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著名經濟學家如何卷入土耳其政變

文=marc parry 譯=宋奇光

【編者按】

11月1日，土耳其舉行了5個月來的第二次議會選舉，總統埃爾多安希望他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能夠重新贏得議會多數。

今年六月份的選舉中，正義與發展黨沒有能夠贏得絕對多數，因此需要與反對黨派共同組閣，但最終談判失敗，因此本次選舉對於土耳其的穩定，應對歐洲非法移民以及埃爾多安本人，都至關重要。

土耳其如今正面臨著各種嚴峻挑戰：經濟放緩，社會分裂，自殺炸彈肆虐，與庫爾德人重燃戰火等等，還要應對鄰國敘利亞的戰亂和不斷涌入的難民。

如何理解土耳其國內政治，以及其知識界情況？以下這個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學家如何卷入其“世紀審判”的故事，或許能提供另外一種視角。

本文譯自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雜志2015年10月30日刊封面文章《一位土耳其將軍。兩位哈佛經濟學家。一場神秘的政變。》（a turkish general. two harvard economists. a mysterious coup plot）。

這個故事開始於來自家鄉的一則出人意料的新聞。2010年1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和皮納爾·多安（pinar dogan），這一對在哈佛大學任教的土耳其裔經濟學家，聽聞了一個火爆伊斯坦布爾書報攤的戲劇性故事。它有關一個推翻政府的陰謀，涉及恐怖主義，其頭目則是一名叫切廷·多安（cetin dogan）的退役將軍——那是皮納爾的父親。幾周之內，將軍就要被投入監獄。而他的案件將顛覆羅德里克的生活，把這位著名經濟學家變成刑事偵探和政治斗士。

政治權謀並非羅德里克所長。這位低調的學者一直致力於研究經濟改革中，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在35年的學術生涯中，羅德里克以反傳統著稱，他的研究挑戰了關於經濟發展與全球化的傳統觀念。他的很多想法都濃縮在《全球化悖論：民主和世界經濟的未來》一書中（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w.w.norton），這本2011年出版的書累積了300年來的證據，試圖證明，一個更健康的全球化可以使得各國有充分余地來決定自己命運。

“所有人出的新論文里，我最想讀的就是他的。”泰勒·考恩（tyler cowen）這般評說，他是喬治·梅森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也是博客站“邊際革命”的共同創始人。

土耳其那天的這條突發新聞，提出了一個不同於羅德里克在各種論文里曾經面臨的難題。當地一家意氣風發、被該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狂熱擁簇的新貴報紙《taraf》，開始刊發據稱是2002—2003年秘密軍事檔案的內容。這些檔案揭露了一個代號為“大錘”的行動，它旨在顛覆和推翻新當選的、根植於伊斯蘭教的正義與發展黨政府。這個陰謀，雖然從來沒有執行過，卻滿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細節：炸毀清真寺，擊落一架噴氣式飛機，逮捕記者。這與土耳其長期以來的軍事政變歷史是一致的。

不過，當羅德里克與妻子同切廷·多安談話時，將軍告訴他們，他從來沒有聽說過什么“大錘”計劃。他們相信了他。但是，這讓謎團更深了。政變計劃屬實嗎？多安的名字是莫名其妙地被加入其中的嗎？羅德里克和皮納爾·多安開始調查政變檔案，它最終成為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以數百名軍官為目標的訴訟案件。許多人把它稱為土耳其的“世紀審判”。而兩位經濟學家則稱之為騙局。

作為一名社會科學家，羅德里克一直相信以證據的力量來改變人們的思想。他對“大錘”行動的調查發現，政變計劃是偽造的。他在經濟學中遇到過的所有證據，都比不上這偽造證據的明顯清晰。但是，這並不重要。人們無論如何都會抱定這個故事不假。

令羅德里克困惑的是，他發現自己身處同土耳其知識分子群體的戰役之中：那些自由主義者同胞——他同其中多人交好——與他共用擁有一個更民主的國家的愿望。而批評者則指責他支援軍國主義，污損哈佛大學名譽，並且為了救他的岳父不惜操縱事實。這位經濟學家曾是土耳其的寵兒，具有很高的全球影響，而他現在被迫避開他的祖國，生怕被拘留。

