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回北上廣”的社會學意義：犬儒式的文化適應

北京師范大學2013級博士生安超在撰文中認為，重返“北上廣”並非簡單的向上或向下流動，也絕非簡單的文化再生產，對他們流動類型的分析要考慮經濟、文化、政治等具體層面，同時也要考慮個人的能動性。他們經歷了復雜的文化衝突，有過悲觀消極的時刻，也有積極的文化適應行為，不能一概而論。這一觀點值得關注。

——“逃回北上廣”現象的社會學考察

“逃回北上廣”是與“逃離北上廣”相伴而生的，其相關群體主要是“青年白領”，多為出身勞工階層的“70后”與“80後”大學生(“北上廣”，指北京、上海、廣州)。盡管農民工也常往返於“北上廣”，但他們仍處於社會流動的底層，其遷徙是平行流動，相對應的詞語是“用工潮”和“返工潮”。“逃回北上廣”的代表群體是受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新生代鄉土知識青年，相對於父輩而言，他們已經是成功向上流動的一代。當下新聞媒體和學術界對於“逃回北上廣”現象的研究感性描述太多，理性分析較少，對其生存狀態的描述過於悲觀;對於原因的分析比較消極，過於強調社會結構的決定性，強調他們是“被逃離”的，忽視了個體的能動性;另外，現有研究缺乏個人關照，缺乏對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下本土語境的分析。因此，針對上述不足，筆者在反思“逃回北上廣”現象的基礎上進行了問題界定、理論闡釋和實證研究。

一、理論關照：兩個制度、兩類教育和兩種文化

許多經典的社會學理論，比如吉登斯的反向流動理論，威利斯的文化再生產理論，以及奧伯格的文化衝突理論為此現象提供了可能的解釋。

(一)反向流動：現代性后果與本體性焦慮

吉登斯指出，社會流動的研究大都以流動的客觀尺度(流動的程度、方向等)為重點，對“主觀”感受研究較少，因此他特別研究了人們階級地位改變時的主觀感受。社會流動會產生不平衡感、隔絕感和漂泊感。為此，他提出了“本體性安全”和“本體性焦慮”的概念。大多數人對其自我認同之連續性及社會與物質環境的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對人或物的可靠性信心關涉到人的本體性安全。如果基本信任感沒有得以建立或內心矛盾沒有得到抑制，后果便是本體性焦慮。現代性的特征和后果有時會降低人的信任感，導致存在性焦慮。[1]。現代性即城市化，它對城市本身兼具創造性與破壞性作用。一方面，城市化集中了人力、物資、服務與機遇，同時也分裂、削弱了地方傳統和現存網絡的完整性。與集中化和經濟增長並存的是邊緣化所造成的危險后果，它使得發展中國家包括工業化國家大量城市居民處於邊緣狀態。

“重返北上廣”所反映的“大城市陷阱”與“小城市困境”便是現代性的后果之一。“北上廣”的過度城市化損害了邊緣群體的本體性安全，使身居其中的這些邊緣群體在焦慮中離開“北上廣”。而小城鎮也同樣如火如荼地經歷著城市化進程，傳統的農業生產體系被打破，原本熟悉的鄉村不在，身居其中的這些邊緣群體已經失去了自己在原來鄉土中的位置，被迫再次遷移。過度城市化以及中國特色的戶籍藩籬與社會排斥，形成了“大都市化陷阱”[3]，年輕人逃回家鄉卻遭遇“小城市困境”——交流圈較小，規則制度不完善，人際關係更復雜，向上的空間更逼仄，生活方式相對單調，“小地方，要靠爹”，回到家鄉反而“人生地不熟”，因此再次“逃回北上廣”。

(二)階層魔咒：“寒門”再難出“貴子”

在高度分化的社會中，文化資本是某種形式的權力資本，比如教育文憑，它已經作為一種資本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正變成新的社會分層的基礎之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能夠促進中下階層進行向上的社會流動已成為共識，然而，由此導致人們對於教育期望過高，過分擴張教育也帶來了不良后果。劉云杉指出過度教育導致“寒門難出貴子”，“擴招導致了大量新型學生及其非傳統境遇的出現”，“教育的篩選功能遭遇危機，越來越多的人獲得高等教育機會，而文憑作為能力識別、身份識別以及市場交易符號，在不斷膨脹中迅速貶值……窮孩子早已玩不起這場競賽……過去尚可待在底層，現在卻要使出全身解數，投入奔跑。假如停下來，即意味著再也找不到位置，哪怕是最底層的位置”

