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不准劉伯承生前平反嗎？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鄧小平不准劉伯承生前平反嗎？

司馬泰

今年12月4日是劉伯承元帥誕辰124周年，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然而一些雜音卻不期而至。最近，一篇名為《無奈的歷史：鄧小平不准劉伯承生前平反》的短文在微信上傳播，文章宣稱「劉鄧長期矛盾尖銳」，且「鄧小平不准劉伯承生前平反」。這套早就被權威研究人士駁斥過，毫無可信度的說辭，今天又沉渣泛起，不得不再進行一番澄清。

所謂為劉伯承平反，指的是為劉伯承元帥在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開展的「反教條主義」運動中遭到錯誤批評一事平反。短文作者說，「文革」後，「鄧小平不准劉伯承生前平反」，「楊得志、張震二人去找鄧小平，給58年擴大會議受批評的人平反，碰了大釘子」。文章所依據的材料全部都是「聽說的」、「在網上讀到的」。用「道聽途說」來形容此文再恰當不過了。關於此事的真相，公開出版的正式史料眾多，隨時去趟圖書館都可以查到。舉手之勞，網文作者卻如此吝惜這點力氣，而偏偏只對某些傳聞感興趣，其用意何在，不言自明。

歷史真相究竟如何？

根據《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的記載，1958年3月召開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在批評經濟工作中「硬搬蘇聯規章制度」的教條主義時，也批評了軍事工作從1950年開始犯了類似錯誤。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作出《關於國防工作的意見》，提出「建議軍委召開一次擴大會議，用整風方式，討論軍事建設中的重要問題，統一認識，提高覺悟，並在這個基礎上使各項工作得以貫徹。」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軍委擴大會議召開，彭德懷主持會議，鄧小平任會議領導小組組長。會議自6月20日起批判軍隊工作中的所謂「教條主義路線」、「資產階級軍事路線」，開展所謂「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粟裕、葉劍英、劉伯承等軍隊領導人受到點名批評。

此時，在外地療養的劉伯承接到通知後趕回北京參加會議，但因眼疾住進了醫院。根據《鄧小平傳（1904--1974）》的記載，6月29日，在軍委擴大會議小組長會議上，鄧小平為了保護劉伯承，在毛澤東講話時插話說：「讓劉伯承好好休息，可以不來參加會議作檢討，表示個態度就可以了。」他還說：「劉伯承同志工作積極認真，對組織是尊重的。今年六十六歲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緊張。」鄧小平的這番話是見諸會議記錄的。

7月10日，劉伯承在別人的攙扶下上台作了檢討，既實事求是地說明情況，也作了自我批判。20日，大會通過《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決議》。會後，在全軍開展了反對「教條主義」的「單純軍事觀點」的「教育和鬥爭」，不少為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作出過貢獻的軍隊工作者受到錯誤的處分和打擊。

鄧小平儘管同意「反教條主義」，但主要是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在個人責任的問題上態度是溫和的，沒有進行嚴厲的批評和指責。7月19日，鄧小平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總結講話，主要從正面闡述問題，強調要「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在新的基礎上的團結」。在對人的處理上，鄧小平堅持實事求是和非常慎重的態度，他對劉伯承仍是非常尊重的。他向毛澤東建議保留劉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得到毛澤東的認可。

後來，鄧小平多次談到這次會議是錯誤的。

據張震回憶：「早在1973年8月，小平同志就收到一位在『反教條主義』運動中受迫害同志的申訴信，他當即批示：『反教條主義』是一件歷史公案，拖了多年，當年受到迫害和衝擊的同志，要求作出正確結論，是合理的。」鄧小平還特意將此信轉給了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

而鄧小平對於平反「反教條主義」的正式表態，是在1980年9月30日。這一天，解放軍總參謀長楊得志、副總參謀長楊勇、張震到鄧小平住所匯報召開第十一次全軍院校會議有關情況。當時的情景，《張震回憶錄》中有詳細記載：

「1980年國慶節前夕，我們一起來到鄧小平同志家裡，向他匯報、請示召開第十一次全軍院校會議的有關問題。

當談到『反教條主義』問題時，得志對小平同志說，他要在第十一次院校會議上講話，裡面有一段關於反教條主義的問題，準備講1958年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有人講，這不是反到你頭上來了嗎？

小平同志態度十分明確，馬上表示：可以講。『反教條主義』主要是整劉帥，最後還是我向毛主席提出來要保劉帥的。當時，有人對我說，二野打仗主要靠你。我向毛主席講，沒有一個好的司令，我這個政委怎麼行呢?小平同志還向我們講了當年『反教條主義』運動的複雜背景和具體經過。」

這一段史實，不僅有張震將軍和有關當事人為證，《鄧小平年譜（1975—1997）》、《鄧小平傳（1904—1974）》和《劉伯承傳》也都有記載，不知網文作者「碰了大釘子」一說從何而來？

鄧小平對此事平反的明確支持很快就產生了作用。這年10月，由三總部召開的全軍院校會議上，總參謀長楊得志明確表示「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1981年11月23日，張震作為副總參謀長在全軍防化戰備會議上又專門傳達了鄧小平的意見：「鄧副主席去年說，『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軍事科學院編寫的《劉伯承年譜（1892——1986）》對此進行了準確記載，網文作者卻視而不見。

