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不是一個聯邦 歐元區“生病”不應歸咎德國

歐盟不是一個聯邦 歐元區“生病”不應歸咎德國

與許多歐元區國家相比，德國一直穩定地奉行著審慎的經濟政策。當其他一些國家入不敷出時，德國避免了無節制。前歐洲央行執委會委員於爾根-斯塔克對歐元區經濟問題提出了獨到見解，他指出，德國經濟政策當局並不是要懲罰歐元區外圍的國家。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希望看到所有歐元區國家為真正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創造環境——可以創造就業的環境。這需要堅實的國家財政。它與對零赤字的執著無關。

德國人在經濟政策方面無知嗎？他們沒有認識到歐洲及德國自身面臨的日益增加的政治和經濟危險嗎？當別人提議對歐洲經濟實施一次大規模的貨幣和財政提振時，他們為什么會成為如此“臭名昭著”的反對者？德國人是歐洲的壞人，不負責任、不顧危險地強行決定緊縮嗎？

事實是，與許多歐元區國家相比，德國一直穩定地奉行著審慎的經濟政策。當其他一些國家入不敷出時，德國避免了無節制。這些都是深層次的文化差異，而歐元區貨幣聯盟使這些差異再次凸顯出來。

這不是一個國家指令另一個國家實施緊縮的問題。歐元區外圍國家的政治精英應該對他們2010年無法再進入金融市場負責。多年來的管理不善以及不遵守法治已導致了預算赤字增加和債務的不斷攀升。風險溢價已經急劇上升。結果是實施緊急融資項目，這些項目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債務國強制實施的條件中的嚴格標準。

德國人並沒有放棄自己作為歐洲人的責任。幾十年來，德國與法國一直是歐洲一體化的推動力量。

對德國的批評也未能認識到歐洲一體化的獨特之處。歐盟不是一個聯邦（歐元區也不是）。在歐洲，我們還遠未達到這樣的一體化水平。因此，沒有憲法基礎支援對較虛弱的國家在更高層次上進行轉移支付。而且無論如何，此類轉移支付都不能解決經濟問題，但卻會導致道德風險。以前的財政轉移項目（例如用於較貧窮的歐盟成員國基礎設施投資的基金）並非總能帶來經濟運行的持續改善。例如，希臘幾十年來一直獲得來自歐盟的相當於其國內生產總值(gdp) 3%至5%的財政轉移，其中約三分之一是由德國支付的。但在這個經常性腐敗的國家，大部分錢都被層層克扣掉了。

德國經濟政策當局並不是要懲罰歐元區外圍的國家。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希望看到所有歐元區國家為真正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創造環境——可以創造就業的環境。這需要堅實的國家財政。它與對零赤字的執著無關。德國經濟學家反對治標不治本。他們警告要提防那些表面上的解決方案，它們短期內可以起到政治鎮靜劑的作用，但只會掩蓋真正的經濟挑戰。

對進行額外宏觀經濟刺激的呼吁忽視了造成歐洲困境的原因。消除不利於增長的結構性壁壘至關重要。這包括修復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以釋放信用創造。法國正在經歷經濟停滯，意大利經受了長期的經濟衰退，這些都不應歸咎於德國。它們的問題都是各自國家自己造成的。不論是歐洲央行(ecb)還是財政刺激都無法消除這些問題。

改革需要政治勇氣和強大的領導。這些改革是痛苦的。但要回歸穩健增長之路，它們又是必要的。真正的“赤字”是很多國家政治精英的失敗以及可靠制度的缺乏。

歷史經驗和文化特點造成了經濟觀點的不同。以德國為例，過去一個世紀的兩段災難性通脹期（一段是在1923年，另一段是二戰后）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就像美國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的教訓、自由資本主義的失敗以及納粹政權時期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濫用那樣。

結果產生了以謹慎和對國家干預的懷疑為基礎的社會市場經濟。凱恩斯(keynesian)理論從未發揮過像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這么大的作用。德國思維基於“秩序自由主義”(ordoliberalism)，這一思想源於以下認識：市場需要由政府來制定和實施規則。

從這種角度來看，最重要的原則是物價穩定至上；推動所有市場的競爭；保護財產權；契約自由；以及個體應承擔自身決定的風險，同時銀行的損失不應由整個社會承擔。

個體責任原則也適用於歐洲，至少在政治聯盟創建以及民主控制得到保證之前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