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大火遠未熄滅 全球經濟棋弈第三回合開始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主席夏斌撰文指出，2000年至今，世界經濟棋弈已經行過兩局。2008年美國危機中，“美國得病、中國吃藥過多”。曾被2009年世界各國稱為“全球復甦引擎”的中國，2015年的經濟增長率下行到2007年14.2%的一半不到已成定局。以三局兩勝制，迄今為止，世界主要經濟體都未最終勝出。中國在過去的兩局最多可以說是一勝一平。因此第三局是關鍵。第三局能否勝出？從目前我國的宏觀調控意圖和措施內容看，夏斌認為，勝出的客觀基礎條件是存在的。關鍵取決於決策者的認識。這是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前兩局棋弈的特征

戰后的世界經濟走勢是以美國經濟周期波動為主導。

若以美國2000年納指股市泡沫破滅，gdp增長從當年二季度5.4%跌到2001年四季度0.4%為始（其間房地產泡沫最甚時期的2004年一季度gdp增長曾又升到4.1%），到2008年危機當年四季度-3.3%，次年二季度又跌到-5.0%為終，為21世紀全球經濟棋弈的第一局。該局的特征是，美國政府錯誤的宏觀經濟政策，恰逢中國改革和人口兩大紅利的配合，石油輸出國資源條件支撐等因素，刺激形成了該時期世界經濟的不平衡、近8年的“超級繁榮”和導致最後的大危機。

以美國危機、各國救市到目前的2015年，可為世界經濟棋弈的第二局。其間，世界主要大國一次又一次寬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刺激，似乎在吸取1929-1933年大危機教訓，各國齊行動，“飛機撒票子”。據測，2009年來各國央行創造了12萬億低價美元。自2007年以來全球債務急劇膨脹，累計增幅高達57萬億美元。然而，迄今被人稱為復甦狀況較好的美國經濟，增長仍是跌跌撞撞，不穩定。歐元經濟陷入了停滯。“安倍經濟學”花架子多於行動，日本又在下調增長預期。2008年美國危機中，“美國得病、中國吃藥過多”。曾被2009年世界各國稱為“全球復甦引擎”的中國，2015年的經濟增長率下行到2007年14.2%的一半不到已成定局。目前正在咬緊牙關，堅持調整。就是曾一度被給予充滿希望的新興國家經濟，其增長率已跌去約一半，從2010年的7.4%降到2015年的3.8%。

在各國大量撒票子的同時，世界大宗商品價格卻是不漲反跌。油價從2014年的每桶110美元直線下降至目前不到50美元，已跌去一半。全球貿易交易量明顯萎縮。全球經濟處於新的衰退風險邊緣。

正是在這種險境下，出現了世界各界紛紛緊急喊話、警告。經合組織秘書長警告：僅靠擴大開支已無法擺脫經濟下滑。imf前首席經濟學家警告：歐元將陷入永久性萎靡，因為加深一體化不會給遭受打擊的歐元區帶來繁榮。意指只有建立“歐洲合眾國”才能把歐元區和2010年后的金融危機隔絕開。國際清算銀行經濟學家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個世界是債務水平太高、生產率增長太乏力、金融風險太嚇人的世界”。英國《衛報》專欄作家保羅•梅森更是進一步指出：我們不知道大崩潰在何時到來，也不知道具體的形式，但是我們確切地知道，膨脹的信貸、下滑的增長、貿易和價格，以及推動著資金不斷從一個領域或者地區流到另一發著高燒的金融，這三者顯然嚴重地不相匹配。讓人真正最值得擔心的，其實還不是經濟風險，而是地緣政治風險。各國央行都在處心積慮地想要讓別國為危機應對措施埋單，經濟風險正在與地緣政治日益糾結纏繞在一起，直至成為一個誰也解不開的死結。

可以說，歷經8年時間、史上最為嚴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之熊熊大火，未被徹底澆滅。由於全球各國經濟結構的調整速度慢於“撒票子”的速度，決定了“撒票子”救危機的必然結果是險境叢生，又積累了新的風險隱患。這是世界經濟棋局第二局的特征，也是第三局開局所面臨的窘勢。

