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雙寧：長征，中華民族不倒的精氣神

我們這一代人，生長在崇拜英雄的年代；長征的英雄，就是我們世界觀形成時期最崇拜的英雄。出於對長征的崇拜，對長征英雄的崇拜，幾十年來，我幾乎走遍了紅軍長征所有重大事件發生地，也幾乎對長征思考了幾十年。我的最新研究成果，體現在最近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走進長征》一書中的《從完整意義上認識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文章中。這里我向朋友們談談我對長征的認識和思考。

唐雙寧

《走進長征》

唐雙寧書法《長征》

關於參加長征的隊伍

講參加紅軍長征的隊伍，首先要明確長征的定義。我對長征的定義是，「九一八」事變後，各路紅軍以北上抗日、應對國民黨圍剿、擴大革命根據地、打通同蘇聯的通道為主要目標，所進行的一系列長途征戰。按這個定義，參加長征的一共有十一支隊伍，他們是，第一類，以北上抗日為主要目標的六支：一是北上抗日先遣隊。1934年7月6日，中革軍委決定，由尋淮洲、樂少華、粟裕等率領紅七軍團約6000余人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深入閩浙皖贛邊地區開展游擊戰爭，一方面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另一方面在軍事上威脅敵人後方，減輕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的壓力。由於當時中央已經決定中央紅軍進行長征，北上抗日先遣隊也帶有為主力紅軍長征探路的意圖。11月4日，隨主力紅軍長征的中革軍委下令重組北上抗日先遣隊，將紅七軍團和閩浙贛蘇區的紅十軍合編成紅十軍團，下轄三個師約一萬人，任命劉疇西為軍團長，樂少華為軍團政委，方志敏代表中央負責先遣隊的北上抗日行動。隨後，先遣隊北上皖南地區，但遭遇國民黨軍隊絕對優勢兵力的圍攻，在艱苦轉戰中損失嚴重，尋淮洲在戰斗中犧牲。1935年1月中旬，先遣隊向閩浙贛蘇區轉移，又遭國民黨軍襲擊，主力部隊指戰員大部犧牲，方志敏、劉疇西在突圍中被俘，後於南昌英勇就義。先頭部隊在粟裕、劉英率領下，突破封鎖線進入閩浙贛蘇區，整編組成紅軍挺進師，轉戰至浙南，開辟了浙南游擊根據地，後來成為新四軍的組成部分。

二是中央紅軍也就是紅一方面軍。這是紅軍長征的主體和主力。由於「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以及敵強我弱，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遭到失敗。為了保存革命力量，肩負起抗日戰爭的歷史任務，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86000余人，踏上艱苦卓絕的長征之路，同時留下部分紅軍在項英、陳毅帶領下就地堅持游擊戰爭。中央紅軍經過浴血奮戰，連續突破敵軍設置的四道封鎖線，但自身傷亡嚴重，僅剩下30000余人。在博古、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參加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上，經過反復討論、斗爭，中央逐步接受了毛澤東提出的放棄進入湘西與第二、六軍團會合的主張，決定向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前進，使中央紅軍避免了覆亡的危險，並勝利召開遵義會議。遵義會議及後來的扎西、苟壩會議，決定張聞天為中央總負責，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新三人團」負責軍事指揮，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之後在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帶領下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穿越水草地，奪占臘子口，踏過六盤山，於1935年10月進入陝北，同陝北黨組織取得聯系，又與紅十五軍團會師，並取得直羅鎮戰役的勝利，為黨中央和紅軍扎根陝北奠定了基礎。

三是紅四方面軍。為向外發展和同中央紅軍會師，原在川陝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於1935年3月發起嘉陵江戰役，並取得重大勝利；5月初，在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率領下，紅四方面軍約10萬人開始長征；6月中旬，與中央紅軍在四川懋功會師，中央紅軍改為紅一方面軍；隨後黨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會議，全面分析了形勢，確定紅一、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創造川陝甘蘇區，迎接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8月，兩個方面軍混編為左、右兩路軍分別過草地北上，中央隨右路軍行動，左路軍主要由張國燾率領。由於張國燾反對中央的北上方針，於9月率紅四方面軍和隨其行動的紅一方面軍兩個軍團南下，並要挾中共中央和右路軍南下，甚至另立「中央」。黨中央先後召開蘆花、沙窩、毛兒蓋、巴西等重要會議，經過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等的努力，通過了一系列決議，強調北上方針的正確性，強調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強調維護紅一、四方面軍的團結，在未果的情況下，中央率紅一、三軍團北上，經俄界會議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先期到達陝北。1936年7月初，紅四方面軍南下失敗後轉戰川西甘孜地區，後與紅二方面軍會師。經黨中央耐心工作及隨右路軍行動的朱德、劉伯承和紅二方面軍推動，以及廣大南下紅軍指戰員的強烈要求，張國燾不得不同意北上。10月9日，在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師。