這是一場個人的試煉，如今它仍然讓羅德里克在深夜驚醒。但是，它也提供了更多的東西，那就是一個通往政治學研究新方法的跳板。

丹尼·羅德里克。

四月，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的高等研究院（這也是他和皮納爾·多安在2013年一同加入的新機構），在一間明亮寬敞的房間里，丹尼·羅德里克坐下來，講述這個故事。羅德里克的寫作風格也許稱得上凌厲，但作為個人，他稍帶外國口音的聲音卻很輕柔。他是一個身材高大的優雅男人，頭髮灰白，臉上掛著微笑，總的來說，風范得體。今天上午，他忍不住提到他的twitter個人頁面，他打開電腦，看到粉絲正達到5萬人。他描述了社交媒體的受眾——大約40％來自土耳其，這時候門口正傳來四聲短促敲門聲，宣告多安的到來，多安在不遠處一個小得多的房間工作，四周裝飾著radiohead的專輯封面。 “我告訴丹尼，我希望能在這邊搭一頂帳篷，”她開玩笑說， “不想要我那間辦公室了。”

雖然羅德里克和多安身處同一門學科，但在家庭背景、個人脾性和研究領域上，兩者並不相像。羅德里克，58歲，來自土耳其的一個小型猶太人社區，是一名手工鋼筆制造商的兒子，這位父親成功地將他送到哈佛大學。多安，42歲，在意大利、倫敦和土耳其東南部輾轉長大，過著軍旅兒女的遷徙生活。羅德里克好靜；多安好動。羅德里克是一個公眾人物，他對全球范圍的政策問題發聲的書、專欄和博客文章四處可見；多安則是一個研究面較狹的學者，其專業是產業組織、競爭政策和法規。

到2004年，羅德里克認識多安父親的時候，后者已經是一位從軍中退役的四星上將了，這位經濟學家在關於“大錘”計劃的一篇個人長文里回憶道。羅德里克預期岳父是那種權威式性格，卻發現他是一個輕聲細語的人，溺愛自己的女兒。但他沒有辦法在政治觀點上贏得這位將軍。切廷·多安，像老一代的許多土耳其人一樣，認為軍事是對抗土耳其成為一個伊斯蘭國家的重要保障。羅德里克則像其他自由主義者那樣，想看到軍隊的作用減弱。

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土耳其的強烈世俗派軍方都一直主導著這個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的政治。它與根植於伊斯蘭教的政治運動多有衝突，其中就有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作為土耳其政壇的風云人物，埃爾多安在2003年出任總理，2014年成為總統。軍隊也屢次出來想推翻政府。多安將軍本人曾在所謂的1997年“后現代政變”中起過重要作用，羅德里克在文章中介紹說。他寫道，軍隊“擰緊”了埃爾多安的伊斯蘭先行者埃爾巴坎（necmettin erbakan）“這顆螺絲釘”，並且“曾經有過對官僚機構和大學里的伊斯蘭主義者的清洗”。埃爾巴坎最終不得不辭職。

“在土耳其，很多人恨我的岳父。”羅德里克說，“因為他們堅定地認為他做了許多傷害民主發展的事。”

但他是“大錘”計劃中描繪的兇殘叛軍嗎？政變故事曝光不久，羅德里克和皮納爾·多安開始發現奇怪的不合事實之處。第一個明顯的時間錯誤是，在有關政變的核心文檔中，一個被目為“大錘”計劃合作者的、知名的民族主義青年組織，標注的日期是2002年12月。但事實上，這一組織直到2006年才成立。對羅德里克和多安而言，這給出了一個前進的方向。他們不是軍事專家，但他們可以搜尋更多的矛盾之處。 “如果他們犯了一個錯誤，”多安告訴她的丈夫，“他們肯定會犯下更多。”

