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馬會”選擇新加坡對中國有三大價值

專欄作家木春山在撰文中提到，新加坡對中國價值存在“三環效應”，中國借以新加坡為中心的“三環外交”，確實可以實現本國、地區與國際利益的契合。這一觀點值得關注。

說到在新加坡要舉行“習馬會”的訊息，提及幾個小小的思考與大家分享。主要在兩個層面，一是“習馬會”突然爆出說明了什么？二是東南亞小國新加坡對中國的價值所在。

昨天說了第一個層面的事兒，沒看到的朋友們可以翻看上一條微信文章。今天說說第二層面的觀察——“習馬會”能選擇在新加坡舉行，一個巴掌大的東南亞小國，對中國的價值在哪里？

在昨天微信的結尾，木叔簡單介紹了一下對新加坡影響中國的思考，也就是說新加坡對中國價值存在“三環效應”，中國借以新加坡為中心的“三環外交”，確實可以實現本國、地區與國際利益的契合。今天就重點展開來談談。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本國、地區與國際。三者利益的契合才能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首先，對中國國家發展而言，新加坡歷史上做出過很大的“貢獻”，今後的“貢獻”可能更大。這種價值是有利於中國未來國家層面制度建設與發展的第一環。

在木叔看來，從中國的國內發展來講，有兩個需要在當下以及未來不太長時間“破題”的任務。一是國家統一，二是國家治理。

這兩點是關係到官方所宣傳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觀察節點——長期分裂不能算民族復興，缺乏善治肯定也不是民之所欲。而在這兩點上，新加坡都會發揮自己獨特作用。

兩岸關係始終是中國發展的變數之一。雖然在過去一段時間，兩岸關係風平浪靜，但2016年之后或許會面臨著一定變盤乃至變局的可能。“習馬會”在台灣大選前兩個月選擇在新加坡舉行，既是雙方對臺海大盤和歷史共識認知的一次再確認，也是對新加坡在兩岸關係上特殊地位的一次再確認。

眾所周知，兩岸關係交流的基礎之一是“九二共識”，這是當年海峽兩岸半官方基金會和協會的汪辜在新加坡達成的，也是在新加坡已經故去的領袖人物李光耀當年斡旋與奔走下實現的。

此后兩岸關係從這種“兩會”接觸，逐漸邁向“兩黨”接觸，再到如今的“習馬會”被定位為“兩岸領導人接觸”。兩岸關係一步步的突破，新加坡憑借著海外最大華人社區這個難得的平臺發揮了自己獨特的作用。

木叔不清楚里面是否有更加私密以及暫時不為人知的一些操作，但光從媒體公開的報導中就能梳理出，新加坡確實客觀上承載了兩岸交流的一些“任務”。畢竟這個平臺無論對大陸還是對台灣而言，都比較容易接受。

國家治理層面，木叔不想做太多解釋。一是擔心有些敏感，二是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簡單說吧。一個組織如果要長期存在和做事，必須要有一套符合現代發展理念的基本民主制度，以完善自身及國家治理體系。

新加坡雖然是一個多黨制國家，但建國至今始終由一個黨——人民行動黨主導。這還不算，新加坡數十年來的政經發展，早已貼上了精英治國、唯才是用、多元種族、政治廉明、媒體民主等政治標簽。這些肯定是中國管理者們非常感興趣的地方。

新加坡的朋友曾對木叔介紹，每年都會有很多中新兩國干部雙向交流，已然形成機制，中方對新加坡模式的理論和現實探討也從未停止。新加坡在某種意義上，是中國未來國家治理的一個樣板。因而與溝通兩岸關係相比，新加坡對中國未來發展的價值與貢獻可能更大。

其次，對中國發展地區關係而言，新加坡的地緣政治優勢也會凸顯。

木叔需要強調的是，2013年和2014年，中國召開了兩次重要的涉外會議，一次是黨內周邊外交座談會，這是歷史上首次召開，規格級別非常高，七常委出席。一次是數年未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規格級別依然如是。兩次會議可以看作是習時代中國外交基本藍圖和構想的一個總括。