四是紅二方面軍。1935年11月，紅二、六軍團共17000余人在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王震、蕭克等率領下，退出湘鄂川黔蘇區，從湖南桑植出發，開始長征。在雲貴交界的烏蒙山區，回旋轉戰上千里，擺脫了國民黨軍的重兵圍追堵截，渡過金沙江，經西康、四川，於1936年7月在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會師後，紅二、六軍團與紅三十二軍合編為紅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蕭克任副總指揮，關向應任副政治委員。隨後，推動並實現與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在紅一方面軍接應下，10月22日在靜寧以北的將台堡同紅一方面軍會師，部隊仍保存13000多人，是三大主力紅軍中損失最少的部隊。

五是紅二十五軍也就是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鄂豫皖蘇區後，留下的部隊重建紅二十五軍。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決定紅二十五軍向平漢鐵路以西的桐柏山區和伏牛山區轉移，紅二十五軍經整編，程子華任軍長，吳煥先任政治委員，徐海東任副軍長；為宣傳黨的抗日主張，擴大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行動中部隊對外稱「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留下部分紅軍不久組成紅二十八軍堅持原地斗爭。12月上旬，紅二十五軍突破國民黨軍的重重攔阻，進入陝西省雒南也就是今天的洛南地區，開始在鄂豫陝邊界創建新蘇區。1935年7月15日，紅二十五軍主力西征北上，到陝甘蘇區與紅二十六軍會合，並於9月15日到達陝甘蘇區的永坪鎮，是最先到達陝北的長征部隊。隨後與劉志丹率領的陝甘紅軍會師，合編為紅十五軍團。紅二十五軍為主力紅軍起到了戰略先導作用。

六是東征軍也就是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1935年冬，為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把國內革命戰爭同抗日戰爭有機結合起來，中共中央決定，紅一方面軍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從陝甘蘇區東渡黃河，進入山西，發起東征戰役，准備與日軍直接作戰。1936年2月18日，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彭德懷、政治委員毛澤東下達東征作戰命令，各軍團渡過黃河，突破了閻錫山的晉綏軍防線，分兵三路作戰，取得一批戰果。後蔣介石調集重兵企圖圍殲紅軍於晉西地區。為避免不利局面，東征軍於5月西渡黃河，回師陝甘蘇區。東征戰役迫使「進剿」陝北的晉綏軍撤回山西，使陝甘蘇區得以恢復和鞏固，並在山西20余縣開展了群眾工作，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擴大了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

第二類，在反圍剿中以開辟新根據地為主要目標的三支：一是紅四方面軍撤出鄂豫皖開辟川陝根據地。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在陷入國民黨軍「圍剿」險境的情況下，將主力部隊越過平漢路向西轉移，撤離了鄂豫皖蘇區。由於敵軍優勢兵力的圍追堵截，紅四方面軍原定的「跳出根據地，暫到平漢路以西活動，伺機打回根據地」的意圖無法實現，不得不實行長途戰略轉移，1932年12月，在翻秦嶺，涉漢水，越巴山之後，由陝西南部進抵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區，開始了以這些地區為中心創建新的川陝根據地的斗爭。到1933年10月，川陝根據地的總面積達4.2萬余平方公里，人口約500萬，紅四方面軍也由剛入川時的1.4萬余人擴大到8萬余人。