威利斯在《學做工》中指出，勞工子弟在部分地洞察主流文化時，也以反抗主流文化的形式選擇自己的道路。勞工階層子女並不是處於被動接受的地位，而是具有文化上的創造性與能動性，即便如此，他們仍然難以擺脫父輩的命運，繼續進入次級勞動力市場。

文化再生產理論可以解釋勞工階層子女為何以及如何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雖然農民工子女仍然難以擺脫相似的命運，向上流動失敗，重新落入下層階級(離開“北上廣”)，但由於學校具有文化再生產的功能，尤其是各類學校不僅“培養學生對統治階級文化的認同與尊重，同時還不斷排斥被支配集團的歷史、經驗與夢想”，“對於一個下層子弟來說，學校的生活意味著與其家庭、與其血肉相連的生活的斷裂”。農村大學生回鄉時已經無法適應原本出身的下層階級生活，重返“北上廣”是可以理解的選擇。

(三)身份困境：文化衝突與文化適應

文化人類學家奧伯格提出文化沖擊(突)的概念，“文化沖擊(突)”指的是“由於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社會交往信號和符號，對於對方社會符號不熟悉而產生的深度心理焦慮感”。金揚提出了文化適應理論，他認為，一個文化中的個人或群體向另一個文化學習和調整的發展過程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表現為“壓力-調整-前進”的動態形式，進兩步，退一步。文化沖擊(突)與適應理論還為此現象提供了積極的視角——“重返”並不一定是“逃離”，是“撤退”，也是人們主動文化調試和適應的方式之一。

文化差異和文化衝突也是青年白領“逃回北上廣”的主要原因。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差序格局依然具有強大的力量，並在小城市中被“固化”，權富二代“集體世襲”現象嚴重，“逃離北上廣”者作為弱勢群體二代，面對權力和關係網絡所形成的潛規則，無奈中只好再次“逃回北上廣”。中國城市之間的最大差距，很可能不在於經濟，而在於文化。這種文化不僅在於大城市擁有圖書館、博物館等良好的公共文化場所，更在於城市聚集了大量擁有相同文化價值認同的人群，這些為人們提供了強大的文化輻射，讓人們在物欲橫流的時代免於淪陷於精神荒漠]。

以上理論為“逃回北上廣”現象提供了部分解釋：“重返北上廣”現象是大都市與小城鎮過分或盲目城市化的后果之一;教育的擴張，尤其是高等教育過度化對此推波助瀾;“重返北上廣”伴隨著行動者的跨文化衝突和適應問題。然而，這些經典的西方社會學理論與中國“重返北上廣”現象的適切性是值得考量的，這就需要更為深入的本土研究。

二、多重敘事：自我宣稱與他人評價

“逃回北上廣”包含三個過程：來到、離開與重返，筆者將“重返北上廣”現象界定為“中下階層知識青年“向上-向下-再向上”的社會流動過程，並選取了農村大學生林夕(化名)為個案開展質性研究，了解被研究者林夕的身份變化和自我宣稱，揭示其個體的生命體驗和意義解釋，研究框架如圖一

2007年，林夕通過考研來到北京某醫科大學深造;2010年，林夕碩士畢業后試圖留校未果，並因故離開北京回到山東t市人民醫院工作;2012年，已在家鄉工作兩年的林夕因故辭職，通過考博重新回到北京。“家鄉-北京-家鄉-北京”，林夕戲稱這條遷徙路線為“屢敗屢戰，屢戰屢敗的屌絲逆襲路”，從碩士到醫生到博士，面對“看似光鮮的高文憑”，林夕卻經歷了復雜的心理過程，筆者擷取了一些本土概念，並繪制了林夕的遷徙路線圖(見圖二)。