是有很多。晚上在哈佛廣場附近的房子里工作時，多安就像檢查涉嫌抄襲的本科生論文一樣，通過谷歌檢索這些政變檔案。“丹尼！”她會喊，“你一定要來看看！”醫院、軍方設施、企業——多安和羅德里克確定了幾十個在檔案里被列出來，但實際上要好幾年后才獲得現名的實例。例如，一家制藥公司，原名叫yeni ilac，2008年一家意大利公司接管它以后，更名為yeni recordati。然而，這個新名字卻出現在2003年的政變檔案中，它應該是最近才保存刻錄到cd上的。

羅德里克和多安在一個有關此案的博客站上報告了每個不一致之處。這一切加起來可以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大錘’行動是虛構的，”2010年9月，他們寫道，“它的作者不是此案的這些被告人，而是2008年后才開始編造檔案的不法分子。”

羅德里克和多安發現了埃爾多安的土耳其的軟肋。這位總理已經建立了作為一個溫和穆斯林民主派人士的聲譽。但“大錘”行動反映出他對持不同政見者日益增長的鎮壓。它標志著源自首相和土耳其最著名的伊斯蘭傳教者，法圖拉·葛蘭（fethullah gulen）的追隨者之間臨時湊合的聯盟的第二宗大審判。為換取他們的支援，埃爾多安讓葛蘭支援者們“大舉進入警察和司法機構，以此來對付他們共同的敵人、對手和競爭者”，加雷思·詹金斯（gareth jenkins）這樣分析道。他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的政治分析家，在伊斯坦布爾工作。他們的目標范圍從“強硬世俗派到軍事人員、慈善工作者、記者、律師、工會官員、反對派政治家、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和庫爾德民族主義者”，詹金斯寫道。成千上萬的人被審判，被投入監獄。還有更多的人“因害怕而陷入沉默”。

即使在“大錘”行動之前，土耳其司法系統也從來沒有很好運轉過。每個人都知道，政治已經染指了過去的那些案件。但“我們看到的是無數倍更糟糕的事，以及那些以前實際上沒有發生的事，”羅德里克感慨地說，“那些檢察官實際上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犯罪團伙——”

“是的，”多安說。

“——那些經手此案的人完全明白，這些證據事實上是偽造的。”羅德里克說。

他才明白，展現在土耳其的，並非民主改革的流行故事。而是別的東西：“一種新的威權主義的重建。”

切廷·多安。

下定決心報導這一案件之后，羅德里克和多安飛往土耳其——頂著競爭激烈的敘事，逆風而行。那是2010年12月，切廷·多安的審判在伊斯坦布爾附近的一座監獄建筑群中開始。本案控告近200名軍方官員於2003年陰謀推翻政府。在法院之外，戴著頭巾的大鬍子示威者舉著切廷·多安的肖像。他們的橫幅上寫著“打破軍政府的‘大錘’”。正是在這樣的氣氛中，羅德里克和皮納爾·多安開始在一本書中駁斥此案，並在土耳其的重要電視新聞節目頻頻露面。

人們的反應，羅德里克后來寫道，“混合著否認、欺騙和恐懼”。最讓人頭疼的，是那些他原想可以做朋友的知識分子圈的反應。這些自由主義者將“大錘”審判視作民主進步的標志：軍隊終被從政治中移除，其領導人被迫面對自己的犯罪事實。但眼見著羅德里克和多安的研究，知識分子們卻大都忽略了它。他們拒絕重新評估自己的信念。當重要的專欄作家們受邀去一個披露他們夫婦的調查結果的論壇上時，只有寥寥三人到場。人們拒絕見他們。他們的郵件無人回應。

夫妻倆也成了人身攻擊的目標。反對者會說，軍方官員愚弄了羅德里克。愛情蒙蔽了他。機會主義驅使他想著只要軍方奪權，他可以當上財政大臣。伊斯蘭報刊上，有文章攻擊羅德里克的猶太教信仰。他的宗教被用來抹黑切廷·多安，因為將軍居然讓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猶太人。還滿紙指控羅德里克正在用他的猶太復國主義企圖顛覆土耳其。

更糟糕的是，一家親政府的報紙公布了羅德里克和多安當時3歲的兒子的名字和身份資訊。但是，即使這種威脅也未能令自由派知識分子不安。“丹尼曾認為是朋友的人，不僅攻擊他在案中的調查發現，”政治分析家詹金斯說，“他們在面對針對他和他妻子的不光彩攻擊時也保持沉默。對夫婦倆來說，一定於此倍感震驚。”