第三局的三種可能

在世界經濟棋弈中，棋手為各國主權政府。由於各棋手水平不同，自然棋終結果不一。而且，處於全球生產鏈、價值鏈鏈條不同環節上的棋手，所取規則也肯定不同。作為主權政府，維護本國利益是至高無上。作為世界主要大國主權政府，維護世界公共治理秩序的穩定，同樣也是維護至高無上本國利益的重要任務之一。不同的棋手、不同的利益與棋藝，很難說清楚全球經濟棋弈的最後結果。然而，不管是大國還是小國，能否充分認識第一局危機形成的原因、第二局救市的教訓，是能否看清楚第三局開局態勢，繼續下好第三局的重要前提。

縱觀世界，各國棋手由於受制於世界經濟格局中現有地位和地緣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響，結果無非是三種可能性：

贏。能順應動態變化中的世界經濟格局走勢，采取了針對本國問題的結構調整措施，結束了曾一度采取的寬鬆貨幣或財政政策，加快了創新，提高了國家競爭力，較早地走出了危機陰影，走上了基於本國潛在增長率的持續穩定增長的道路，維持了本國社會穩定能基本接受的就業狀況。對這些國家來說，此穩定增長水平當然也許不是2008年美國危機前全球不平衡時的高增長，但是，卻是能保持持續的、穩定的增長。

平。危機后的政策刺激和調整理念仍在同時貫徹中，但也許受一國特定的因素制約，結構調整走走停停，搖擺不定，“刺激”和“調整”手段交替使用，結果表現為或通過不斷的“小地震”逐步釋放“大地震”的系統性風險壓力，或通過顯性的或隱性的漸耗國力手段，延遲調整時間。但是，世界各國調整速度肯定參差不齊。其相對於他國棋手走出調整階段，你不調整或慢調整，結果只能取得平局。因為不危機並不意味贏。誰只要沒有走出或明顯滯后於他國已走出危機陰影的步伐，誰就有可能偏離於或輸於下一個全球經濟周期的趨勢線。

輸。對於一些在2008年前全球經濟嚴重不平衡中，主要靠能源、礦藏出口，主要靠外來資金維持高增長的國家，或者即使不是靠上述要素推動高增長的國家，在進入世界經濟棋弈第三局后，由於受本國政治局勢、人口結構、技術創新、資本流動、經濟地理甚至地緣政治等因素制約，面臨世界經濟再平衡新局勢，其結構調整困難重重，難以推進。當世界主要經濟體結構調整基本到位，采取中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而走上穩定發展道路之時，這些國家曾經的風光肯定不再，經濟窘境甚至社會動盪就會馬上顯現。即使不動盪，最好的狀況也是陷入長期的經濟低迷。

中國思考：第三局

第三局，中國能否贏？以三局兩勝制，迄今為止，世界主要經濟體都未最終勝出。美國迄今還在為加息不加息而糾結。中國曾是第一局的贏家。gdp總量從2004年超意大利始，在2005-2010年間，分別趕超法、英、德、日等國，成為世界第二。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度，imf測算，中美兩國1998年還分別為15.96%和48.67%，到了2014年簡直倒了個，分別為35.85%和20.46%。但是不能不看到，在世界經濟棋弈的第二局中，如上所說的“美國得病，中國吃藥過多”，“後遺症”不少。與1953-2008年55年間我國貨幣累積增長47.5萬億元相比，2009-2014年僅6年間，貨幣累計增長卻高達76萬億元。巨量的貨幣刺激，嚴重的產能過剩、過重的債務負擔，隱藏的系統性風險，種種狀況說明了，中國在三局兩勝中並未完全勝出。過去的兩局最多可以說是一勝一平。

因此第三局是關鍵。第三局能否勝出？從目前我國的宏觀調控意圖和措施內容看，筆者認為，勝出的客觀基礎條件是存在的。關鍵取決於決策者的認識。這是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

