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松：預計“十二五”期間GDP平均增速在9%左右

第七屆中國經濟增長與經濟安全戰略論壇11月20日在北京大學舉辦，社科院李雪松教授在論壇上表示，根據測算到2020年中國GDP是17.8萬億美元，“十二五”期間GDP的增速大概平均在9%左右。

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李雪松教授11月20日在第七屆中國經濟增長與經濟安全戰略論壇上，作了題為《“十二五”時期中國面臨的機遇、調整與戰略選擇》的主旨演講。重點闡述了“十二五”中國經濟面臨機遇與挑戰、“十二五”以及2020年中國經濟總量和結構變化的展望、戰略選擇，這三個問題。

李雪松表示，在“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面臨增長的機遇和潛力，從經濟增長來說，經濟增長可以從需求面和供給面來看。中國經濟現在還是保持總體上良好的發展態勢，主要有這樣一些機遇:一個就是從需求方面看，中國投資和消費都將保持較高的增長，都還會繼續保持比較高的增長，這是國內這一塊。從供給面來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是進入深入發展的階段。同時，整個國內的科技和教育水平在提升，勞動者素質在改善，包括基礎設施也日益完善，這是保持比較高增長的因素。同時除了需求和供給面之外，我們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有后發優勢，同時還有一些改革要繼續推進，還可以釋放出一些生產力，這些方面是我們從國內需求、供給、改革、制度方面來看的，有繼續增長的積極因素。

投資的增長主要來源于儲蓄，中國儲蓄率比較高。李雪松認為，“十二五”時期，即使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但是醫療保險，子女教育不可能靠社會保障來實現，所以儲蓄率還是比較高，這樣的儲蓄比為資產投資提供充裕的資金來源。消費方面，在中央“十二五”規劃建議里面，要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步。事實上消費一直保持比較高的增長，只不過投資增長率更高，這樣使得投資消費的變化沒有預期這么快。

對于面臨的挑戰，李雪松認為，既有國內又有國際方面，從國內供給面來看，在過去一二十年中，當經濟增長速度偏高的時候，都面臨幾個方面約束，資源環境約束，這個使我們經濟增長速度不可能保持非常高，一旦過高就必須進行宏觀調控，水電煤運跟不上了，不能過高，過高承受不了。更重要的一個約束是來自需求面約束。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兩次增速下滑都是由于外因引起的，都是由于外部的金融危機，這張圖反映的是GDP和CPI的增長率，兩次下滑都是由于金融危機，外需受到影響，就業就受到影響，就業受到影響收入就受到影響，需求就會受到影響，這樣導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

他指出，過去兩次經濟增長速度需要保8的時候，都是由于國際金融危機，未來五年會怎么樣?未來五年，特別是這次經濟金融危機，對未來五年影響怎么樣?有沒有上次這樣大的影響程度呢?這就是我們說的國際環境變化在“十二五”期間的第一個挑戰，就是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

現在金融危機還沒有過去，正處在后危機時代，美聯儲提出來這次金融危機要影響十年，我們才過去三年，當然他們說法是不是可靠，還需要實踐檢驗，當然這是長期的過程。我們看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失業率，都是比較高的水平，美國，歐元區到明年底都維持10%的水平。

另外，這個調整為什么是長期的呢?因為發達國家的財政政策要緊縮，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過高，所以你要維持財政刺激來使得經濟快速復蘇，還是對于政府非常困難的。同時發達國家經濟再平衡也是非常困難的。

諾貝爾獎獲得者斯蒂格里茲提出了一個斯蒂格里茲怪圈，發達國家出口商品來獲得美元，利用獲得的美元來壓低美元的匯率，他們的資金外泄，包括對外投資到新興市場來賺取更高的利潤。這樣一個怪圈，這樣一個不平衡能持續多久，在國際上是有爭議的，一種觀念認為這種不平衡很快就要打破，另外一種觀念認為這種不平衡會持續很長時間。

所以針對這個問題，發達國家提出把GDP限制在14%以內是很難切合實際的，也不符合國際分工狀態，并且按照聯合國這個圖上的預算，這種不平衡是比較長期的。另外奧巴馬提出的“五年出口計劃”這個對中國也是比較大的挑戰。所以第一個挑戰就是未來五年經濟都會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之下，同時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影響還是比較深遠的。

第二個是國際環境變化的挑戰，就是發達經濟體擬以氣侯變化和環境保護為名，實施貿易保護主義。2009年美國眾議院通過《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授權美國政府從2020年起，對拒絕減排的國家向美國出口的鋁、鋼、水泥和一些化工產品征求二氧化碳排放關稅。歐盟一些國家也在提這個碳關稅。當然這個提法受到發展中國家普遍的反抗和抗議，世界銀行研究報告現實，一旦實行碳關稅，中國制造業出口規模將減少21%，所有中低收入國家出口額將減少9%，所以這是發達國家擬以氣侯變化和環境保護為名，實施的貿易保護主義。如果實施了碳關稅，就模糊了發達國家對于氣侯變化的責任了。所以這個問題是比較大的問題，這是我想說的未來國際上的兩個比較大的挑戰，對“十二五”期間我們經濟會增長到什么程度的一個影響。

