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合一」觀察系列之一 選舉的迷思

【文 / 陳舜協】

雖然國民兩黨代表參選台北市及高雄市的人選尚未底定，不過，隨著陳菊出任總統府秘書長為蔡英文操盤九合一選舉，以及蘇貞昌願意「承擔」投入新北市長選舉後，選戰已全面開打。在台北，民進黨陷入是否要禮讓柯文哲的兩難，在新北，民進黨的唯一目標就是要戰勝國民黨。在兩場對國、民兩黨都極為重要的選舉戰場，哪個黨的執政理念根本無人關注，局中人想到的都是如何戰勝對手，而輿論界津津樂道的則是各種民調數據和選戰計謀，以及參選人的各種八卦傳聞。

台灣人已經習慣了這種選舉場景，大家覺得選舉本來就如此，已經很少有人去思考，這是否為民主先輩們追求的民主本質。作為獨裁對立面的民主，本意是讓民意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得到伸張，它絕對是人類政治社會和價值觀念的進步。但其表現形式的選舉，似乎已喧賓奪主，成為人們唯一的關注。當「非勝即敗」、「成王敗寇」的結果變成唯一的追求目標，使得政客們不惜利用仇恨、悲傷，一次次撕裂社會，也反噬民主的實質精神。

探源民主：不僅參與還須思辨

雅典式民主是西方民主制度中的濫觴，其運作方式可被稱為「直接民主」，與目前多數民主國家採行的「代議民主（間接民主）」不同，但對探究何謂「民主」，仍有相當參考價值。

雅典城邦實現民主的方式不是選出「領導人」或「民意代表」，而是所有符合資格的「公民」（不包括女性、奴隸）都能參與為討論公共事務發起的集會，想表達意見的公民或政治家都能在集會中發表演說陳述意見、爭取支持，其他公民在冗長的思考、辯論及彼此交換意見中建構自己的決定，投票是為了知道最多人有共識的政策方案，而不是由誰來執行，因為政策方案已定，誰來執行則是抽籤決定。

雅典式民主展現最初的普世人權價值─自由與平等。不過，有其根本性的缺陷，如僅限定成年、非奴隸的男性享公民資格，公眾意見形成共識或政策方案的過程冗長、缺乏效率等，但最終能成為「政策」，肯定都經過公眾參與、審思、辯論的過程，抽籤選出的官員是不折不扣的「人民公僕」。

目前全球沒有任何國家採行「直接民主制」，僅總人口 800 多萬人的瑞士採用「半直接民主制」的政治體制，總統輪流出任、公民投票決定公共事務，成為瑞士的常態。但他們依然有投票選出的國會議員。瑞士被廣為推崇是「直接民主典範」，卻付出行政效率低落的代價，以及偶然發生如 2009 年瑞士公投通過禁止興建清真宣禮塔等「多數不尊重少數」的反民主案例。

實施議會君主立憲制的荷蘭則是另一個常被討論的民主形式。曾為航海大國的荷蘭與台灣一樣擁有多元族群，長期小黨林立，由多黨組成具多數民意的聯合內閣已是常態。值得一提的是，荷蘭政府的決策中樞是「大臣會議」制度（Council of Ministers），政策由 12 名至 14 名部會首長連同首相協商共識決定，因參與會議的成員分屬 3 到 5 個政黨，政策通常要經過冗長的溝通、折衝與妥協，方能達成共識。若在會議中發生「多數不尊重少數」的情形，即可能造成某一黨派退出內閣，因此會議須確保最後出爐的政策能被大多數荷蘭人接受，並被荷蘭裔的美國政治學者萊帕（Arend Lijphard）將之稱為「協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誰是亂源？

相較於古希臘的雅典、現代瑞士及荷蘭的民主形式，以英、美為首的「代議民主」，展現更有效率、以菁英為主的體制，包括台灣在內，多數民主國家均採用，也是被檢討最多的民主體制。

「代議士」的設計是假定並非所有民眾有足夠知識及能力去提出並執行政策，需要藉由選舉推選政治菁英代表人民去管理政府、監督政府並執行政策。理論上「代議士」代表民意，應本著「為人民服務」的從政初心，認真討論出符合多數民眾利益的法案、政策，民選首長與民選代表既制衡又合作，帶領社會群體前進。

既然代議民主制與直接民主、半直接民主、協和式民主一樣，都能實現人民主權的好制度。那麼，問題出在哪個環節？

有關代議民主缺失的討論很多，台灣政壇不只一人提出「選舉是台灣亂源」的說法。但此言差矣，選舉制度是基於平等、自由原則，用來實現「人民做主」的一種設計。然而，以「選人」為主的選舉，本身就會大幅簡化對政治全貌的理解，凸出對候選人形象的要求，甚至為求勝選而充滿算計，令所謂「民主制度源於對公共政策的討論」成為一種理想。

台灣自 1992 年底舉辦國會立委全面改選、1996 年總統直選以來，實施西方認可的民主選舉制度已將近 30 年，歷屆選舉過程中，為求勝選而強調彼此的「不同」，不斷細化區分、切割，進行族群、仇恨、悲傷動員的例子不勝枚舉，充滿政治算計，讓大多數人分不清候選人實際的政策差異為何。

2000 年總統大選時，陳水扁、宋楚瑜、連戰競逐總統大位，多數人對那場選舉的印象只剩下「棄保效應」，這種讓選民放棄三組之中看來較無當選希望的候選人，把選票集中投給最有希望當選者，以求手中選票「有效」的心理遊戲，將民主制度最低要求「數人頭代替數拳頭」的政治算計發揮到極致；2004 年大選則有「3 ·19 槍擊案」，陳水扁是自傷或被傷至今仍是「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除了總統大選之外，地方縣市長選舉也不遑多讓，如 1997 年已故立委盧修一以重病之身在蘇貞昌造勢大會上的「驚天一跪」、2007 年高雄市長選舉投票前的「走路工」事件、2014 年台北市長選舉柯文哲被指「墨綠」及反核勢力「我是人、我反核」等。

民眾對歷來選舉的記憶點，都被簡化成幾個字，目的都是為了最大程度動員支持者出來投票。待激情過後，所謂「新民意」走馬上任後，在監督機制不夠健全情形下，從總統、立委到縣市長以及議員的任期都是四年，他們就像許多大學生自嘲「大學」的英文音譯為「由你玩四年」一樣成為難受控制的脫韁野馬，民眾阿 Q 地自我安慰「還好下次可以用選票制裁你」，接著重演詭異的歷史巧合，陷入無限迴圈。難道這就是民主的本質？

用理性共識 為人民服務

「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句話彰顯的「人人平等，言論自由」，也常被用來說明何謂「民主」。然而，除了捍衛說話的權利之外，多數群體能夠不考慮少數群體的感受，恣意決定任何攸關全民的政策嗎？

美國的學者柯亨（Joshua Cohen）提出「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論，倡議公民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理性審議、討論，過程兼顧個人權利與群體公益中達成「理性共識」，從而落實、深化民主制度。

2014 年太陽花學運之後被大家琅琅上口的「公民不服從」、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初期的「開放政府，全民參與」政策理念，乃至於文化部長鄭麗君時常掛在嘴邊的「審議式民主」，可見「容納多元、公民參與」的民主精神，已經被視為台灣社會對「偏食選舉」民主制度的修正。但空口說白話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徹底認清制度的沉疴，喚醒台灣人民重視實質的理性思辨與完善形成共識的機制，才是實踐民主的真諦。

來源：《多維 TW》月刊 03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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