第一，對過去怎么看。如果不能客觀、正確認識第一局中國經濟“超級繁榮”的內外部條件特別是外部條件，不能客觀、正確認識第二局的教訓，第三局則不可能贏。第二，對外部怎么看。中國已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今年“8•11匯改”的外部溢出效應不必回避，這是必然的。由於中國第三局健康的增長率肯定要低於第一局、第二局增長率的現狀以及會引起全球的躁動與不安，對此怎么辦？中國要堅持“走自己的路”，堅持調整與改革，不必在乎人家的說三道四，政策決策更不應受人家的影響與平衡。應理直氣壯地回答海外各界，正是因為中國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中國應采取對全球經濟負責任的態度，敢挖“家丑”，堅持改革。第三，對自身條件怎么看。中國當前有理念、有實力獲勝第三局。但最終能否獲勝，理念與實力只是必要條件，最後取決於決策力與執行力。后者是當前中國必須予以密切關注的。弄得不好，仍會前功盡棄。如果結果是“一贏二平”，照樣可能被出局，中國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局到底怎么開局？對此，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十三五規劃”已經作出了全面的規劃和部署。接下來的事，關鍵是如何落實。筆者認為，當下經濟工作千頭萬緒，概括而言，應重點布好全域棋盤中的“三個眼”。

其一，堅持筆者去年二月曾說的，“經濟轉型要堅持市場出清的原則”。結構調整與市場出清在經濟學上幾乎是同義詞。在生產過剩年代，所謂的結構調整就是包含了市場出清。當下，即使不能全部出清，也要基本出清。政府要拿出實招、詳招，剝離“地方平臺”和重大央企的不良資產，加快處理各種類型的僵尸企業和龐氏騙局。加快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在債務重組中，支援民企收購國企。讓經濟主體輕裝上陣，間接地減輕全社會融資成本，為深層次改革掃清障礙。

其二，知難而上，繼續深入開拓兩個市場。積極推進“一帶一路”、亞投行、絲路基金等措施，在爭奪市場，消化國內過剩產能過程中，同時逐步改善全球治理秩序。在國內，中國是一個高增長、高儲蓄率的國家，同時又是一個貧困人口居多、居民消費率偏低的國家，嚴重的社會悖論，直指現行體制的頑疾。因此，提高國民消費水平是經濟工作的當務之急，是實現國家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重大歷史任務，也一定是中國結構調整最終完成的標志性成果。

其三，唯一出路，加快改革。創新是一國經濟轉型和中長期生產率提高的最強動力，同時也是短期內形成新的增長動能的源泉。但是在創新和新動能的設計和尋找上，政府能力有限，效應欠佳，關鍵要靠市場。因此加快創新就是要加快掃清能激發創新的市場機制培育中的各種制度障礙。其實，現實生活中的創新阻力遠不止於簡政放權、市場準入等問題。國企改革、知識產權保護、行業標準制定、要素價格改革不到位等等，都在直接和間接影響著創新。因此，短期內在集中精力處理債務包袱、消化過剩產能，穩增長穩社會的同時，必須同時毫無旁念，集中相當的精力抓緊改革，特別要強調研究改革。要研究為什么反復強調深化改革，但國民與市場對改革仍不滿意的原因。只有真正對症下藥，加快調整各方面的制度，才能真正大規模的去解放全社會的創新能力。

由2015年到2016年，這一公元紀年數字的變化，並不意味改變了中國經濟仍處世界經濟棋弈第三局復雜艱難的處境。通覽全球，第三局最終誰會勝出？會形成什么樣的新的世界經濟格局？不確定性大於確定性。因此對我們而言，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或許是最有力的制勝法寶。

由於中國第三局健康的增長率肯定要低於第一局、第二局增長率的現狀以及會引起全球的躁動與不安，對此怎么辦？中國要堅持“走自己的路”，堅持調整與改革，不必在乎人家的說三道四，政策決策更不應受人家的影響與平衡。

應理直氣壯地回答海外各界，正是因為中國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中國應采取對全球經濟負責任的態度，敢挖“家丑”，堅持改革。

【作者簡介】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譽所長，研究員，國務院參事，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主席，中國民生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1984年於五道口人民銀行研究生院畢業，之后歷任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國內金融研究室主任、中國證監會交易部主任兼資訊部主任、中國人民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監管司司長等。主要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政策、貨幣政策、金融監管。有關學術論文曾獲中國孫冶方經濟學獎，並多次獲中國金融學會全國優秀論文獎。主要著作有：《中國金融戰略2020》（2011年）、《十問中國金融未來》東方出版社（2011年）、《轉軌時期中國金融問題研究》（2000年）、《跨世紀的沖擊：兼並收購、反收購及投融資規則》（1995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