二是紅三軍撤出湘鄂西根據地開辟湘鄂川黔蘇區。1932年8月，紅三軍在軍長賀龍、政委關向應的率領下，退出湘鄂西革命根據地。11月初進入豫西南，11月下旬進入陝南，後進軍鄂陝邊界，翻過大巴山進入四川，又沿鄂川邊界南下，攻克巴東，繼續南下，12月30日攻占鶴峰，結束了長途轉移。兩個多月中，紅三軍行程約3500公里，部隊由1.4萬余人減至9000余人。1933年底紅三軍進軍四川，1934年4月游擊川黔邊境，1934年5月進入貴州。1934年10月27日，任弼時、蕭克、王震率領的紅六軍團轉戰到達川黔邊區，與紅三軍勝利會師，紅三軍按中央命令恢復紅二軍團番號。紅二、六軍團以川黔邊區為根據地，迫使國民黨不得不抽調重兵進行圍堵，從而減輕了中央紅軍的壓力，有力地策應和支援了中央紅軍的長征。

三是紅六軍團撤出湘贛根據地同紅三軍會師並鞏固擴大湘鄂川蘇區。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軍委認為紅六軍團繼續留在湘贛蘇區將有被敵人層層封鎖和緊縮包圍的危險，應離開湘贛蘇區，轉移到湖南中部開展游擊戰爭，創立新的蘇區，並與湘西的紅三軍會合。8月紅六軍團開始西征，經過2個多月的行軍作戰，與紅三軍取得聯系實現會師，紅三軍奉命恢復紅二軍團番號，兩軍團緊密團結，鞏固擴大了湘鄂川黔蘇區。

第三類，以鞏固擴大革命根據地為主要目標：西方野戰軍的長征。1936年5月，為鞏固和擴大西北抗日根據地，壯大紅軍，努力爭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聯合，實現全國性的對日抗戰任務，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以紅一方面軍第一、第十五軍團和第八十一師等部共1.3萬余人組成西方野戰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進行西征，在陝甘寧三省邊界地區創建新蘇區。在歷時兩個多月的征戰中，西方野戰軍在陝甘寧三省邊界開辟了縱橫200余公里的新區，為策應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實現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四類，以打通蘇聯國際通道為主要目標：西路軍的長征。三大主力紅軍會師時，為打通國際通道即今天的蒙古國，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把寧夏戰役作為關鍵一環，共產國際也決定在今蒙古國南部邊境向紅軍提供一批相當數量的武器彈藥。作為寧夏戰役的一部分，1936年10月下旬，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及三個軍渡過黃河，准備參加寧夏戰役，但同河東的紅軍主力間的聯系很快被大舉北上的國民黨軍隊隔斷，寧夏戰役計劃被迫停止執行。11月5日，紅軍總部電令河西部隊，指出目前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隊，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11日，中共中央正式決定河西部隊稱西路軍。與此同時，綏遠戰事爆發，日軍支持偽蒙軍向百靈廟發動進攻，在蒙古邊境接取蘇聯援助已不可能。因此，共產國際考慮經過新疆援助紅軍，並將武器彈藥等物資運到哈密，由紅軍接收。隨後，「西安事變」爆發，蘇聯認為其中有日本方面的背景，改變了原來的承諾，致使接應西路軍的中共中央代表團滯留蘇聯境內達5個月之久。期間，孤立無援的西路軍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下陷入殊死搏斗，經過4個多月的浴血鏖戰，西路軍部隊大部損失，總部率余部2000余人分3個支隊退入祁連山(600720,股吧)進行游擊活動，後徐向前先行撤回延安，陳昌浩回到湖北，王樹聲等經內蒙古撤到延安。1937年4月底，在李先念、李卓然等率領下尚保留400余人的西路軍左支隊到達甘肅、新疆交界的星星峽，由中共中央代表陳雲、滕代遠接應至迪化也就是今天的烏魯木齊，後分批返回延安。

