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代議制民主陷入重重困境

柴尚金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

在工業革命和自由資本主義時代，新興資產階級為防止王權專制和權力壟斷，接受並推行代議制民主，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以求實現國家權力的相互制約、相互監督。應該說，西方代議制民主在歷史上有其進步意義，但隨著時代的發展，西方代議制民主並沒有與時俱進，而是固步自封。近年來，在經濟危機的沖擊下，西方國家政治、社會呈現出明顯的“極化”特征，社會矛盾日益突出，西方代議制民主無力解決這一難題，陷入重重困境。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難怪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會發出“美國民主已死”的感嘆。

西方代議制民主陷入重重困境

一是議會與政府權力分立異化為朝野分裂與權力掣肘。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議會立法權與政府行政權之間的矛盾尚不突出，議會在國家結構中往往發揮決定性作用。進入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后，壟斷資產階級為便於控制國家權力，實行政府擴權，弱化議會權力，導致國家權力由議會向政府轉移，行政權力極度膨脹，政府與議會、執政黨與反對黨矛盾日益加劇。

20世紀30年代以來，凱恩斯主義盛行，許多國家政府職能加強，行政集權趨勢明顯，內外重大政策多由政府制定和執行。一些國家政府甚至有權解散議會，召集大選，議會則成了“橡皮圖章”，“三權分立”有名無實。議會作用弱化，自然給政府權力膨脹帶來機會，國家權力中心向政府轉移，議會立法和監督作用更不易發揮。美國總統行政權與國會立法權長期纏斗不休，這已成為美國政治的一個頑疾。隨著權力博弈愈演愈烈，政府與議會常常是各干各的，相互制衡的目的可能達到了，出了問題卻誰也解決不了，這一點在經濟危機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在當今網絡化時代，媒體成為“第四種權力”。為取悅輿論，政府和議會更特立獨行走極端，缺乏理性溝通和寬容理解，朝野矛盾和政治分裂進一步加劇。

二是政見分歧導致議會立法和監督功能紊亂。西方國家議會中的政黨往往因政見分歧而相互傾軋、惡斗不止。近年來，美國政治中的“極化”特征日益顯著，共和、民主兩黨的理念和政策分歧拉大，為了維護自身政治利益，兩黨常常互不妥協，在國會討論有關議案時，為反對而反對成為普遍現象。美國《外交》雜志曾有評論認為，美國國會實際上是一群極端分子在作戰。2010年3月，由奧巴馬總統倡導、民主黨議員全力推動的醫改法案在國會通過時，幾乎完全是以黨派劃線：參眾兩院中沒有一名共和黨議員支援該法案。這種現象在美國國會史上也是比較罕見的。在歐洲一些國家，左、右翼政黨在“大政府”與“小政府”主張之間游移不定，議會效率低下，對政府的監督能力下降，多黨民主最後變成多黨角力，加劇了歐洲政治的“極化”現象。

三是精英民主與社會參與民主尖銳對立。在西方代議制民主下，公民投完票后便退居一旁，國家事務由“代表們”決定，這些代表就是資產階級的政治代理人——“政治精英”。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選舉制度下的“一人一票”看似平等，其實不過是將政治權力由資產階級的左手轉移到右手，又從右手轉移到左手，掌握議會和政府權力的始終是“政治精英”。隨著資訊網絡技術帶來的人們交往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深刻變化，民眾參與政治的熱情持續高漲，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年輕人對工業社會產生的精英決策、社會追捧的代議制民主運作模式不感興趣，要求建立一種網絡式、扁平化、無中心的平等參與模式。著名未來學家奈斯比特曾分析道：“萬事都要親自參與的這種哲學，正在美國各地自下而上地傳播開來。”不止在美國，近年來，西班牙、希臘等國民眾頻頻發起各種抗議運動，旗幟鮮明地提出要破除精英民主，實行廣泛的社會參與民主。

四是選舉民主的實質是金錢民主。西方代議制民主下的選舉，候選人僅靠政策、演講和口才是很難勝選的，必須具備雄厚的經濟實力。美國是典型的金錢政治國家，選舉一向被稱為“燒錢遊戲”。曾幫助威廉·麥金萊贏得1896年總統大選的馬克·漢納就曾說過：“要贏得選舉，需要兩個東西。第一是金錢，第二我就不知道了。”1980年美國大選花費1.62億美元，到1988年翻了一番，達到3.24億美元， 2004年達8.81億美元，2008年足足花掉24億美元。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取消了對公司政治捐款的額度限制，后又取消了個人向候選人和政黨捐款的額度限制，2012年大選總開支達60多億美元。在選舉中得到捐助的政黨及候選人上臺后自然要“投桃報李”，捐者得官成為常態，如奧巴馬在2009年初就職總統后，大量委派他的競選贊助者出任駐外大使。

