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綱：全球經濟治理框架有利于中國

和訊商學院訊息 11月22日，北大光華舉辦了“中國經濟的熱點問題”學術研討會暨厲以寧教授從教60周年慶祝活動。國家統計局局長王保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科技部副部長張來武出席會議高峰論壇。

易綱表示，現在中國的經濟一定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要積極的參與全球的經濟治理。目前全球經濟治理和金融遊戲規則制定的整個框架，是對中國有利的治理框架。因此中國應該是一個積極的參與者、貢獻者，要不斷的完善這個治理框架。中國現在就是全球第二大的凈債權國，不久的將來可能成為全球第一大的凈債權國。我們是一個凈的債權國，全球治理體系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平衡債權國和債務國的利益關係。我們積極的參與治理，參與遊戲規則的制定，就能夠更好的保護中國。

    以下為論壇文字實錄

    李其：中國經濟增長強勁的時候，日子比較舒服，中國經濟形勢日益比較不容易的時候，國人對經濟形勢更關注，你們是不是在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的時候，一般感覺好像你給大家報告的，和大家感覺到的有點差別。

王保安：首先非常高興參加厲老師從教60年的慶典活動，中國應該增長的現實，是我們對中國經濟當前增長的表現，這恰恰就是我們這個題目，經濟增長的“新常態”，我想經濟增長的“新常態”，應該說它是一個全球性的、戰略性的判斷。有科學的內涵，和比較明確的外延，包括應該增長速度，經濟增長的動力，經濟增長的機制，都出現相對穩定的新的常態性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要說，穩是一個主要特征呢？我想大家從統計局公布的指標能看出來，速度是在下降，包括工業是4.4倍的下降，歷史上最長的時期。但是，你們發現工業下降的同時，高新技術產業是增長的，4.1倍，裝備制造業也是下降的。高於1.2到2個點。還有大家會說，10月份工業增長破6%了，但是，如果剔除季節因素會發現，工業10月份還比上個月環比增長0.08個點，盡管是回落，但是也是穩定的。綜合各項指標，大家知道如果超過20%，這些都是我們宏觀指數目標所指向的，高也高不到哪里，低也低不到那里，所以我說穩是基本特征。

還有從三個一二三產業的發展方面，包括我們第三產業的發展，穩穩的超過了第二產業，消費也是不斷創新，調控機制也是不斷完善，表現在哪兒呢？比方說我們的調控理念，過去加重了很多行政性的手段，包括應該是長期堅持的一些土地管理、環境保護、節能減排等等的行政手段，都放到宏觀調控，這次更多的是以法制化、市場化為主線，理念變了，第二、更加注重消費，因為國外經濟的生態環境，國內我們的產業業態正在發生著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變化。這使新一輪的宏觀調控的創新，是它的條件，也是它的結果。更多的注重了消費，我剛才說了，消費的貢獻是60%，歷史上也是沒有的。

第二、調控目標的創新。這就是我們經常講到的保持中高速，致力於中高階，逐步實現中高收入階段，進入邁入中高收入階段，三個種高。從調控手段上，從過去的目標調控，變成區間調控，不再追求某一個增長，更多的注重新導向調控和經濟調控。

那么，表現在調控工具的創新方面，那就主要表現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財政政策大家都知道，沒有增加赤字，沒有搞一般性的擴大指數，而是通過對存量財政資金的整合，更加偏重於創新發展的支援，打造一些產業基金，創新基金，包括結構優化調整，這就是當前的形勢。那么，對下一階段怎么樣？我想我們也不要樂觀，我們要更加偏重於創新發展的支援，打造一些產業基金，創新基金，偏重於結構優化調整，貨幣政策創新，權威在這兒，我免去不說了，這就是當前的情況。

對下一階段怎么樣，我們也不能樂觀，簡單的概括，還面臨幾個方面的矛盾。第一、穩增長與調結構的矛盾，速度過高，結構優化升級就沒有動力和壓力，速度過低，我們的宏觀發展目標，包括第一個百年目標，就難以實現。這就是為什么區間調控，這是第一個矛盾，就是怎么在這兩個的結合上做文章，講好中國發展的新故事，這是我們面臨的很多創新的任務。