綜上，上述十一路紅軍的長途征戰從廣義上講都屬於長征，都為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作出重大貢獻和犧牲。需要說明的是，同一路紅軍的長征有時身負多重任務，如北上抗日先遣隊同時有為主力紅軍長征探路、開辟根據地包括同方志敏領導的紅十軍會師等因素，其他長征隊伍也都有開辟新根據地或與其他紅軍會師的因素。紅六軍團同時具有為中央紅軍長征探路的目的，為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起到了先遣隊的作用，且在征戰途中為中央紅軍吸引和調動了大批敵人。中央紅軍撤出中央蘇區至遵義會議和兩河口會議前主要目的之一也是應對國民黨圍剿。同時，在主力紅軍長征後，留在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以艱苦的斗爭牽制了大量國民黨軍，從戰略上配合了主力紅軍行動；陝甘紅軍英勇奮戰創建的革命根據地，為紅軍長征提供了落腳點，意義重大；沒有陝北根據地，紅軍長征的結局還很難預測。另外，轉戰於白山黑水之間的東北抗日聯軍，最早同日本侵略者進行斗爭；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地下斗爭的黨組織和黨領導的各方面力量，也為長征勝利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貢關於長征的精神

長征，不僅錘煉了偉大的黨和偉大的人民軍隊，還升華出偉大的長征精神。2016年9月2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參觀「英雄史詩不朽豐碑——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主題展覽」時強調，80年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工農紅軍戰勝千難萬險，勝利完成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這個偉大壯舉將永遠銘刻在中國革命和中華民族的史冊上。紅軍長征勝利，充分展現了革命理想的偉大精神力量。我們今天回顧長征，不是要重溫當年長征的物質生活，而是要弘揚長征的精神，進行新的長征。我個人經過幾十年思考，對長征精神的理解為六句話，這就是「堅定的信念、頑強的意志、嚴格的紀律、不怕犧牲的精神、尊重實際的作風、眾志成城的凝聚力」。「尊重實際的作風」主要體現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先後同「左傾」教條主義和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中；「頑強的意志」「嚴格的紀律」「不怕犧牲的精神」「眾志成城的凝聚力」等由於篇幅限制很難展開講了。這里我只說說「堅定的信念」。有人疑問在那麼艱難的條件下，長征能夠取得勝利，是因為紅軍出於求生的本能，還是因為他們真的具有一種堅定的信念？我認為不排除求生的本能，但是最根本的還是信仰的力量在支撐。如果僅僅是出於生存的本能，那麼他們完全可以開小差，完全可以把毛澤東的頭取下來，去向蔣介石邀功請賞。所以主要還是信仰的力量在支撐他們。我在四川達州考察，聽到過這樣一個故事：當年，一名紅軍戰士正在石頭上刻「打倒劉湘」「列寧萬歲」的標語，國民黨部隊趕來了，但他不跑，仍在那兒刻，任憑國民黨部隊對他射擊，他還是一邊挨着子彈一邊刻。大家想一想，如果沒有一種信仰的力量在支撐，能做到這一點嗎？當然，不是說現在還要人那樣做，但人要有一點精神，要有信仰。

長征勝利，有許多值得今天汲取的寶貴經驗。其中同中央保持一致，是最重要的一條。長征時各路紅軍、各根據地分散作戰，經常同中央失去聯系，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工農紅軍有着極強的組織觀念，他們相信中央、盼望中央、服從中央。這是各路紅軍取得長征勝利的根本，也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根本。長征期間，曾發生張國燾分裂中央的事件，這其中雖然有許多復雜的情況，但本質上是張國燾擁兵自重。也正是在中央的努力下，在服從中央顧全大局的朱德、劉伯承及左路軍和四方面軍大多數同志的努力下，在二方面軍的支持下，最後戰勝了張國燾分裂中央的陰謀。與張國燾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同為四方面軍轄下的紅25軍長征最先到達陝北，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紅25軍堅決服從中央的領導，慷慨為中央和中央紅軍提供援助。中央紅軍初到陝北時，因為剛剛發生了張國燾事件，紅25軍過去又隸屬於張國燾領導，中央難免有些擔心，毛澤東致信徐海東借一千塊大洋，也不免有試探性質。徐海東將僅有的六千塊大洋自己留用一千塊，五千塊全部支援中央紅軍，並表示堅決服從中央的領導。正是服從中央統一領導的組織觀念和政治規矩，才有長征的勝利。張國燾無論歷史上有多大貢獻，從另立中央發展到最後背叛革命，這是性質的轉變。服從中央，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就明確的政治紀律政治規矩；經過長征的實踐，更加成為全黨的自覺。

