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應如何應對即將刑滿釋放的極端分子

你知道美國智者每天都在想什么嗎？看，美國是否應加大對北非的戰略援助？美國應如何應對即將刑滿釋放的極端分子？醫患溝通為什么鮮少采用通信技術？我們每天精選海外120家智庫研究成果及主要媒體評述文章，專供決策和研究人士參考。

文︱居妍

美國研究

1. 美國應加大對北非的戰略援助（u.s. policy in north africa）

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11月4日刊登中心向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commit的證詞，呼吁美國加大對北非的戰略援助，但不要強迫地區的政治決策或幫助設置議程。

北非的馬格里布地區一直處在美國外交政策的邊緣，但2011年以后，該地區對美國越來越重要重要，主要表現在：安全、打擊極端組織、掀起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改革，以及涉及美國在歐洲、非洲和中東的安全和經濟利益。美國適度增加了在該地區（尤其是突尼斯）的對外援助；然而，鑒於該地區對美國利益的重要性，現有投入仍然不夠。

目前，北非局勢的三個發展趨勢應該引起美國的注意：第一，利比亞內戰造成的安全真空，使isis等激進分子趁虛而入，破壞了地區各國的穩定；第二，突尼斯容易受政治極化、經濟停滯、恐怖主義以及深層次的社會經濟挑戰影響，助長了激進化；第三，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雖然免於鄰國遭遇的內亂，但同樣面臨著社會經濟問題和不穩定因素的長期挑戰。西撒哈拉的政治衝突阻止了兩國的安全合作，這對解決地區安全問題至關重要；而眼下兩國似乎沒有可能在短期內結束敵對。

美國目前在該地區的政策存在三個缺點：沒有重點、資金不足、投放精力與該地區的重要性不匹配。但是，可以從四個方面改進：第一，加大與該地區外交聯系，包括敦促突尼斯主要政治派別在過渡期間與其他黨派的合作、推動利比亞兩個政府向聯合政府發展；第二，優先對突尼斯的援助和投資，突尼斯的變革對美國至關重要；第三，加速對突尼斯的軍事援助以及交付其購買的武器，助其打擊極端組織；第四，理性看待現實，尋找長期投資方式。

北非問題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時間來解決，而地區安全形勢的惡化將不斷威脅美國及其盟友利益，美國需要在政府以外，尋找組織機構或選區作為長期合作伙伴，投資學生交流項目、特殊領域的聯合研究和開發計劃，以及更多樣化的貿易，使合作伙伴關係更深層次、更有彈性以及更有價值。

2. 美國應如何應對即將刑滿釋放的極端分子（what’s next on the convicted terrorist s timeline?）

美國蘭德公司11月4日發表文章，呼吁政府應加大政策研究以應對即將刑滿釋放的恐怖分子。

未來二十年，大量美籍聖戰分子將刑滿釋放，無疑會給美國帶來一定的安全挑戰。美國如何才能確保未來五年內刑滿釋放的極端分子不會對國家造成威脅？美國需要就相關課題展開研究。

2011年的早期研究曾提出，極端分子刑期將滿時，政府可以有四種選擇：第一，刑滿釋放；第二，根據犯人的罪行及其極端化程度建立個人風險評估機制；第三，延緩釋放；第四，引進刑后終身監控制度。如今，隨著100多號極端分子即將獲釋，新的問題涌現出來：地方警局如何知曉一個獲釋的極端分子到了自己的片區？有沒有方法能幫助警局識別確認這一資訊？

政府應該加大對極端分子的社會科學研究，幫助研究人員辨別獄內外極端分子的細微差別。此外，未雨綢繆，不僅要逮捕和監禁極端分子，還應掌握其行動走向，包括了解他們獲釋后可能會做什么。田納西懲教局的助理專員托尼•帕克梳理了新加坡和沙特阿拉伯關於監獄環境和改造計劃的相關文獻，建議政府加強對獄中團體的監控、增加犯人與家人社會的互動、提供知識咨詢以及刑釋后的就業輔導工作，以減輕犯人對社會的危害。

3. 醫患溝通為什么鮮少采用通信技術(the doctor won t text you now，why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is still stuck in the 20th century.)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11月5日發表文章稱，即便病人主動提出要求，美國醫療機構也鮮少用電子郵件或簡訊與之溝通。理解醫患溝通中通信技術的普及障礙可以從醫生的收入結構、行業限制以及政府管理三個角度切入。

首先，在醫生層面，現有的醫療費支付體系下，醫生只能通過病人就診獲取酬勞，email或簡訊答疑解惑屬於無償部分。想改變現狀，就要改革現有的醫療費支付體系，將服務質量作為醫生的薪資衡量標準，使醫生為降低成本減少不必要的就診次數，從而采取通信方式與病人溝通。

其次，在行業層面，由於長期拒絕使用通信技術進行醫患溝通，公共衛生部門缺乏能推進資訊技術普及的相關業務知識。當醫療機構想采用通信技術與病人更好溝通時，其采用的不成熟或結合不到位的操作系統往往適得其反。

最後，在政府管理方面，一些法律政策也限制了通訊技術在醫療服務領域的應用。以健康保險流通與責任法案（hipaa）為例，法案很好的保護了患者隱私，但在涉及醫療服務提供方的問題上仍態度模糊，給衛生保健領域的開放溝通也留下了不少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