林夕和他人的敘事集中在林夕的三個階段——碩士、醫生、博士，以及三個身份——文憑身份、職業身份、情感身份的認識變化和認識差異上。

(一)文憑身份：人文價值不敵實用價值

林夕對自己文憑身份的自我宣稱經歷了三個階段，這種變化反映了林夕對於“文憑”作用的認識和反思——從實用價值到專業價值。第一階段，林夕實現了第一次向上流動，認為文憑可以幫助他進一步向上流動，對文憑轉為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持有高期待，以為考上了碩士，戶口遷了，自己便成了“北京人”。第二階段，林夕向上流動失敗，於是反向流動，林夕認識到文憑並不能轉為高經濟收入、高社會地位，文憑“貶值”了。第三階段，林夕試圖再次向上流動，不過這一次林夕不再刻意謀求文憑轉化為高社會地位、高經濟資本，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文憑的“專業價值”，對自我實現的重要性。

而林夕的母親卻始終以實用價值為重——“換飯吃，換錢花”。 林母對於林夕“碩士”“博士”身份的認識帶有強烈的“實用主義”傾向，覺得文憑具有“時效性”。文憑的主要作用就是“換飯吃，換錢花”，認為文憑的作用就是可以交換利益，如果在一定的年齡，文憑還不能兌現成為社會資本、經濟資本，便應讓位給現實。30歲的人要完成結婚生子、傳宗接代、贍養父母等一系列責任，如果文憑不能轉化為實際價值，高文憑的繼續獲取可以暫緩。因此，林母認為林夕讀到“碩士”就夠了。林夕同事王某也認為，“文憑就是敲門磚，進了門，在我們這里，就要看誰的關係硬，誰更會來事了”。

顯然，對於文憑身份的認識，林夕與家人和朋友是有衝突的。經歷過高等教育和都市文化熏陶的林夕，認可文憑的獨特價值，認為文憑除了可以獲取現實資源，還應帶來尊嚴感、自我實現等。而林夕的母親和同事認為文憑的主要作用是交換現實利益，要在一定年紀之前換成“票子、房子、妻子、孩子”。

(二)職業身份：專業精神不敵功利主義

林夕對醫生身份的解讀是“專業的技術，一流的境界”，一要醫術，二要醫德。醫術首先表現在專業性上，要求自己“在反復實踐中不斷掌握，做好質量控制”，而醫德“更重要的是所表現出來的精、氣、神……臨床不僅僅是靠專業知識和臨床技能，還需要推己及人、海納百川、慎獨自律的聖人情懷”。即便在工作期間備受打擊，情緒低落，林夕仍然提醒自己“不忘初心，要達到一心施救，除此別無他想的純粹境界”。

與林夕不同，林母覺得“老百姓(603883,股吧)最喜歡孩子當醫生，當老師。男孩子當醫生，走到哪里都不會失業，都有人送錢，是人就會生病嘛。女孩子最好當老師，工作穩定”。林夕回到家鄉當醫生后，林母更高興了，“孩子在跟前踏實，如果他山高皇帝遠，我和他爸指望不上。孩子在北京，買不起房子，我們也幫不了忙，不如回來，生活舒服”。

林夕的同事認為人情、關係比專業重要：“在我們這種小地方的醫院，關係比文憑重，人情比技術硬”。林夕在北京醫院實習的時候，雖然身份低微，盡管有關係、人情、金錢、權勢的因素存在，但在看病的專業情境上，“專業能力”就代表權威，他說話護士必須聽，哪怕是后臺再硬也要讓大夫三分;而在現工作單位，很多護士什么都不懂，都是走后門進來的，在這里，有錢的、有權的、有關係的才是“老大”!林夕對此頗為失望。

對於“醫生”這個職業身份，林夕非常珍視，他認可自己的專業身份和精神，並以此為豪。然而，林母更重視醫生的實用價值。在小城市，講人情、拉關係之風更甚於大都市，有錢、有權、有關係才是“權威”，由專業知識而確立的“知識權威”地位無法凸顯，醫生無法得到應有的尊重。在對“醫生”這個身份的認識上，林夕與林母及他人也是有衝突的。

(三)情感身份：責任感不敵負累感

如果說文憑身份和職業身份可以幫助林夕獲得經濟、政治、文化等資本，情感身份便是林夕生活的感情依托，這些感情主要包括與家人、朋友、其他陌生人(同事和病人)的感情等，分別對應著林夕的身為長子，身為朋友和身為社會人的身份。