建議長征申報世界遺產

十年前，美國出了一本書，書名叫《世界一千年》。這本書中評選了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一百件大事，其中涉及中國的有三件：一件是北宋時期的火藥發明；另一件是成吉思汗的西征；再一件就是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可以說，外國人對長征的看法，已經拋開了階級、種族、信仰和意識形態的成見，評價是非常高的。面對九十九個不可能，九死一生，紅軍卻硬是能存活下來，而且取得了勝利。現在，當年那支隊伍流血犧牲建立起的國家已經成了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你想一想，在當初長征那麼艱難的情況下，用常人的眼光來看，這可能嗎？但是，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下的工農紅軍硬是把這種不可能變成了可能。所以我認為，長征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世界，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留給人類的寶貴財富。為此，我曾奔走呼號，大聲呼吁，長征路線應申報世界自然文化雙遺產，長征精神應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中，應首先做好長征路線申報世界自然文化雙遺產工作，以彰顯文化自信特別是紅色文化自信，並福及全球澤被後世。按世界自然文化雙遺產的標准，長征路線也完全具備這個條件，關鍵是事在人為。中國沒有一說就成的事，中國也沒有絕對辦不成的事；世界沒有一說就成的事，世界也沒有絕對辦不成的事。當然，由於文化差異和長征遺址保護上的欠賬，今後相當長的時間里，這方面有許多工作要做，其中重點，我認為一是用世界語言講好中國故事，讓不同民族、不同語言、不同信仰、不同意識形態的人群認可；二是加大投入彌補遺址保護欠賬，盡快達到標准。這項工作非一朝一夕能夠完成，但只要有決心有信心，經過10到20年的努力，是有這個可能的。這項工作與其他申遺項目不同，需要舉國努力，需要各部門各地區配合。我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曾聯合75名代表向「兩會」提出建議。我認為從現在起就應統籌抓好這項工作。作為黨史特別是長征史研究的學者，我渴望它的成功，渴望在紀念長征勝利100周年的時候見到它的成功。我個人經過長期思考，並同部分專家學者論證，提出了長征申遺的一百處遺址初選名單，供申遺參考，也希望借這個機會向社會呼吁，全社會都要為長征申遺鼓與呼，因為這不僅是申辦一個世界遺產，而是在重塑中華民族的精氣神。另外我還建議成立長征史研究會，在高等院校黨史系開設長征史專業。

為什麼國企也要大力弘揚長征精神？一個國企的壯大發展從一定意義上講，是學習黨的歷史以史鑒今的結果，是長征精神激勵的結果。以光大集團為例，光大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央委托王光英先生以他的特殊身份，以對外開放先行者的形象，在香港設立，後發展為經營金融業為主、金融實業並存的大型央企，其間有過貢獻，但也因資不抵債瀕臨破產，按國務院要求被迫於2007年進行改革重組，實際上相當於在市場圍剿中走上長征之路。其間，先後制定修改了五次改革重組方案，相當於對長征落腳點的艱難選擇。2013年國務院最終同意保持光大的完整性，解決全部歷史遺留問題，理順各級股權關系，不啻光大的「哈達鋪會議」，找到了陝北這個落腳點。此前，我們曾經有過類似於湘江血戰、遵義會議、四渡赤水、婁山關大捷這樣的經歷，2013年的「烏龍指事件」對光大的打擊不啻張國燾分裂路線對紅軍的打擊，但紅軍最後完成了長征，光大最終完成了改革重組。目前光大已經成為資產4萬多億元，年利潤500多億元，擁有銀行、證券、保險、信托、資產管理、基金、期貨等金融全牌照以及環保、新能源、房地產、飛機租賃、高科技等實業業務的大型金融控股集團，資產是2007年改革重組啟動時的6倍，效益由長期虧損變為年盈利500多億元，相當於長征初期的被迫戰略轉移到實現勝利會師。2014年光大進入世界500強列420位，2015年在世界500強中的位次提升107位列313位，從提升位次角度居全球金融業第一名。可以說，正所謂功夫在詩外，長征勝利靠百折不撓的長征精神，搞好國企也需要百折不撓的長征精神。

今天，我們的物質生活同長征時期已經不可比擬。長征的生活，人們不必重復；但長征的精神，人們應當永遠牢記。長征，是中華民族不倒的精氣神。

唐雙寧（中國光大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作者2016年10月20日發表於《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