這兩次會議上都對周邊外交做出了重要部署。特別是第一次會議，提出了“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工作方針。雖然周邊外交的范圍很大，但從現實角度來看，這幾個字更多地是傾向於描述中國與東南亞10個國家紛繁復雜的外交關係。

或者說東南亞是中國周邊外交的重點。而新加坡就是東南亞國家，而且是東南亞國家里少有的政治穩定、經濟發達的“大國”。

正因為新加坡在本地區，特別是中國周邊的地緣政治優勢非常明顯，中國與新加坡的關係良好與順暢，才會對東南亞其他國家產生更多示范效應。

比如中國和新加坡在中國國內建立了兩個中新產業園，最近還要在西部建立第三個中新產業園。這些合作項目對需要巨大資金和先進技術的東南亞國家而言，當然具有相當的誘惑力。這是經濟層面的一個小例子。

從政治層面而言，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存在一些領土糾紛，與新加坡則沒有這些顧慮。相反，新加坡可以利用自己既是東盟國家，又與中國交好的這種特殊身份，在諸如東盟會議等多邊外交場合發聲，避免地區局勢緊張升級。在這點上，中國和新加坡存在利益交集。

木叔講個從新加坡朋友那里聽到的一個小故事，來看看新加坡在東南亞的“責任感”。

1965年獨立后，李光耀希望新加坡盡快融入東南亞，而當時不少東南亞國家都存在“華人問題”，一些國家還存在排華行為，對中國的警惕和敵視似乎不亞於韓國對今日的朝鮮。李光耀有華人身份，但不可能承認新加坡的“中國色彩”。

為此他曾說，東南亞其他國家全部與中國建交后，新加坡才會與中國建交。這也就是1976年他首次訪華，但中新直到1990年才建交的原因。

講這個故事是想說明，新加坡在東南亞確實有著重要的責任感與高超的信任度，與新加坡發展友好關係，對中國和東南亞國家關係意義重大。這是除了國家發展一環之外，新加坡在地區合作上，對中國價值的第二環。

第三，對中國延展國際空間，加深國際政經交往而言，新加坡也是重要的橋梁與紐帶。這是新加坡對華價值在國內與地區層面之外的第三環。

中國現在最火的對外合作政策是什么？“一帶一路”哇！新加坡正是中國“一路”倡議的重要節點性國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離不開新加坡附近的馬六甲海峽，通過這里，中國可以實現與非洲、乃至歐洲更大范圍的政治與經濟合作。

此外新加坡是美國的準盟友，美軍可以使用新加坡機場、港口，美國向其大量出售先進武器裝備，兩國的聯合軍事演習也時常舉行。

在木叔看來，兩國關係的最好階段不是什么全球戰略合作伙伴關係，而是軍事合作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美國和新加坡的這一大一小關係，幾乎符合這種最高層次國家關係與合作的意義。

因而中國與新加坡發展關係，其實有一個隱含的價值在里面，那就是促進“中美新三角關係”良性發展——中國與新加坡的交好，客觀上有利於中國和美國在當地的合作與交流；中新關係不好，卻可能讓美新關係走得更近，本質上影響中美關係。

另外，中國和新加坡都面臨著恐怖襲擊威脅增加的趨勢。新加坡在反恐方面的國內成績有目共睹，在國際反恐合作中也有著先進經驗。中新加強反恐的國際合作，對中國的意義不言而喻。

也應該看到新加坡對中國發展的一些負面因素。比如剛才木叔談到的美國因素。比如南海問題可能也會成為新加坡擔憂中國的一個“借口”。木叔注意到英國外交大臣哈蒙德在今年2月曾談到如果南海局勢不穩，英國可能部分介入。談話的地點就在新加坡。

當然，這些所謂的負面因素並不是由新加坡執政階層主觀決定的，而是新加坡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政治定位的客觀因素決定的。因而對中新關係而言，“看大局、看主流、看投入產出比”才更重要。

習在新加坡建國50年、中新建交25周年之際對其進行高調訪問，並且把1949年以來兩岸最高領導人的首次會晤安排在當地，可謂給足了面子。也足以看出中國對發展與新加坡關係的自信以及新加坡對華的三重價值所言不虛。（商業見地網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