身為長子，林夕背負著光宗耀祖和傳宗接代的責任與衝突。要“光宗耀祖”就要“背井離鄉”，外出“讀書”，但讀書下來，一般人在年齡上已經少則二十五六，多則三十出頭，往往誤了傳宗接代的責任。再加上林夕認為自己“相貌平平”，近幾年“買不起樓”，結婚無望，面對父母的催婚，他有了很大的情感壓力。

身為朋友，林夕經歷著“熟人”與“陌生人”的衝突。家鄉“有太多熟人，但卻沒有朋友”。七大姑八大姨……慢慢都變成了自己的“熟人”，林夕與這些“熟人”之間慢慢變成了禮尚往來的“人際關係”，卻沒有了“朋友”，找不到可以說話的人。沒有了共同語言和興趣的朋友，沒有了情感交流，林夕在情感上倍感孤獨，只能在網絡上發泄負面情緒。

身為社會人，林夕經歷著“信任危機”，尤其是面對同事和病人。他認為，這是因為“老百姓喪失信仰，唯利是圖，缺乏信任，警惕一切，致使全社會人人自危，每個人心里都窩著一團火，導致各行各業矛盾重重”。兒時家鄉淳樸熱情的待人之風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冷漠、猜忌，幾乎沒有信任感。人是理性動物，也是情感動物。理性帶來利益，情感帶來幸福。然而這些情感身份，並未能給林夕帶來相應的幸福感，反而讓他倍感疲憊和沉重。

綜上所述，林某最引以為豪的文憑身份和職業身份的重要價值——專業性、人文性與當地老百姓所珍視的價值——實用性之間存在著深刻的衝突，他得不到身邊人的理解與尊重，權威感和自我成就感非常低;林某的情感身份得不到足夠的慰藉，為了追尋夢想，發展自己的“專業性”，獲得尊重感和自我成就感，林夕選擇了離開。

三、新生代鄉土知識青年的身份衝突與文化適應

林夕身份變化和自我宣稱背后存在著的激烈衝突，本質上是屬於文化衝突，這是林夕重返“北上廣”的主要原因，也反映了中國土地上發生著的文化衝突。

(一)新型鄉土文化的產生與內部衝突

當林某興沖沖回到家鄉時，他兒時熟悉的鄉土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首先，鄉土社會世俗的實用主義與城市化的拜物主義結合，形成了新功利主義;鄉土社會的差序格局與城市化的商品交換結合，強化了差序格局的利益交換，形成了人情、權力、金錢交換甚囂塵上的新人情文化;鄉土社會的熟人文化與城市化的陌生人文化結合，導致人的信任感降低和不安全感，而這些反過來又加劇了人們對於物質安全的過分追求。

“中國傳統鄉村民眾就具有實用主義思維，也主導了他們對子女教育和學習的認識，他們的教育觀念呈現強烈的實用化傾向。他們對於教育的思考都是基於當下的需要，而非子女未來的生活或者素質的提高……既不是為了博取功名，也不是為了修養德性”[13]，林母便是典型。起初，她覺得林夕考上大學跳出“農”門是“光宗耀祖”，兒子能擺脫農民生活，她就已經感到很知足，但是后來物價飛漲，房價居高不下，“錢越來越重要，無錢寸步難行”，林母的不安全感越來越重，所以，她希望兒子的文憑要趕緊換成“錢、房子、媳婦”。林夕也發現家鄉存在嚴重的“一切向錢看”的風氣，“醫生首先想著怎么創收，而不是怎么為病人看病”。這些變化並不是鄉土社會的原有特征，而是城市化與鄉土社會世俗文化媾和的結果。林夕的遭遇是兩種文化衝突的結果，所以，並非城市化占上風，而是兩種文化的衝突與結合形成的新型鄉土文化主導了林夕的行動。

(二)新生代鄉土知識青年的產生

《鄉土中國》提到中國最早的文字是廟堂性的，一直不是鄉下人的東西。生存和保命是鄉村民眾思考問題的基點，鄉村民眾對於教育具有實用主義的思維邏輯，即“實際和狹隘的功利主義傾向”，然而，精英取向的高等教育往往遠離功利主義的鄉土生活。劉云杉認為，對一個下層子弟來說，學校的生活意味著與其家庭、與其血肉相連的生活的一種斷裂……然而這些孩子在一種虛構的生活中真實地，同時是自我設計地成長著，頑強而生機勃勃。林夕初到北京的美好憧憬、對未來的展望恰恰符合上述文字所描繪的圖景。

