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改革要讓老百姓獲益

新浪財經訊 11月20日晚上消息，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演講中指出，中國在改革中市場經濟理論中帕雷托改進，收益要讓老百姓體會到，從而獲得老百姓的支持。

央行昨日宣布，為加強流動性管理，適度調控貨幣信貸投放，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2010年11月29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准備金率0.5個百分點。

該政策公布後的第二天，央行行長周小川出現在人民大學，作為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10)獲獎人領獎，引起了媒體的關注。不過他今日並未談及相關問題。

周小川在演講中表示，從改革和開放的角度來講，追求在動態下不斷實現帕雷托改進。而帕雷托改進使得改革能夠在步驟上，盡可能給全體居民帶來更大的福利，讓老百姓能夠體會到收益，從而獲得改革的動能，獲得廣大人民群眾、各級幹部對改革的支持。

他並指出，中國在改革中堅持了漸進主義，但和很多國家相比，還是速度很快的，又沒有像休克療法那樣，改革中強調了發展、穩定相互之間的關系。既堅決、又掌握漸進主義改革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中國建設銀行(4.71,-0.07,-1.46%)董事長郭樹清今日因“整體改革理論”獲得中國經濟理論獎。

三位獲獎者的獲獎理由是：從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4年10月中央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期間，中央對經濟體制的整體改革並沒有形成什麼方案。經濟改革基本上是局部的、零敲碎打的和自發式的。1985年前後，鑒于單項突進的改革的嚴重缺陷，我國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波動。以吳敬璉為代表的部分經濟學家對是否應該繼續沿著“放權讓利”方向前景持有懷疑態度，認為在改革過程中所產生的突出矛盾，或者說因其改革上的不協調、不配套而出現的某些消極後果，與改革不系統、不配套有關。

該理論的救治之策在于推進配套改革，在搞活企業、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統一市場、實現宏觀經濟管理模式轉換等方面相互協調，從而使新經濟體制的主要支柱較快地建立起來。他們主張政府進行價稅財聯動的改革，在商品流通上建立全國統一市場，並參加了1986年國務院領導提出的“價、稅、財配套改革”的方案設計工作，成為與“企業改革主線論”主張不同的“整體改革論”的主要代表。

以下為發言實錄：

周小川：各位來賓，晚上好！首先我非常感謝中國經濟學界，對我們研究的關注、支持和鼓勵，像吳敬璉老師所講，對中國經濟學界鼓勵和支持。我也感謝組委會組織了今天這場活動，使我們有機會接受這個獎項。

應該說本來今天吳敬璉老師到這里做一個講演，但是我也弄不清楚他的情況，他讓我來領獎，我沒有任何准備。

我想猜想一下，我在這里講什麼好，我不知道前面已經放了兩段挺精彩的短片，吳敬璉老師已經講了話，同時，短片為大家做了介紹，這個團隊有眾多的經濟學家以及實踐工作者都在這中間做出很大的貢獻，我們對他的貢獻和深入研究做出奉獻的精神表示感謝，

我想我如果要能講的話，希望對吳敬璉老師所率領的整體改革理論研究簡單說幾句意見。

首先第一個方面，我想這個理論強調改革從舊的集中型計劃經濟體系向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一個轉變，這個體系是整體的系統，不可能拼湊起來，事要一件一件做，但是最終體制之間有很多相互關聯的內容，所以是系統的構建，表明改革開放具有整體性。

最典型的轉變這里面包含了最開始大家希望把我們見到不同的經濟體制中優點簡單拼湊起來或者元素簡單拼湊起來，最開始比如有一些像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提法，慢慢大家接受這個改革是系統性的，不僅包括不同的經濟領域，還進一步發展到法律體系，發展到社會的體系，這樣的改革初步比較有系統性的描述就是剛才短片中所提出的，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十四屆三中全會在1994年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框架50條，基本上反映了整體性的概念。

第二點，我想說的是，既然是整體性的轉變，就會涉及到哪件事應該先做，哪件事後做，怎麼樣做呢？使得改革能夠盡量平穩，同時取得成效，同時在進程過程中給大家帶來福利。因此這個題目就變成最優順序的問題，改革應該怎麼樣安排各項議程的順序，最優順序是非常難的題目，每一項改革的利與弊以及收益都有改革，每一項所受到的約束條件不是十分清晰，具有一定模糊性的，同時有些問題存在爭論，因此實際上最優順序是非常難以論証和進行設計的。對這項問題的討論是有益的，正因為最優順序的討論，使得可能最後能達到一個次優的順序，而不是很差的順序，這也是整體性改革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

