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衰落動搖美歐經濟根基

上世紀以來，中產階級的迅速崛起一度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然而這種趨勢近些年來卻發生了逆轉。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導致收入兩極化趨勢的不斷加劇以及社會發展不平衡性的增強，全球中產階級規模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縮趨勢。

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不斷攀升的失業率以及沉重的債務負擔使全球中產階級正在面臨坍塌的危機，橄欖型社會有向“M型社會”演變的趨勢。所謂“M型社會”指的是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強者恒強，隨著資源重新分配，中產階級因失去競爭力，而淪落到中下階層，整個社會的財富分配，在中間這塊，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整個世界分成了三塊，左邊的窮人變多，右邊的富人也變多，但是中間就忽然陷下去形成了坍塌。經濟增長的收益流向了富人階層尤其是富人中的巨富階層，西方國家都出現了“集體向下沉淪”。

以美國為例，戰后，隨著工業化的完成及向后工業社會的轉變，美國社會結構演變主要體現在藍領工人數量銳減，而白領階層不斷擴大。然而，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中產階級面臨兩方面的嚴峻挑戰。

一是收入增長放緩，到1990年代后期出現停滯甚至實際收入水平的下降。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顯示，自1979年到2007年，美國家庭收入的中位數增長了13%，也就是說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了。但扣除通脹因素，實際可支配收入反而下降了。二是中產階級內部出現明顯分化，一部分上升為高收入者（主要是通過企業股票期權等資本收益），更多的中產家庭生活日益窘迫。根據紐約州立大學的研究，自1979年以來，美國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加劇，1%人口占有了80%的新增收入。另一最新研究表明，從1999年至2004年間，90%的美國家庭通脹調整后的收入只增長了2%。而10%的最富有的家庭收入卻增長了將57%。

不斷上升的經濟壓力使得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家庭靠負債維持超出其支付能力的生活水平，而1980年代以來華爾街不斷翻新的金融產品也刺激美國中產階級選擇了高負債、高消費的生活方式。從1983年到2004年，美國中產階級的負債/收入比率從0.45上升到1.19。這種消費模式與此輪金融危機就有著直接關系。

此次經濟危機再度重創中產階級，累計失業人數超過800萬人，多達200萬美國家庭由于無力支付房貸而失去住房。此外，中產階級面臨的困境除了來自經濟衰退因素以外，還與聯邦和地方政府財力不足，公共服務投入減少有關。自1970年以來，雖然美國中產階級花在衣服、食物、生活用品和供車上的費用有所減小，但在教育、醫療、住房和稅收費用的增長大幅增加。特別是子女撫養和教育費用成倍增長。近30年以來，美國的大學教育費用增加了43.5%，是中等收入者收入增長的3倍，而自2000年以來，普通四年制公立大學的學費和其他費用上漲了7.6%。三分之二的大學學生需要通過貸款完成學業，學生貸款中值為1.93萬美元。39%的35歲以下的欠款人需要至少十年才能還清貸款，四分之一因為欠債而推遲看病，14%的人為此推遲結婚。

經濟學家普遍擔心，失去中產階級的消費動力，美國經濟復蘇將遙遙無期。陷入困境的美國中產階級把希望寄托在中產階級出身的奧巴馬總統。而奧巴馬也已著手“拯救中產階級行動”。2009年2月奧巴馬政府組建了由副總統拜登領導的專門機構“中產階級勞工家庭特別小組”，研究為美國中產階級特別是下中階層提供支持。2010年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再次提出將他的經濟政策重點轉向創造就業、改善社會福利，以幫助陷入困境的美國中產階級。其政策能否實施并取得成效還需要關注。

歐洲情況也類似。近些年來，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導致收入兩級化趨勢的不斷加劇以及社會發展不平衡性的增強，德國中產階級規模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縮趨勢，2006年以收入水平衡量的德國中產階級群體所占比重已由2000年的62%下降至54%。

由于在過去三、四十年內法國中產階層收入上漲速度落后于住房、水電、燃油等物價上漲速度，導致目前中產階層每月身負的基本生活開支比重提高，可自由支配資金比重下降，嚴重影響其生活質量。 調查顯示，1979年必需開支占法國中產階層月支出的20%左右，到2009年則上升到了32-38%。

中產階層群體的頻頻告急，讓各國政府意識到，這一階層的危機可能導致經濟復蘇后繼乏力，并有陷經濟于長期低迷的危險。沒有了中產階級，全球經濟之路將會更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