第二個矛盾，流動性沖擊市場主體，非金融市場主體的融資難的問題，這個我也省去了，權威在這兒。

第三個矛盾，去產能，市場出新。與我們的工具，明顯存在結構不足的矛盾，一方面大量的產能過剩，另一方面我們還有一萬多億的消費要跑到國外去掃貨。一個“雙十一”，一個淘寶就900多億，很多是國外產的，並不是我們自己產的，奶粉、馬桶蓋、感冒藥都要到外面去掃，我們的工具結構沒有跟上需求結構的變化，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矛盾。

第四個矛盾，中國硬性的增長目標，我們“兩個百年目標”，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以我們當前面臨的產業狀態，增長動力的矛盾，面對四個矛盾，下一步最重要的還是改革，無論是化解當前的經濟困難，還是長遠的中國經濟增長和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都需要在創新上做文章，體制改革上釋放紅利。我這個在55周年的時候，也來發過言，我那時候講了經濟發展的五次躍升和實現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五項政策選擇，我今天講一、二、三、四。

第一、必須堅持創新驅動的戰略目標，一個戰略目標就是創新驅動，解決結構問題也好，解決穩增長也好，解決環境保護目標也好，結果中國的發展競爭力也好，哪一個都離不開創新，只有一條路。

第二、強化固化兩個動力，一個動力就是我們的新型城鎮化。剛才厲老師也講了，只有新型城鎮化的推進，才能解決農村的產業化、規模化、非農化，實現農業現代化。因為中國所有的現代化就是一個農業現代化，只要農村現代化實現了，整個中國就現代化了。你沒有農村的非農化，沒有農民工進城，成為高質量的城鎮化，最後這些問題都解決不了，這是第一大動力。第二大動力，就是“雙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不是簡單的發展一些小微企業，是中國整個發展的新生態，新格局。也符合我們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人民群眾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全中國人民，中華民族都要創業，有本事的都要創新，形成一種國家格局，國家形態，這就是兩個動力。

第三、三個放開，一個價格放開，價格都不放開，中國經濟永遠沒有希望，它是市場經濟的標志，基本的標志，不能拼價格，就這一條。第二、放開產業，黃賭毒不是產業，那是罪惡。中華民族的每一個兒女都有創業自由，在這方面，我連負面承擔都不想承認，我今天不想聊機構觀念，我個人作為學生在這兒匯報老師的作業提問。我認為產業要徹底放開，不管軍工也好、通信也好、金融也好，都需要放開，只有放開，才有中國穩定的增長，才有中國經濟的發展。第三、兩億六千萬農民工的問題不解決，可能中國很多問題都解決不了，不僅是當前擴大消費，增長經濟發展后勁的一個基本的政策選擇和制度安排，而且是解決中國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的一個要害。這是三個放開。

四個改革，國有企業首先得改革，不管金融資源、礦產資源、人力資源也好，都集中在國有企業，如果沒有國有企業的搞活，沒有以管資本為主體的產權明晰的激勵機制的安排，國有企業的控制力、影響力、發展活力都不可能實現。第二、財政體制改革。主要是財政資金，要在運作機制上，使用機制上，使用環節上，使用對象上，要更加公共化、公平化。只有這樣，才能解決財政政策的效率，可能更好的選擇，盡可能的解決，少動用支出型的，因為減稅是個鋪會政策，有利於激活和壯大市場主體的發展活力。那么，金融政策，我也免了，不說了。

第四項改革就是科技體制。因為我們的科技體制改革，實際上是個弱勢問題，權威也在這兒，也不多說了。但是，我認為這四項改革，如果不到位，可能剛才所說的發展戰略目標，適應和引領“新常態”都缺乏體制基礎。對中國的改革，負責對家方案，也負責最佳時機，只有隨時可見的最佳視窗，應該進一步加快。

李其：謝謝王保安局長，前些年大家都喜歡用經濟增長量來看，現在還這么看嗎？

王保安：過去我們鐵路運輸，煤炭占60%以上，煤炭一下降，用它這個指標來看，不是太重要。用電量，整個用電量過程當中，70%是工業用電，工業用電當中，70%是六大行業，就是我們黑色的有色金屬，化工冶煉這些東西。新一輪經濟下行，恰恰集中在這六大行業，是一個典型，六大行業下行，我們的用電量就是成熟下行，在這個方面，用兩大指標，判斷經濟增長的速度，顯然有失偏頗，因為它所反映的內涵是對的，它的指標反映是對的，反映的關係也是對的，但是彈性區間發生了重大變化。所以，簡單判斷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不太合適。