第三項內容，我不知道吳老師同意不同意，我們一塊討論過這個問題。大家都知道，市場經濟理論中生產要素最優配置的問題，導致帕累托最優，最優境界在理論上來講是比較好認識的，從改革和開放的角度來講，追求在改革進程過程中，在動態狀態下能夠不斷實現帕累托改進。帕累托改進使得改革能夠在步驟上保持盡可能給全體居民帶來更大的福利，也就是改一部分獲得一部分收益，收益讓老百姓能夠體會到，從而獲得改革的動能，獲得廣大人民群眾各級幹部對改革的支持。當然，這個做法也是在研究和論証方面有多種多樣的內容。總之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也確實是在這方面取得了成效，不像是前蘇聯和東歐有些改革，由于不能夠及時帶來改革的福利，甚至帶來GDP的下降，從而很早就出現所謂改革疲勞症，另外對開放也出現很多反彈的情緒。

第四，中國堅持了漸進主義。漸進主義反映了改革是一個大的系統，也是一個大的系統轉變，同時需要有一個順序的安排，同時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有帕累托改進。因此漸進的改革，是有它內在的理論基礎。與此相對應的是，我們也看到了，在另外一些國家出現了休克療法，休克療法和現在相比，大家可以有很多的評價。

我在這里頭不想全面地評論這個問題，只是想說3個方面：1、人的思維轉變，包括居民和經濟學家，也包括政策的決策者，思維轉變有一個過程，有一個不斷認識和轉變的過程。不斷是對舊體制的認識還是朝向新體制，對新體制的研究和理解和過度過程都有這樣的過程。2、涉及到漸進主義，中國雖然說漸進主義，但是我們和許\多其他國家的改革開放相比，實際上我們的速度還是相當快的。因此，我們才獲得了這麼多的進展。又和某些休克療法相比，表面上看我們沒有他們做得那麼快，但是這個過程中經濟效益的狀況情況也是非常不一樣的。所以，中國在近20年中，強調發展改革、穩定之間的相互關系。3、配套關系。改革需要很多相互配合的關系，改革相互配合關系如果做得不好的話，可能代價比較高，收益比較小，同時也不容易獲得更多的支持。所以從這幾個角度來看，既堅決，同時又掌握漸進主義改革是一個正確的選擇。這里肯定還會存在很多值得爭議和具體的問題可以討論。

第五，改革問題涉及到的學問，有人歸納為改革經濟學，也有人歸納為轉軌的經濟學。我個人在八十年代末期曾經介紹過國際上特別是匈牙利一位經濟學家對于改革經濟學學術質量評價的報告。既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舊系統的低效，要朝向一個新的系統進行轉變，它的很多內容都是過度性的，研究很多系統相互關聯和配套性的關系都是動態轉變的過程，時間過去以後，再回頭看，當時的研究似乎沒有太高的學術質量，當時在轉軌經濟學界普遍有這樣的討論。但是，動態變化中如何實現最優或者較優實際上也是很有學問的，就像學術里頭所講的，和動態規劃內容有相近性的。改革要處理小樣本問題，不可能有大量的數據支持論証改革及其配合關系的優化程度，因為樣本非常小，我們在七十年代末看到的體制，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已經不大好用了，計量經濟學的方法所能收集到數據，首先要有一個制度的穩定性。如果制度的不穩定，樣本回歸出現很大的問題。研究在小樣本情況下，如何進行決策的問題。與此相關，改革經濟學必然特別重視橫向比較，所謂比較經濟學，我覺得吳敬璉本人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橫向比較、經濟體制比較中間獲取很多的素材，而是說不容易從時間序列得出非常明確的結論，可以注意從橫向比較中獲得理論。在改革經濟學當中重視思維轉變，因為思維轉變確實是一個內容非常豐富的題目。

第六，整體改革結合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推動兩種方式。改革有些內容比如早期的改革開放，1993年市場經濟50條基本框架，19994年外匯改革和稅收改革，比如說中國加入WTO以及我們所做銀行體系的改革，這些都有整體設計自上而下的特點。我們也有大量的發動群眾、發動基層政府自下而上的改革，這兩者應該更有機地結合起來。有些改革也是有意鼓勵和支持，來自企業、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他們推動這些改革。比如說我們的農村改革、多種所有制的發展，這種東西都有上下的結合。首先是服從實踐檢驗的，最後從實踐來說，這個改革是好還是不好，是成功\還是不成功\？聯系到實踐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另外，在大國競爭中也是推動改革開放，有些地方會率先敢于冒一定風險實行改革開放的措施，在這個過程當中表現出優勢帶動整體的改革推動。因此在內容中也包括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互結合。

我想今天利用這個機會做這樣一個講演，試圖替吳老師做這個講話，幫助他解釋一下，他所研究的思想。但是我覺得也可能說得不好，他自己說得會更好，講得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批評指正。最後再次感謝大家對這個活動的關注，感謝中國經濟學界對于理論創新的支持，對于改革開放的支持，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