即便如此，羅德里克和多安還是認為他們的論據獲得了更多關注。他們的博客點擊量飆升。但是，就在那個時候，檢察官提出了新的發現：一個全新的證據寶庫，擊中羅德里克和多安的腳踝。

如果羅德里克在這里可被指摘，那么這位經濟學家將永遠沾染上污點，即他讓自己對家庭的忠誠戰勝了專業上的客觀性。然而，風險固然巨大，但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是他熟悉的領域。羅德里克已投入自己學術生涯的大部分，用來戳破那些膨脹開來、言過其實的敘事。有時候，專業共識最終擺向接近他的一方。現在的問題是他能否將之用來戳破“大錘”的謊言。

羅德里克來自土耳其，一個相對欠發達國家的事實，高度影響了他的學術選擇。早年，他滿腦子都是一個基本問題：為什么有些國家窮，有些國家富？他醉心於政治學和經濟學，但最終認為后者能提供更強大的分析工具。

貿易自由化（消除屏障以實現自由貿易）是羅德里克首個成為行家里手的領域。在20世紀80年代，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面臨著兩個主要問題：一是從中國台灣、香港、新加坡和韓國的顯著增長中，可以推導出什么。另一個是如何促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增長。對於這些問題的傳統觀點后來被稱為“華盛頓共識”，羅德里克在一本未發表的學術自傳中回憶。華盛頓共識給東亞的成功把脈，並給其他的發展中地區開出了一系列改革藥方——強調自由化、放松管制、私有化和穩定價格的改革。

對此，羅德里克覺得很可疑。他認為，東亞地區“不應被視為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實驗，而是市場和政府干預的恰當組合”。韓國和中國台灣的超常增長靠的是這些政府采取的“促進和協調私人投資”的顯著措施，但這個腳本有多少能適用於非洲和拉美的弱小國家，仍然不確定。“東亞的經驗表明，經濟學的一個標準敘事，即把政府放在市場的對立面，很可能低估了政府的作用，”他寫道， “事實上，市場需要一個強大的政府。”

20世紀90年代，羅德里克把注意力轉移到剖解經濟學的另一頭“聖牛”：金融全球化。這個詞指的是資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動——國家向海外的投資者開放，銀行自由地跨國借貸。當時的想法是，金融全球化有利於發展中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由此可以進入國際資本市場，借款，再在國內進行更多投資。問題是，如羅德里克指出的，讓資本自由流動會帶來巨大風險，即便沒有強烈刺激經濟增長的證據。“他是首先站出來質疑主流觀點的聲音之一，在質疑變得流行之前。”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說，他同樣對此持懷疑態度，他是當時是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現在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

與之類似的，還有羅德里克最有名的一個想法，一個構建了全球化的抵消機制的，簡單而深遠的理論框架。該理論認為，民主政治、國家主權和超全球化是“互不相容”的。最多只能在三個里擁有兩個。他認為，如果你想深化全球化，你需要放棄一些主權或一些民主。這個想法，被稱為“世界經濟的三難政治選擇”，在羅德里克2001年最初提出它時，沒能引起人們什么興趣。然而，十年后，該理論和歐洲的掙扎一起重新浮出水面：歐洲試圖建立一個統一的市場，又讓構成它的各國家實體保留各自的政治控制力。

“三難論現在完全是主流觀點了，尤其在整個歐元區發生危機之后。”喬治·梅森大學的經濟學家考恩說。“國家不能只是做他們想做的，他們深切地感受到這種痛苦。這是另一個他的觀點徹底翻身的領域。”

隨著“大錘”一案在2010年12月的進展，羅德里克越來越沒法證明自己的正確。當月，土耳其檢察機關搜查了海軍基地。他們又拿出了重要新證，說是藏匿於情報單位的地板之下的。這次找出的是最早的“大錘”計劃的副本，以及把其他人也牽連進陰謀的更多檔案。這一發現使得當局得以張大自己的天羅地網。它還給此案的支援者提供了新的攻擊彈藥。《taraf》已根據從一個匿名訊息源獲得的塞滿cd和錄音帶的行李箱寫出了報導。而這一新材料出現在一個軍事基地，那么它一定是真實的，支援者認為。現在，無論羅德里克和多安伸張什么，都無效了。