李其：謝謝！易行長，您在中央銀行已經18年了，這30多年改革開放前10多年，咱價格水平波動偶爾會比較大，這18年，整體來說還是很平穩的，隨著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逐漸的融為一體，中國貿易和資本市場的開放，現在中國制定貨幣政策和前18年制定貨幣政策，和前18年，美國央行，他們是不是考慮更多呢？

易綱：我們貨幣政策的制定，像剛才厲老師講的一樣，也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那么，在計劃經濟中，更多的是重視量，比如貸款量，m2，廣義貨幣供應量。那么，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階段，就是我們逐步的更加強調價格工具，說利率政策，我們的匯率是比較穩定的，這些價格將起越來越大的作用。也就是說，現在我們的價格工具它所占的重要性也好，權重也好，對全域的控制力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當然，這也不排除我們的一些量的指標，比如說廣義貨幣供應量，包括社會融資總量，這些量也還仍然很重要。總之，我們貨幣政策的框架，也在轉型之中。

今天是厲老師從教60周年，簡單的談一點感想。我有幸是恢復高考以后，第一屆厲老師的學生，在北大念書的時候，厲老師的課上就受益匪淺。比如我跟厲老師學過經濟學說史這門課，我跟厲老師學過當代西方經濟學批判這門課文所以，可以說，經濟學厲以寧老師是我的啟蒙老師。那么，在后來，盡管是我畢業以后，我從事研究的階段，或者是我在央行工作的階段，我都有幸能夠和厲老師經常的切磋。現在我昨天翻了翻厲老師送給我的書，還有文章，我看有1987年厲老師送給我的書，有1992年厲老師送給我的書，還有我們之間討論的一些內容。后來接觸的更多，厲老師長期在人大政協擔任領導職務，現在厲老師還是政協的常委，我是政協的委員，所以我們在經濟組也經常聽厲老師的發言和經濟學研究的一些體會。所以，我的體會，厲老師他確實是，他整個的研究都和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聯系在一起。他是一個經濟學研究和教學的長青樹，他在不斷的有新的思想，他在不斷的學習。盡管他現在年齡大，但是厲老師他的心態和他對經濟學的觀察力和對整個世界經濟學最前沿的洞見的動態的把握，都是非常超前的。所以，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學習。

我借著這個機會談一個體會，咱們都談中國經濟的新挑戰，我從另外一個角度談一個新挑戰。就是我們現在中國的經濟，一定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中國要積極的參與全球的經濟治理，我從這個角度，談一點體會。那么，這個全球的經濟治理，就有一個全球的經濟金融秩序，和遊戲規則的制定，這樣的一個重要的話題。那么，現在目前全球經濟治理和金融遊戲規則的制定的整個的框架，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建立的。今年我們慶祝抗日戰爭全球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也恰恰是在二戰以后，我們整個建立起來了整個國際經濟金融的治理結構，比如說聯合國，比如說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當時叫gate（音譯）現在加wto這些框架。在最近這些年，我們又有一個重要的治理平臺，叫做g20。所以，現在我們研究，不管是貨幣政策也好，中國的也好，應對的一些挑戰也好，我們一定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

那么，對現在全球經濟治理的框架，我們是什么態度呢？我覺得中國應該是一個積極的參與者、貢獻者，我們要不斷的完善這個治理框架。為什么有這樣一個判斷呢？就是你要有一個根本的判斷，就是整個現在目前這個治理框架，是對中國有利的治理框架。比如聯合國，1945、1946年建立聯合國的時候，中國就是常任理事國之一，雖然后來有一段時間，我們不在聯合國，但是后來恢復之后，我們仍然是五常之一。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我們都起非常關鍵的作用，我們加入wto 15年，對中國來說，可以說我們是最大的受益者。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的第一大國，所以我們參與全球治理體系也好，金融體系也好，金融遊戲規則制定的體系也好，中國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整個治理體系，對我是有利的。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中國現在就是全球第二大的凈債權國，我們鋼來很可能隨著中國這個財富的積累，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就會成為全球第一大的凈債權國，我們有債權，我們有債務，但是債權遠遠大於債務，所以我們是一個凈的債權國。全球治理體系，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非常好的平衡債權國和債務國的利益關係，我們積極的參與治理，參與遊戲規則的制定，就能夠更好的保護中國。

