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轉型"助產"工資集體協商機制

近日，受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重新啟動《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審議激發，中華全國總工會日前宣布，正積極推動國家有關部門加緊制定《工資條例》，力爭到2012年，所有已建工會企業實行集體合同制度，并由獨立于地方政企的工會專職人員介入，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

從大體條文可以看出，全總的《工資條例》，基本沿用廣東模塊，此前為人所推崇的義烏和溫嶺模式，并沒有成為全總的制度借鑒主體。這背后，除了珠三角勞動關系的活躍度外，廣州、深圳等地工會的強悍和敢為，構成了重要的地方性制度支撐因素。

長期以來，我國對集體施壓組織的存在，一直持審慎態度。以2008年1月1日同時頒布的《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為例，新法規大幅度釋放工人權利，以往置工人于法律程序不利位置的很多條款，也得到大幅度修改，然而，和之前的《勞動法》一樣，個人和集體爭議依然沒有得到區分。新法規承認集體“協商”是一項勞動權，但沒有規定集體談判這一前提條件，有關集體爭議的條款，也是沿襲舊法：10人以上勞工爭議，需“推舉一位代表參加調解、仲裁或訴訟活動”。

國家在法律上放開用工權利維護，卻謹慎地將集體訴訟歸入個人合同糾紛范疇，這表現了決策當局試圖用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消滅日益分化的社會收入的不平衡問題，達成改革成果普惠大眾目標；另一方面，為避免工資集體協商越過正常軌道，在相關機制的可靠性未能得到證實之前，寧愿形成法律上一個灰色地帶。

隨后一些勞工事件表明，這種制度設計，令勞資博弈展現出大量法外運行狀態。很顯然，工資集體協商的推進程度，決定了工會作用的發揮程度，因此，中國工會系統對富、本事件的積極跟進，也就沒有疑問了。早在1994年，全國總工會圍繞工資集體協商運作“先建制后規范”，先求形式，后求實質； 1997年公有企業股權改制后，工會的黨群傳送渠道功能逐漸加大，目前27個省實現了黨政同級扶持，政治地位獲得提升；在一些勞工事件發生后，總工會迅速推進非公企業工會組織，并提出集體協商要約。

地方政府這次站在了工會一邊。工潮爆發給地方政府帶來的維權成本，已越來越超過低工資、低成本、低利潤“三低”勞動密集型企業帶來的產業紅利。企業沒有違反勞動法規，工人卻聚眾停工，政府基本失去介入手段，如此情形下，工會以維權帶動維穩，在“無法可依”的情況下促成勞資面對面協商，雙贏局面由此而來：地方降低維穩成本，工會推行集體協商。

這方面的典型，無過于廣東。從2008年3月開始，廣東省委呼吁調整珠三角產業結構。《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作為從勞資關系角度調整產業結構的一個重要環節，于當年7月提交省人大常委會審議；隨后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讓廣東有所擱置，事隔兩年，廣東再次撥動《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條例內容上明確了職工集體意志和職工個人意愿區別，展現了制度突破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