一方面，林夕的家庭期待他用文憑換來實用價值;另一方面，精英教育已經把林夕培養成知識分子，同時具備智識上的專業能力和精神上的批判反思能力。現代性有兩大特征——專業性與反思性，專業主義已經成為現代性的重要特征，而且成為高等教育畢業生的安身立命之本。林夕對於碩士學歷、醫生身份之專業價值與人文價值的珍視，正是基於高等教育的結果和都市文化的熏陶。

然而，盡管林夕是知識青年，但仍然出身“鄉土”，天然地背負著鄉土家庭的責任重擔，也經歷了鄉土文化的熏陶，因此，他與城市精英知識青年有著天壤之別。比如，雖然他部分脫離了功利主義，看淡了金錢，重視文憑和職業身份的專業性、人文性，但依然內化了父母“光宗耀祖”的傳統教育價值，依然要背負“傳宗接代”“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傳統生育觀念，依然要應付鄉土社會差序格局里復雜的人情關係。

由此可見，“林夕”們已不能被籠統地歸類為中下階層知識分子，他們既不同於中上層出身的精英知識分子，也不同於未能實現向上流動的新農民工階層，他們屬於新型鄉土知識青年，既有鄉土文化的烙印，又經歷了都市文化的熏陶，他們在這兩種文化的衝突與碰撞中成長。

與傳統的鄉土知識分子——鄉紳不同，鄉紳在傳統社會里既有經濟優勢，又有社會地位，還是道德權威。新生代鄉土知識青年的處境比較尷尬，他們的社會或者文化地位較高，但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視情況而定，且難以躋身中上階層，在多元文化並存的今天也難以成為道德權威。筆者將其所處階層劃分如下。(見表1)

按照布迪厄、威利斯的文化再生產理論，精英文化與勞工/鄉土文化在林夕身上都有部分地再生產，比如精英教育向林夕成功地傳遞了專業主義，鄉土傳統傳遞了“傳宗接代、安土重遷、光宗耀祖”等觀念。然而，在多元文化和個人能動性、反思性增強的社會背景下，兩位社會學家的理論略顯悲觀。在中國社會變遷背景下，傳統文化、現代文化、后現代文化等多元文化並存，網絡傳媒的發達促進了資訊的廣泛傳播，使得文化生產已從封閉的學校轉移到了社會各個陣地，自由、平等、民主等字眼深入人心且正逐步變為可能，沒有一種文化可以單一、封閉地在某人身上再生產，因此個人選擇的機會和結果都存在豐富的可能性，這也是林夕可以不斷地往返“北上廣”的原因之一。

(三)中國傳統文化內部“安土重遷”與“背井離鄉”的衝突

自古以來，農民子弟要“躍龍門”便要背井離鄉、進京趕考，以跳出“農”門為榮，“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外出”是無法“衣錦還鄉”的。這種傳統觀念鼓勵的是背井離鄉的文化，表現在林夕身上，便是“學而優則仕”“跳出農門”，成為“人上人”和“到天子腳下，吃國庫糧”等傳統教育觀念仍然存在。然而，中國文化又重視安土重遷，這種傳統在現代表現為對“房產”的重視，“安家置業”使“安土”變成了“安房”，無形中也推高了房價。

那么，這兩種文化是否矛盾呢?中國文化的這種內部衝突統一或解決於“光宗耀祖、衣錦還鄉”的家族使命中。林夕母親讓他外出學習，獲得“光宗耀祖”的資本，帶著這種可以交換實際利益的“榮光”回到家里，置產置業，並讓整個家族“沾光”。“背井離鄉”是過程、是途徑，“安土重遷”是使命、是目的，兩者不是路徑的不同，而是工具和結果的區別。

盧作孚認為“家庭生活是中國人的第一生活，親戚鄰里朋友是第二社會生活。你須為它增加財富，你須為它提高地位。不但你的家庭這樣仰望於你，社會眾人也是以你的家庭興敗為獎懲。最好是你能興家，其次是能管家，最嘆息的是不幸而敗家”[14]，如果“安家立業”“娶妻生子”的目的達不到，衣錦還鄉的“榮光”也就黯淡了很多，這也是為什么林夕母親反對林夕再次入京的原因，林夕讀博士只會大大延緩“安土重遷”的節奏，目的達不到，“背井離鄉”(途徑)也就沒有必要了。