西方代議制民主陷入困境的原因

其一，西方民主的資本獨占性。西方代議制民主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制度表現。掌握經濟命脈的大資產階級及其政治精英通過復雜的社會過程和政治程式，將其掌握的經濟社會資源轉化為政治權力，不斷擴大政策影響力，把廣大民眾排除在國家重大決策之外。近年來，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全球經濟持續低迷，資本的影響力愈益強大，任何政黨都不得不向資本低頭，政治天平進一步向資本傾斜，政黨及政府日益成為受大資本操縱的工具。

其二，制度設計上的片面性。作為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表現形式，西方代議制民主重視形式上的選舉程式，把“一人一票”、多黨競爭當作衡量民主的唯一尺度，將復雜的政治民主簡單化為一套選舉程式。這種片面、單一化的政治設計，在付諸實踐時往往造成只追求民主形式而忽視民主實際內容的情況。事實上，選出來的未必是眾望所歸的領導者，選舉很難保證產生為人民執政的政府。西方國家這幾年遇到的困境，一定程度上就是西方代議制民主的弊端造成的。比如，過分強調“選民是上帝”，導致政府迎合選民、決策短視。盡管弊端百出，但西方國家對自己的代議制民主仍自信滿滿，不愿也不能順應時代發展變化而進行調整。

其三，西方社會政治生態的變化。國際金融危機后，西方國家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利益多元的特征日益凸顯，財富分配的“零和遊戲”愈演愈烈，造成社會內部的相互對立和情感隔閡。這直接導致公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趨向緊張，民眾參與政治的行為更加極端，大規模的罷工和示威抗議活動不斷，政府難以順利施政。在一些引入西方代議制民主的非西方國家，人們試圖更換領導人時，開始熱衷於訴諸街頭示威而不是正常的選舉。

其四，非西方民主模式的挑戰。西方在強力向非西方國家推銷民主時，並沒有提供“民主維修手冊”。因此，非西方國家使用“民主產品”出問題后，不知如何解決，這促使它們逐漸走上自己的民主之路。如拉美左翼鼓勵廣大民眾參與國家管理，實現社會參與民主，探索一種經濟增長、社會公平和民主治理協調統一的發展模式。委內瑞拉前總統查韋斯曾撰文揭露資本主義代議制民主的虛假性，認為“所有代議制民主不可避免的趨勢是官僚和精英體制”，他主張通過建立社區委員會等方式，支援和鼓勵基層民眾參政議政。玻利維亞左翼政府鼓勵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國家決策，把“人民是否有決策的權利”看作參與式民主與代議制民主的根本區別。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執政以來，提倡民族溝通融合，大力推動“公民革命”，以促進國家、社會和諧穩定，建立“美好生活社會主義”。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引起許多外國政要、輿論、學者的高度關注。他們認為，中國的民主政治對非西方國家具有啟示意義。上述這些表明，西方民主並不是唯一模式，非西方民主模式的探索實踐是對西方代議制民主的直接挑戰。

對西方代議制民主的幾點思考

首先，西方代議制民主不是唯一的民主形式，不可能取代其他形式的民主。西方代議制民主只是資本民主實現的重要形式，不應用西方代議制民主來否定其他國家不同民主的實踐，來取代協商民主、參與民主等民主形式。西方代議制民主片面強調選舉過程和程式，事實上，選舉並非民主的全部內容，選舉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也不必然帶來高效、繁榮、公平和穩定。換言之，西方代議制民主很難保證實現良政善治，在危機時刻，更容易引發政局不穩、社會動盪。

其次，西方代議制民主有明顯缺陷，但不會很快退出歷史舞臺。與古希臘城邦民主不同，西方代議制民主是建立在普選制和現代政黨制基礎之上的，有著特定的成長環境和生存空間，本質上是為了滿足資產階級廣泛參與國家經濟、政治和社會事務的需要而產生的。西方代議制民主作為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權力分立、相互監督和政治公開的制度設計在當前仍有合理性，也基本符合西方國家的國情和文化，因而仍然是西方國家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不可能很快退出歷史舞臺。

再次，同多黨制下的西方代議制民主相比，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有其獨特優勢。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行使立法權、監督權、重大事項決定權以及其他重要權力，人民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權和行政執法權，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行使司法權，都為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既不同於多黨競爭、輪流執政的政黨制度，也不同於一黨壟斷權力的政黨制度，而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反映和代表各自所聯系群眾的具體利益和要求，都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最大政治共識。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一樣，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符合中國國情，能夠最大限度地體現、包容和吸納各階層利益訴求，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目標下擴大有序政治參與，寓共產黨領導於社會廣泛參與之中。可以說，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更能體現當今人類民主發展的大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