從這一點上說，我們是要去建設我們在積極的參與發揮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更多的代表性和話語權。但是，我們這個過程，絕不是去拆廟，絕不是要推倒重來現有的體系。這樣的一個從整體的判斷要非常的清楚。所以，有了折算一個判斷以后，很多大的政策的研究，中國的定位，將來的戰略研究和走向，和如何更好的發揮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的代表性和話語權，我們就有一個總體的原則把握。所以，借助今天這個挑戰，我就把這一點體會和大家予以交流，謝謝！

李其：謝謝行長，經濟改革30多年取得的成就，現在“新常態”，怎么推動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您這邊變得越來越重要，咱們科技創新體制改革是怎么規劃的？

張來武：中國的科技創新，如果你認為是觀察行為，就大錯特錯，創新的根本思想來自於競爭。所以，中國科技競爭，你表揚我們科技部做了很大成績，我經常自我批判，科技部在根子上誤導是大家，這是我今天觀點，我不展開的講。這是第一條，所以我給你們介紹，我是北大光華的教授，而且不是假教授，是厲以寧教授80年的時候，我們老師厲以寧的前言就是我寫的。我提一提，也是以此表示今天對厲教授從教60年的心意。我跟這幾個都是老朋友，但是視角不同，從地區，當然他說指標很穩，我也認為很穩，但是我的視角不同，這也是我最近跟比爾蓋茨在北京，召集了全球的創新大挑戰，我的主旨演講，從這個指標中，看出中國第一大挑戰，從量到質轉變的艱難挑戰，就是經濟下行是一個表現，根本的問題是轉型之間，這是第一個挑戰。創新誰都會說，你到國際上，美國聽不懂，中國創新是什么東西？就是我們沒有說清楚，這是第一個挑戰。

第二個挑戰，城鄉二元結構的挑戰。我十多年，一直在推行科技特派員制，現在全國70多萬，厲先生我們一起來推，從解決千年以來中國的怪圈，怎么能夠在盛世中消除這些二元結構，所以從這個角度，這是一個艱難的挑戰，我們70多萬特派員，搞一二三產融合，因此我們創造出一個新的理論體系。這是第二個挑戰。

第三個挑戰，中國老齡化的挑戰，中國有這么多農民，中國誰來種地？這說明什么？說明老齡化社會和2.6億農民工的離土離鄉，這都是好事，人壽命長了，農民的收入高了，但是它就反映中國創新的挑戰。這是什么挑戰呢？這個挑戰是說明什么呢？說明我們背后的人口結構，知識結構，反映出我們健康問題，老年人倚老養老，慢病，亞健康成為世界最艱巨的問題。所以，你說你的經濟指標，說的再好，首先要看空氣干凈不干凈，吃的食品安全不安全，壽命安全，質量高，這才是我們的本位。

第四個挑戰，就是創新文化(300336,股吧)的挑戰。我在寧夏工作十年，2008年回到科技部，就承擔了一個科技部的自我批判者，我認為科技部像這樣下去，可以撤銷。這個是我說的。別說你要回北大，你要撤銷科技部，不是這個意思。為什么？因為我當時到科技部，第一就說，科技部的概念，科技創新，科技創新是什么概念？大雜燴，科學跟技術規律是一樣的。什么叫科技創新？科技創新是科學概念嗎？是經濟概念。結果由於誤導了以后，結果科技創新就變成科技部主管部門在中央要政策，在財政要經費。然后盡量寫到統計指標里面去，好像這就是我們的成績，這是誤導。我們強調創新環境，我們制造創新的政策，當然真正的創新不是靠政府部門，這是一個概念的誤導，是你的一個行為方式的誤導，就是政府是推動創新的動力，但是政府他只是一種動力，那也就是說，創新理論出的問題，我們的創新理論，充其量是三五年以前的線性理論。我們所有的計劃管理，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到企業應用，聽起來很完備，但是它內在邏輯是一個線性關係。大家都在知道，線性關係，小學生都會解，因此政府就可以設計。但是，實際上創新根本不是這么一回事，這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因此，政府無能設計，必須靠市場。另外，科學的規律不是靠政府，不是靠管理，更不是靠財政，科學是靠科學家的知識和無窮無盡的好奇人。所以，因此這些東西就根本上，概念好推，規律難我，實踐競爭，知識競爭，所以第二個創新理論出了問題。

