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西方的沒落：有利于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正消失

英國上議院議員robert skidelsky撰文指出，而雖然貿易關係日益政治化，我們的領導人卻在敦促我們做好應對“全球化挑戰”的準備，並且很少有人質疑通過自動化削減成本的好處。在這兩方面，政客都試圖迫使渴望安全的不情愿人群作出調整。這一規則不但是絕望的行為，也是虛妄的。因為，顯而易見的，如果地球想要保持宜居，那么經濟增長的競爭就必須讓位給生活質量的競爭。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巴黎恐怖分子屠殺事件再次突顯，21世紀上空的陰云。危險與日俱增，目前的情況值得我們深思。

盡管預言並不真實，但一致的出發點應該是減低期望。英國市場研究公司ipsos mori社會研究所的一份報告稱：“在西方大部分國家，下一代人將享有更美好未來的假設已不復存在。”

1918年，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出版了《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如今，“沒落”一詞已成為禁忌。我們的政治人物用“挑戰”來取代它，而經濟學家的說法則是“長期性停滯”。語言在變，但西方文明時日（和金錢）不多的觀點卻沒有改變。

為什么會這樣？普遍的看法是這只不過是對生活水平停滯不前的反應。但更令人信服，民眾也開始明白的原因，是西方未能在蘇聯解體后建立一個安全的國際環境，來讓西方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持續下去。

這一失敗的最重大例子，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爆發。恐怖主義本身並不是對生存的威脅。帶來災難的，是恐怖分子來源地國家結構的崩潰。

伊斯蘭世界擁有16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3%。一百年前，它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地區之一；如今卻是最暴力的。這不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1989年文章《歷史的終結》中預見的“外圍”問題。因為大規模難民的涌入，中東的失序正在沖擊歐洲的心臟。

這一人潮的遷移和亨廷頓所預見的“文明的衝突”沒有什么關係。真相更通俗的認知是，昔日維持伊斯蘭世界和平的奧斯曼、不列顛和法蘭西帝國分崩離析后，一直沒有出現穩定的繼承者。這主要（盡管不完全）是歐洲殖民主義者的過錯。在帝國主義垂死掙扎時，他們人為地建立了許多日后注定要解體的國家。

他們的繼承者美國做得並不比他們好。我最近看了電影《查理•威爾遜的戰爭》（charlie wilson’s war）。影片講述了美國如何武裝同蘇聯對抗的阿富汗聖戰組織（mujahideen）。在影片末尾，美國昔日保護的組織演變為塔利班，而為他們提供資金的美國政客威爾遜說：“我們大獲全勝，但也搞砸了結局。”

“搞砸”是越南戰爭以來美國軍事干預的一個永恒課題。通過直接派兵或武裝反對組織，美國部署具壓倒性優勢的火力，在摧毀當地政府結構后抽身離去，任由這個國家自身自滅。

美國的決策不太可能體現什么理想的世界觀，即認為消滅獨裁者和建立民主是一回事。事實上，堅信理想結果必定產生是一個必要的謬論，只是用來掩蓋不肯堅定、明智地使用武力來實現所期望的結果。

不管超級大國具備多少軍事實力，缺乏使用軍事實力的意愿和缺乏有效力量沒有兩樣。只要有過一次先例，就失去了威懾力。

因此，2003年卡甘（robert kagan）的新保守主義命題：“美國人來自火星，歐洲人來自金星”提供了完全錯誤的指導。誠然，歐盟在綏靖主義的道路上走得比美國更遠。它是一個松散的半國家實體的脆弱神經中樞，其邊界形同虛設，並以人道主義論調掩蓋懦弱。但美國的兵力部署亦只是間或的，既不可靠，效果也差，也遠遠夠不上火星標準。

與西方的沒落一起出現的，是東方的崛起，特別是中國（很難說俄羅斯是在崛起還是在沒落，但無論如何，情況都令人不安。）崛起的力量要納入正在消亡的國際體系，很少能夠和平實現。也許，超凡的西方和中國政治可以避免一場大戰；但從歷史上看，這將是意外之喜。

國際政治秩序日趨脆弱，正在破壞全球經濟前景。此次大崩盤后的復甦，是有史以來速度最慢的。個中原因十分復雜，但部分原因顯然是國際貿易反彈無力。過去，貿易擴張一直是世界主要增長引擎。但如今，國際貿易落后於產出復甦（而產出復甦本身亦平平無奇），因為有利於全球化的全球政治秩序正在消失。

這種局勢的一個跡象，是14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貿易談判以失敗告終。貿易和貨幣協議總算仍有達成，但越來越多是以地區或雙邊協議的形式達成，而非有利於范圍更廣的地緣政治目標的多邊協定。比如，美國所領導的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關係協定（tpp）就是為了針對中國；而中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則是對被排斥在tpp之外的反應。

也許這些區域的討價還價，只是邁向更廣泛自由貿易的一步。但我對此感到懷疑。一個分裂為政治集團的世界，也將出現以保護主義和貨幣操縱維持的貿易集團。

而雖然貿易關係日益政治化，我們的領導人卻在敦促我們做好應對“全球化挑戰”的準備，並且很少有人質疑通過自動化削減成本的好處。在這兩方面，政客都試圖迫使渴望安全的不情愿人群作出調整。這一規則不但是絕望的行為，也是虛妄的。因為，顯而易見的，如果地球想要保持宜居，那么經濟增長的競爭就必須讓位給生活質量的競爭。

簡言之，我們還遠遠沒有制定出一套可靠的規律和政策，來指引我們通往更加安全的未來。因此，西方人對未來有不祥的預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