除了國際挑戰，國內的挑戰，比如收入不平衡的差距，資源環境約束，體制機制的原因，這是中國人均GDP的差異，發達地區已經超過一萬美元人均GDP，比較困難的只有1000多美元，差距比較大了。居民收入差異倍數大概3.3倍左右。這是我說的第一個問題，中國經濟面臨的機遇和來自國際國內的挑戰。

李雪松介紹說，最近運用了計算模型來測算一下到“十二五”末期，和2020年中國經濟的總量和結構的一些變化情況。在模型測算中，做了一些外生設定，對于人口和從業人員，這個假設是根據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退三到2020年的，中國總人口大概是接近14億，還沒有達到最高點，但是人口自然增長率將從千分之五下降到千分之三，從業人員的總量將從8.08億上升到8.27億。

另外一個外生設定，假設人民幣匯率在未來十年會是怎樣的升值的幅度，可以說這是隨著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和經濟實力增強，人民幣升值是大勢所趨，但是升值速度是難以預料的，因為升值速度不僅取決于中國經濟發展，還取決于其他國家經濟的發展。假設以緩慢的速度升值，每年升值1%，這樣到2020年升值到一美元兌人民幣6.1，當然這是假設，實際情況不一定，我們在這個假定上做了測算，我們測算2011到2020年，中國經濟總量和人均GDP，首先“十二五”末期，GDP是10.2萬億美元，人均GDP是7450美元，到2020年，中國GDP是17.8萬億美元，從增長速度來看，GDP的增長速度，2011到2015大概平均在9%左右，這是我們的一個需求情況。

他強調，這個是需求結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終消費一直是下降的趨勢，大家一直提到改變投資消費結構，希望投資消費比例能夠開始上升，預期在未來十年中，中國最終消費比例將開始上升。并不意味著資本形成率下降，而是保持相對穩定。凈出口比例在下降，下降份額也就是最終消費領域上升的份額。

在未來十年中，第二產業也是保持相對穩定的水平，在45%左右的水平上。第一產業比重將從10%以上降低到8%左右，第三產業比重基本上是第一產業下降的比重。第二產業維持相對穩定的水平。從這個結構來看，未來十年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人員比重都有進一步上升，第一產業人員比重將快速下降。剛才我們談到三次產業，總的就業人數我們有一個外生的設定，從7.8萬億到8億多人的勞動力，這個在三個產業怎么分配的呢?未來十年，第一產業占總就業人員從35%下降到29%，第二產業從24%上升到29%，第三產業從40%上升到51%。

李雪松同時指出，中國經濟在“十二五”和2020年之前還是比較好的，但是這是特定情形假定下的預算，但是如果加上國際的影響，匯率的影響，同時一些不確定因素，這些因素如果在未來十年，他的影響超過了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那我們上述預測結果可能會跟實際情況有所不同。如果未來這些因素只是可以通過國際談判，通過交流合作來逐漸解決的話，那么未來比較大的概率可以實現比較好比較快的增長。現在國際上的學者對“十二五”都有一些預期，有的甚至說可以達到10%以上的增長，但是我想可能有70%的左右的概率是保持在9%的增長。

他表示，基于這樣的情況，有國際壓力，有國內體制上的因素，所以“十二五”期間，戰略應該是考慮這樣一些方面，第一個是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擴大內需戰略，一個是擴大消費需求，這個在中央“十二五”規劃建議已經提出了，但是做起來并不容易，需要很多方面努力。在這個基礎上，中國過去兩年的經驗，投資才是拉動經濟最主要的，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都在投資上。那么投資可以起到這么大的作用，我們要怎么做，剛才說了第一是擴大消費。

第二，在不壓縮投資情況下，要調整優化投資結構，投資還會保持比較高的增長，但是這樣比較高的增長是要使它的結構友好。要減少對產能過剩的投資，減少碳排放比較高的投資，因為我們碳排放問題，雖然我們國家不需要盡國際義務，但是我們也要有自己的減排，提出自主減排的方案，這樣的話，作為發展中我們也為世界做貢獻。優化投資結構還包含一點，要擴大民間投資，使得民間投資可以更好的發揮作用，所以我想擴大內需里面重點要優化投資結構，使民間投資更活躍，調整投資結構。