創新的文化，不瞞你說，一談創新文化，我出於北大，又對北大很失望。每次北大有幾個真正有思想的，敢於批判的？我直言不諱，請你們別怪，因為我自己是北大人，我批判北大，說的過去。創新文化，你沒有創新，你天天拿著高成績，我的很多學生在美國，成績少了一分，哭鼻子的都有，這就是北方造出來的學生嗎？我甚至想，北大這樣下去，能不能成為中國創新文化的引領，當然積淀深厚，這我理解，我也是生於北大，我對北大自信，這也源於我對自己的自信。不多談了，對創新文化的挑戰。

另外，關鍵是創新理論，創新文化這樣一個內在的邏輯，就是全民參與，我非常贊同保安說每個人都應該創新的主體，每一個人都應該是新思想，新感受的創造者，不要迷信，我們可以尊重別人，但是我們不要迷信任何人，任何權利和任何歷史階段的局限性。所以，我回答你一句話，科技部和我們中國的經濟一樣，走在了中國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過去的成績我自己有個觀點，人生是如此，國家是如此，輝煌的過去可能是失敗的開始。完敗是下一個新的起點，要承認失敗的地方，又讓它成為完善的失敗，你才能成為新一階段的起點，我們科技創新無疑是盡了力，但是它缺在一個是歷史階段，它充分體現出我們的失敗，否則為什么轉型不能成功，否則我們的發動機、晶片、材料和我們的很多東西為什么至今不能走在世界的前列？這就是失敗，這就是要完敗失敗，所以怎么為下一個階段的競爭形成一個良好的起點，這就是我的回答。

李其：謝謝，光華這幾年取得的巨大成就，離不開改革，也離不開開放，到了一個“新常態”的歷史節點，中國對外開放接下來如何部署？隆國強主任？

隆國強：中國過去30多年的發展離不開開放，中國發展的兩個最大動力，一個是改革，一個是開放。我們從改革開放之初，在全世界貿易排名的第32位，現在變成第二大的貨物貿易進口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大幅度的提升。剛才易行長講，要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世界銀行曾經作為評估中國是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少數幾個獲益較多的發展中國家，這個我想大家都有切身的體會和認同。但是，今年前10個月，我們的出口第一次出現負增長，這是以前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什么原因？我覺得一方面是外部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可能更需要引起我們重視的，反映了我們原來靠低成本勞動力所支撐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不足。這是一個國家比較優勢，正在處在亟待調整的關鍵時期，下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更重要的我們要有大視野，也就是使整個國家競爭力在全球分工地位的一個變化。

現在我們面臨的外部環境和前30年相比，其實變化是很大的。我們過去能夠得到全球化的好處，主要抓住兩個機遇。一個就是在東亞地區，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產業，對中國的大規模轉移，這當然和我們采取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是有著密切關係，面臨同樣的機遇，很多其他國家並沒有抓住，是中國抓住了，所以我們開放的戰略和規則都是正確的。第二、90年代以后，全球的經濟繁榮。在現在來看，外部有很多新的挑戰，全球經濟低迷，外需不足，全球性的產能過剩，產能競爭加劇，貿易保護保護主義也在抬頭。如果從中期，甚至更長期來看，會看到全球新一輪的經濟貿易規則，正在制定之中，tpp不僅僅是一個fta同時還是一個新一輪經濟貿易規則的平臺。美國不會滿足於只在tpp里面執行這些新的規則，還會不斷的招收新的tpp成員，還會不斷的向fta或者其他組織，推行這些新的規則。所以這里面，中國面臨很多新的挑戰。