1982

年，中共十一屆七中全會給劉伯承發去致敬信，充分肯定了劉伯承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中的成就。同年，經中央軍委批准，《劉伯承軍事文選》（內部本）由戰士出版社出版，鄧小平親自題寫書。

1986年10月7日，94歲的劉伯承元帥在北京病逝。14日，在萬壽路總後禮堂舉行劉伯承元帥遺體告別儀式，鄧小平率全家最先到場。16日，劉伯承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鄧小平主持追悼會，胡耀邦在悼詞中指出：「1980年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這也是黨中央一致的意見。」21日，鄧小平在《人民日報》發表《悼伯承》一文，深情回顧他與劉伯承幾十年的真誠友誼，對劉伯承的業績、風範和才幹給予崇高評價，文章又專門寫道：「一九五八年批判他搞教條主義，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說，伯承是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奠基人之一。他在這方面的重大貢獻，永遠值得我們珍視。」這篇文章後來收入經鄧小平親自審定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是《鄧小平文選》中唯一一篇關於悼念的文章，足見鄧小平對戰友劉伯承的深厚感情。

1987年11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正式行文，指出：「關於1958年反教條主義的問題，在為劉伯承同志致的悼詞中，黨中央已經做了徹底否定。」1992年，《劉伯承傳》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鄧小平題寫了書名。

至於「劉鄧長期矛盾尖銳」，更是無稽之談。「劉鄧不可分」是一段公認的佳話，豈能允許隨意虛構？劉伯承與鄧小平相識是在中央蘇區時期的江西瑞金，年長12歲的劉伯承給鄧小平留下了「忠厚、誠摯、和藹的深刻印象」。抗戰烽火中，1938年1月，二人作為八路軍129師的師長和政委，從此開始了連續13年的親密合作，帶出了一支威震中外的「劉鄧大軍」，也書寫了他們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革命友誼。在研究作戰方案時，他們常常是一個人講話，另一個不時地插話，共同擬定作戰命令，聯名簽發，翻閱一下《劉伯承軍事文選》就不難發現這一點。所以劉鄧部隊中一般都搞不清哪些指示和意見是劉的，哪些是鄧的，只知道這是「劉鄧的意圖」、「劉鄧的指示」。

對鄧小平這個好搭檔，劉伯承非常尊重和關心。他多次對官兵講：「鄧政委是我們的好政委，文武雙全，我們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聽政委的。」千里躍進大別山時，在搶渡淮河的關鍵時刻，鄧小平作了行軍部署，劉伯承立即以命令的口吻要求：「政治委員說的，就是決定。立即行動！」劉伯承元帥之子劉蒙參與編寫的《劉伯承傳》中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1947年）12月上旬，劉伯承、鄧小平決定採取內線與外線配合的作戰方針，迅速實施戰略再展開，在大別山立足生根。

分手的那天，鄧小平冒着雨雪寒風給劉伯承送行。他們都不上馬，並肩步行，一坡又一坡，一程又一程。儘管他們把分兵後可能遇到的問題都研究過，但都象有一肚子話要說。

直到夜幕降臨，兩人才互相道別。劉伯承翻身上馬，一面走，一面吩咐身邊的隨員們說：「如果我們北上受阻，不幸被敵人衝散，大家就原路向南集中，到文殊寺去找鄧政委。」並特別囑咐電台，要按時和鄧政委聯絡。從此以後，他增加了每天早晨向警衛員問話的內容，第一句話必定是：「政委在什麼位置？幾時取得的聯繫？他周圍的敵情如何？我軍的位置有什麼變化？」

對劉伯承這位兄長，鄧小平更是非常欽佩和敬重的。1942年是劉伯承50壽辰，鄧小平於12月15日專門在《新華日報》上撰文祝賀：「在三十年的革命生活中，他忘記了個人的生死榮辱和健康，沒有一天停止過自己的工作。他常常擔任着最艱苦最危險的革命工作，而每次都是排除萬難，完成自己的任務。他為國家和人民的解放事業負傷達九處之多。他除了國家和人民的福利，除了為黨的事業而努力，簡直忘記了一切。在整個革命過程中，他樹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文章後來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一卷，又成為《鄧小平文選》中唯一的一篇祝壽文章。鄧小平還說過：「我比他小十多歲，性格愛好也不盡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們習慣地把『劉鄧』連在一起，在我們兩人心裡，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關於劉鄧的親密關係，身邊的工作人員有目共睹。他們的老參謀長李達將軍說：「劉鄧配合得好。鄧抓大事，小事不管。劉對政委決定的問題很尊重，叫下面照辦。對作戰問題，命令，計劃等，鄧不過問，撒得開。」曾任新華社劉鄧大軍前線分社社長的李普在《記劉帥》一書中寫道：「他們彼此尊重，相互支持。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軍政兩位首腦那樣地親密和諧，在人民解放軍中堪稱典範。列寧說馬恩兩位的關係，『超過了古人關於人類友誼的一切最動人的傳說』，劉鄧兩位也可以說是這樣。」他還有一句話流傳甚廣：「在劉鄧之間是難以放進一個『頓號』的。」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專門指出：「鄧小平同志客觀公正對待黨的歷史、對待同志、對待自己，謙遜隨和，平易近人，善於同人合作共事。革命戰爭年代，他同劉伯承同志共事13年，形成親密無間的革命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