兩位經濟學家知道，對方有“軍中奸細”，如羅德里克所說的那樣。《taraf》獲得的證據還包括了一些真實材料，如軍事研討會上的錄音——這些有時令人感到尷尬的錄像帶，顯示了高層對伊斯蘭主義者的不甚關心。“如果罪犯能夠從一個軍營內搬來這些材料，”羅德里克和多安分析道，“他們難道不會往一個海軍基地的貯存區塞進一些捏造的檔案？”因此，夫妻倆繼續挖掘真相。

一個不起眼的軍官及軟件工程師，最終把他們引向了確鑿證據。2012年3月29日，阿卜杜爾拉赫曼·巴什布在“大錘”審判上，為自己辯護。巴什布的技術性發言沒能吸引什么注意，羅德里克在他寫“大錘”的文章里寫道。但這位軍官的探索揭示了一些關鍵事實：這些所謂政變檔案是用微軟office 2007寫成的，而這一版本的office軟件在據說為謀劃政變的時間段里，尚不存在。羅德里克和多安把巴什布的分析送給一位波士頓地區的法庭顧問，這位顧問被專門聘來檢驗數字證據。他證實，這些檔案不可能產生於2002—2003年。詹金斯研究了“大錘”檔案，他說，羅德里克和多安“做出的證明，走出了此案編造的懷疑陰影”。

但是，這並不重要。法官對此的關注簡直不能再少。

而且，在法庭外，不只是土耳其知識分子讓羅德里克持續感到沮喪。外國觀察家，同樣透過“玫瑰色的眼鏡”來看土耳其政治，他寫道。他舉了史蒂芬·a.庫克（steven a. cook）的例子，這是一位外交關係委員會（cfr）的土耳其問題專家，庫克說，埃爾多安的正義與發展黨“已經傾盡全力”，鍛造一個“更加民主、開放的國家”。

那是2012年5月。四個月后，土耳其法院宣判331名“大錘”被告謀劃推翻政府。切廷·多安獲得了20年徒刑。

此案后來出現的轉折點，已同羅德里克找到的證據無關了。2013年12月，埃爾多安和葛蘭運動的伊斯蘭聯盟崩潰了，因為他們共同的敵人變弱了。根據詹金斯的報告，葛蘭在警察和司法部門的支援者試圖逮捕近100名和正義與發展黨領導的腐敗指控“關係密切的人”。作為回應，埃爾多安處理了負責腐敗調查的檢察官，詹金斯寫道，還在刑事司法系統啟動了針對被疑為葛蘭支援者的“大清洗”。埃爾多安還把自己同“大錘”一案切割，這個案子曾幫他消解了曾經強大的土耳其將軍們的實力。

大多數人會把接下來發生的事解讀為羅德里克和多安的勝利。2014年，土耳其憲法法院發現被告的權利受到侵犯，下令重審“大錘”一案。切廷·多安從監獄釋放。《經濟學人》刊出這一訊息，文章的開頭是，“這期待已久的‘我們早就告訴你了’的時刻，終於在6月18日降臨丹尼·羅德里克......和他的妻子皮納爾·多安。”重審結果是，3月31日，所有的被告無罪釋放。

“我們贏了。”皮納爾·多安說。

羅德里克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早該贏了，”他說，“如果我們能更早說服人們的話。”

“哦，別這樣。”她說。

“我很失望。”他說。

“這怎么可能發生？”羅德里克在他妻子已經離開以后，這么問道。“怎么可能發生如此大規模的對法治的破壞，在以法治之名建設了這么多年以后？”這就是“人們在尋找和獻上掌聲的東西嗎？那是一個巨大的矛盾，我想要了解它。”