不過，現實狀況是現代人一旦背井離鄉，便退無可退。現在農村青年一旦考入大學便失去了土地，“退無可退”，已無法“安土”，成為必須買房置產的一類人，經濟壓力相應增加，隨之，經濟階層的向上流動也變得相對困難，這也是新生代鄉土知識青年與古代鄉紳的重要區別之一。

四、結論：犬儒式樂觀主義的文化適應

林夕將自己的遷徙路概括為“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屌絲逆襲路”。“屌絲”“屌絲逆襲”的詞語並非林夕的獨創，是中下階層“70后”“80後”青年的自我解嘲、自我寬慰、自我戲謔的網絡流行話語。與威利斯筆下嚴肅而悲觀地進行文化生產和再生產的勞工子弟不同，林夕們不僅用這種戲謔的話語嘲諷和反對主流文化，也在這種寬慰中實現著行為上的“不斷逆襲”。從奔向到離開再到重返“北上廣”，林夕受他人觀念的影響和干擾越來越少，重返“北上廣”是他的主動選擇，這並非一種“逃”，而是主動的文化適應，是深思熟慮的結果。

筆者認為，這是一種“犬儒式的樂觀主義”。犬儒主義指的是通過幽默或厭倦塵世的方式抑制情緒上焦慮的模式，看似是悲觀的，其實是一種“以退為進”的大眾智慧。林夕經過了糾結、矛盾，在30歲選擇重回學校，信念的支撐其實是對自我和未來的“樂觀主義”，林夕寫道：“在這個信仰喪失，道德淪喪，舉世浮躁的年代，我們不缺少思接千里眼界開闊無所不知的思考者和聒噪者，缺乏的是一根筋的許三多式的執著者。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堅持到底，不忘初衷，咬定牙關不放松。”因此，林夕的重返不是“逃”，而是積極的文化適應。

綜上所述，本研究得出結論如下：在中國社會變遷的復雜背景下，林夕重返“北上廣”的原因主要是都市文化與鄉土文化的衝突與結合產生的“新型鄉土文化”。林夕作為“新生代鄉土知識青年”，經歷了新型鄉土文化的內部衝突(如新功利主義、新人情文化、信任感降低等)，經歷了鄉土文化與都市文化的衝突(如實用主義與專業主義的衝突等)，經歷了中國傳統文化內部“安土重遷”與“背井離鄉”的衝突，這些使之自尊感和自我成就感大為受挫。但是為了自我實現的目的，他們以“屌絲逆襲”的犬儒式樂觀主義，通過獲取文憑的方式在文化階層上實現了再次向上流動。

重返“北上廣”並非簡單的向上或向下流動，也絕非簡單的文化再生產，對他們流動類型的分析要考慮經濟、文化、政治等具體層面，同時也要考慮個人的能動性。他們經歷了復雜的文化衝突，有過悲觀消極的時刻，也有積極的文化適應行為，不能一概而論，故也就不能用“逃”一個字來概括所有的“林夕”們。

盧梭稱“人生而自由，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特拉克爾也有“靈魂，大地上的異鄉者”的名言，都暗含人的本質之一就是“無家可歸”，只有人在旅途，才能夠尋找和發現自我。離開，可能是一種消極的精神流放，也可能是一種主動的精神開拓。具有批判反思精神的知識分子，就是折騰的、就是狂狷的，因為只有遠離俗世，才能保持這種批判思維和精神樂趣。正如劉云杉所論，知識分子“有‘游於藝’的精神和戲謔氣質……有恪守知識的操守，一定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近乎宗教奉侍的精神……是一個永遠把答案變成問題的人”。林夕就具有這些特征。

現實的磨難讓“林夕”們在肉體和靈魂上流離失所，失意的人生也可能造就他們更深刻的洞察力和深切的同情心，在生命體驗和思想感悟的深度上超越一部分人。林夕作為新生代鄉土知識青年，盡管觀念上突破不了傳統文化的桎梏，但已經在一定的限度上超越了功利主義，培育了向生命最高理想邁進的自由、審美意志。

作者：安超 北京師范大學2013級博士生

來源:青年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