第二個方面，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和主題功能區戰略。區域戰略大家都比較熟悉，西部大開放和中部崛起，這個在“十二五”期間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光靠沿海地區來帶動這么大載重的貨車，是越來越力不從心，我們需要更多的增長機會。在未來“十二五”期間，東北、中部、西部，增長速度肯定會超過東部沿海地區的。

第三個方面就是培育和發展戰略新興產業，這個國務院已經提出七個戰略新興產業，這個也是經過多次選擇，作出多次比較的，這七個產業要培育成為國民經濟的先導產業和支柱產業。對于這樣的產業發展，因為這是增量投資，各個地方都很感興趣，所以要發揮各個地方在不同新興產業的優勢來發展。

第四個就是推進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能不能說把農民轉移出來就了事呢?不行。因為我們在未來十年，即使按照城鎮化，一年一個百分比來上升，我們現在已經45%，到2020年有55%，我們至少還有40%以上的人口在農村，就意味這還有五六億人在農村，所以新農村建設還需要推進，不可能用同質化代替新農村建設。未來應該形成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的新機制。特別要堅持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使土地和農村經濟更好的結合。這一點未來十年應該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農村小型經營體制，小額信貸，包括抵押物，這也是制度上的創新和發展。

在城鎮化中，我覺得“十二五”期間，要解決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住房問題，出行問題，交通問題，這種特大型城市，怎么解決?這是“十二五”期間必須要解決的，不解決不行了。對于中小城市，要注重制度上解決農民工的權益保護問題，根據具體情況來具體實施。關于住房體制，還是兩句話，一句話就是保障性住房，第二就是打擊投機行為。這里面可以采取的政策，手段，組合非常豐富了。怎么樣保障和安居來調動積極性，怎么樣使這個建設跟各級政府的職能，和他的積極性，和他的利益來更好的進行制度設計，提出一些新的改革方案，這在“十二五”期間是解決住房問題重要的一點。

第五個，就是要推進財稅金融體制改革。要用改革促發展，如果不推出改革，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緩慢的，只是一個順應經濟發展的過程，特別是現在有一些體制、機制的約束，約束了經濟的更好分配，包括收入分配，包括地區之間的差異，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如果不進行財稅金融體制的改革，就難以解決這些問題，收入分配難以解決，消費靠內需也難以解決。

財稅體制改革，從90年代實施分稅制以來，要不斷的完善消費體制改革方案，要加快進展。大家都很清楚，對于財政支付結構，我們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一般性轉移支付偏低就使得各個地區差異比較大，所以“十二五”期間要加大一般性的轉移支付，這個已經提了很多年，但是進展不大，所以我覺得應該下定決心來推進一般性轉移支付的提高，這樣使得我們分配體制更加合理。同時對于增值稅和營業稅都要做一個調整。包括個人所得稅，資源稅都要有所調整，只有進行稅制調整，才可以發揮經濟上的作用，更好的解決我們的問題。

金融體制的改革，就是我們要建立銀行和金融市場雙重驅動的體系，要擴大資本市場的范圍，包括期貨，要增加他們的規模，在增加發展過程中，來建立空前的防范體制。另外一項重要改革，就是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和要素市場的改革，這樣的一些市場包括土地資本、勞動力、信息、技術的價格要理順，理順他們的價格，就可以大大減少資源配備的問題。同時要神話自愿性產品價格和要素市場改革，包括水、電、煤、氣的改革，這方面改革要跟低收入群體的補貼緊密結合起來。

第六個戰略就是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我們現在建立的各種機制，包括G20這樣的機制，從金融危機以來，金融危機剛發生的時候G20發揮是重要作用，隨著金融危機逐漸的發展到后危機時代，包括以后金融危機最要過去，G20將來在國際舞臺上如何來發展?我想這里邊可能會大國之間博弈和競爭會更加凸現。利用這樣一個平臺，保持中國和主要發達國家的合作和競爭的關系。合作多還是競爭多?這取決于不同的情況，不同的個案，但總體要維持一個這樣一個格局，不要對抗，我們不主動對抗，但是有競爭情況下，我們要積極應對，我們要發展。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過去主要是出口為重，將來出口和進口并重，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并重，實驗一個新的形式，同時這個過程中，我們要大力發展中國大型跨國公司和跨國金融機構。在“十二五”期間，大力發展跨國公司，要學習日本、韓國的經驗，對后期的發展中國家，如果沒有大型跨國公司，在國際競爭中是不利的，而跨國公司也是需要國家的支持的，所以在“十二五”當中，跨國公司要多起來，要走出去。而且將來占領中國國內市場，在全世界來說，也是一個競爭非常激烈的市場。

李雪松最后表示，“十二五”期間，機遇與挑戰同在，但是機遇大于挑戰；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積極應對未來挑戰；主動實施有利于轉變發展方式的戰略，這既有利于中國發展，也有利于世界的發展，既拉動中國經濟發展，也為世界經濟發展做貢獻。

(杜琰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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