運人士有所保留。

經歷 2012 年總統大選的再次失敗後,蔡英文開始將社運的動能向下扎根,培植青年世代參與社運,希望藉此推翻國民黨政權。蔡英文於 2012 年卸任黨主席後宣佈成立「小英教育基金會」,透過基金會實施青年政治工作實習計劃,招募大學生進入立法機構的辦公室服務,或是安排他們到外圍社運組織的非政府組織(NGO)實習,透過參與實踐,近身觀察政治實務,同時舉辦工作坊吸納人才。

由於青年世代多半不瞭解民進黨的過往及台灣社會發展歷史,也不會特別留意民進黨過去背叛社運界的歷史,在強調改革的蔡英文主導之下,使得許多年輕人相信未來的民進黨會跟陳水扁時期不同。其實,蔡英文刻意扶植青年社團組織的目的,跟民進黨成立之初的「左翼」路線、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訴求早就分道揚鑣。

民進黨在蔡英文的指揮下,從 2012 年起協助和參與許多街頭抗爭,提供運動理念、口號、組織方法,也孕育許多學運青年投入政治活動。例如 2012 年 9 月「反媒體壟斷大遊行」、2013 年 8 月「洪仲丘事件凱道抗議」和大埔「拆政府」抗議、2014 年 3 月「太陽花學運」、2014 年 4 月「反核四」運動、2014 年 5 月「割闌尾」運動以及 2015 年 7 月的「反課綱」運動。這些抗爭的主力,都是深受民進黨培訓和引導的青年學生,包括林飛帆、陳為廷、魏揚、賴郁棻、賴品妤等人。

在輿論操縱選情的時代,蔡英文深知如何利用輿論和青年世代來製造議題,增加曝光度,並成功讓台灣民眾願意再度相信「英派改革」能為社會帶向嶄新的未來,最終民進黨於 2016 年重返執政,完成台灣政治的三度政黨輪替。然而,當民進黨成為執政黨,首次達到行政與立法部門的「完全執政」地位後,民進黨和社運團體的結構性衝突再度重演。

選前主打捍衛勞工權益的民進黨,選後不斷妥協,甚至背棄承諾。在經歷「華航罷工」、「一例一休」,再到「台鐵休假」,勞工團體終於對民進黨感到「絕望」,特別是民進黨「換個位置、換個腦袋」的思維。另一方面,力推「非核家園」的政策逼民進黨不得不重新啟用深澳火力發電廠,而在環境影響評估會議中投下關鍵一票的環境保護署副署長詹順貴遭到昔日戰友們的炮轟。在性別認同運動中,蔡英文在選前支持同性婚姻平權,完全執政後,卻因遭受民間反對而採取拖延姿態,此舉被社運團體視為背叛的舉動,揚言要在年底進行清算。

企圖從運動政黨轉向議會政黨的民進黨和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社運團體在本質上有著結構性衝突,在現實政治面前,民進黨更願意和大企業、財團和既得利益者站在一起,寧可得罪勞工階層和弱勢群體,被人們批評丟棄「進步」價值。

由於兩岸關係和政績不佳,民進黨面對即將到來的九合一選舉,充滿挑戰,迫於選舉考量,民進黨再度打出「統獨」分化族群的議題,無法與昔日的社運戰友重新合作。

身為執政黨的民進黨有必要重新思考,究竟抱持理想主義的社運團體和進步理念是否只是民進黨進行政治鬥爭的工具,抑或是追求社會正義、公平分配、提升民眾福祉才應該是民進黨的主要關懷和考慮。台灣民眾需要真正能夠提升民眾福祉的政黨。民進黨若想繼續執政,則非展開改革之路不可。

 

來源:《多維 TW》月刊 03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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