同時，我們還要看到，我們面臨很多新的機遇。五中全會剛剛召開，五中全會有一個很重要的判斷，我們依然處在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為什么做這個判斷，五中全會上，戰略機遇期的內涵發生了改變，到底有什么改變？檔案里沒有說，我談談個人的看法。

我覺得對一個國家來說，把握住全球的戰略機遇，就可以事半功倍。所以，在任何時候，看到挑戰的同時，就必須去深入分析，而且采取得力的措施，牢牢的把握住新的戰略機遇。在經濟全球化，在外部環境發生很大變化的同時，新的挑戰出現的同時，出現了新的機遇。在走出去方面，一個要看到全球基礎設施建設的機遇。不論是美國這些發達國家，還有迎接新技術革命，需要提升和完善基礎設施。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更是需要大規模的建設基礎設施，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提出“一帶一路”以后，把基礎設施建設作為一個重要領域，優先領域的時候，得到國際社會的熱烈反響。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機遇。這里面中國過去十幾年，國內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確實是大大的鍛煉了我們的隊伍。我們的企業在基礎設施建設的從總包、設計、施工、運營，都取得了豐富的經驗，不僅僅我們可以在基礎設施建設的熱潮中搶得這些訂單，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它把我們技術密集的裝備能夠帶到國際市場，大大的改善我們出口的結構。

第二、全球危機以后，帶來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特別是並購的機會。大家講到中國現在是一個轉型時期，要靠技術創新，這沒有問題，但是創新一定要在全球開展，不能局限在中國國內講創新。我們既要用好國內的創新資源，也要用好全球的創新資源，通過低成本的海外並購，我們的企業可以獲取人家已經有的技術，已經有的技術能力，以及在這個基礎上，還可以獲取國際品牌和國際銷售的渠道，這是我們提升全球分工的一個重要基礎。當然還可以在低油價的情況下，促進商品價格的情況下，去海外對大宗商品進行投資，保障我們的資源、能源的安全，這是對外投資，低成本並購的一個難得的機遇，以前全球市場繁榮的時候，我們買不起，成本也很高。

那么，在引進來的時候，我們會看到，我們現在從去年，我們變成世界上引資最大的國家，超過美國，這里面結構發生了很多改變，更多的投資，投資於中國的服務業，特別是生產型服務業，投資於更加高水平的制造業。我們的服務業是這一輪開放的重點，如果說把這一輪開放的新的舉措落到實處，我相信來中國，服務業投資的外國投資者會更多，就會大大的提升我們服務業的競爭力，我們服務的水平，這是我們整個產業結構升級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向。當然，在這幾年的引進，我覺得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由於人才。我不知道科技部有沒有全口徑的統計，我看到有一個關於歸國留學人員的數，2004年的時候，回來2萬多人，2008年的時候回來5萬人，2013年的時候回來34.5萬人，這個是在加速度。但是很多沒有統計的外籍的工程師，外籍的管理人員，所以，這種中高速的增長前景，依然對全球的高階人士是充滿了吸引力。所以，在走出去和引進來方面都有新的機遇，但是我覺得最大的一個機遇是我們面臨的新技術革命，以資訊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對待新技術革命，我們要以特別積極的心態去擁抱它，我們是有歷史教訓的。康乾盛世的時候，當年1793年，馬嘎爾尼要跟乾隆皇帝通商的時候，我們最偉大的皇帝之一，說我們必須要跟你交易，到1840年鴉片戰爭，剛才張來武部長說的完敗。說明什么？就是在一個最繁榮的農業經濟國家和工業革命擦身而過，現在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支撐性國家，也是最大的支撐性出口國家，但是當我們面臨資訊化的這個新一輪革命的時候，我們不會也不能和新一輪技術革命擦身而過。所以，“十三五”規劃建議里面，提出五大里面，把開放作為一個新的發展理念，這說明什么？就是我們所有的工作，不僅僅是開放部門要去講開放，是所有的工作，比如創新也好，我們綠色發展也好，都要有全球的視野，要用開放的理念，來指導我們下一步的工作。所以，面臨這些新的機遇，新的挑戰，我們當然需要來調整我們的開放的戰略，來采取新的開放的措施。如果沒有這個，我覺得這些機遇都會跟我們擦身而過。

李其：謝謝各位嘉賓，感謝您非常大資訊量的精彩分享，謝謝四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