羅德里克和多安在夏天回到哈佛。他們的“大錘”戰役已經平息。如果你今年秋天聽到羅德里克的動向，那很可能是和他的新書《經濟學決定一切》（economics rules, norton）有關，一本關於經濟學的成功與失敗的研究著作，一句都沒提政變、審判，或偽造檔案。然而，這個土耳其版的奧德賽仍然活在羅德里克的身體里，活在他最近教授的政策課程里，活在他寫的論文里，活在他藍色記號筆在白板上勾畫出的圖表里。所有的東西都被這一經歷形塑了。

“我拼命地想用某種方式把我的經驗理性化。”羅德里克說。

此案重新燃起了他對一個問題的興趣：什么才能成就真正的民主。什么時候，民主國家產生的不僅僅是多數決定，而是會包括對少數群體權利的保護，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種種在“大錘”案件中失蹤的東西？

從某些衡量辦法來看，民主不能更健康了。選舉制民主國家占到世界國家的超過60％，而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還只有約40％。但在實踐中，大多數的民主國家“不能提供法律之下的平等保護”，羅德里克和另一位經濟學家沙倫·穆康（sharun mukand）在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里這么說。要理解這種情況何以發生，他們考察了三種權利。政治權利屬於大人物。產權的背后是財富精英。但是，民權的受益對象，通常是處於相對弱勢的少數群體，無權無勢。出於這個原因，“一個真正良好運作的、提供公民權利的自由民主社會，是一個非常、非常罕見的現象。”羅德里克說。現在的問題不是民主國家為什么會陷入反自由主義。這大概是你期望的問題。在這里有趣的問題是——為什么一些民主社會能夠保持自由，這也是他的新作試圖解決的關鍵難題之一。是什么讓公民權利在一個社會里成為可能，而表面看來，這些權利並沒有一個強大的選民群體在支撐？

羅德里克的新研究也試圖解決第二個與此相關的難題：關於敘事的問題。他向土耳其政治的進軍，推動他重新思考一個深植於經濟學的傳統，即從既得利益方的視角來看各種政策的出臺。強勢群體，如公司或工會，會通過政治領域推進各自的議程。羅德里克意識到，在學者的政治和經濟生活模型里，有個東西失蹤了：思想。

以土耳其自由派知識分子為例。他們的利益和羅德里克相同：都希望有一個更加民主的國家。但他們認可的是不一樣的敘事，一個使他們成為政府的“工具”的敘事，羅德里克說。他們向土耳其的中產階級和西方論證“大錘”的合法性。這不是一個既得利益者的影響可以解釋的結果。

“我在此的論點，不是要否認在決策過程中那些有組織的群體具有非同一般的權力，”羅德里克說，“但是，要說這些群體以何種方式界定什么是他們的利益所在，這就取決於種種關乎他們的思想、他們建構的故事，以及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的事物”。

這並不是全新的觀點，你可以通過無數例子推演出同樣的邏輯。在商業領域，公司可能認為實現自己利益的最佳方式，是堵截市場上的競爭對手。或者，他們可能認為自己產業的健康發展取決於創新（想想矽谷）。或者，考慮一下不平等。直到最近，不平等的危害都沒有在美國經濟的話語中唱主角。其他不同的敘事都蓋過它，如效率、激勵、企業家精神等等。但是，現在，不平等已經成為一個極為重要的、富有連續性的政治敘事。

真正讓羅德里克深感迷惑的是時機。思想在什么時候可以塑造觀念的差異？又在何時，利益變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思想變得次要？

在一個不那么抽象的層面，“大錘”改變了羅德里克想法的另一個方面。他不再相信他從報紙讀來的很多東西了。這位教授長期以來都對經濟學故事持懷疑態度。現在，他感覺要對那些國外政治發展的報導保持同樣的警惕。原因是：如果你不了解土耳其的現實，他說，對那邊發生的一切，很容易就會接受一個通常作自由主義解的敘事。

“這些故事非常好讀，而且它們會和你自己的自由世界觀產生共鳴，”羅德里克說，“你很可能會相信。我不是說，它把我變成一個保守的人。但它使我對可說是標準的東北部常青藤精英自由主義的、關於世界是如何運作的敘事，變得更加懷疑和謹慎。它讓我非常懷疑我在《紐約時報》上讀到的東西，以及《紐約時報》對不同國家發生事情的描述。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早就應該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