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上樓”等三大難題考驗城鄉統籌

2010年各地城鎮化明顯加快，新農村建設令人欣喜，但是“被上樓”、“被城鎮化”、“城里人下鄉、農民工回流”三大問題亟待關注。

據新華社12月22日報道，“被上樓”“被城鎮化”“城里人下鄉、農民工回流”——在統籌城鄉發展的大旗下，2010年各地城鎮化明顯加快，新農村建設令人欣喜。但一些地方也出現了違背政策要求、侵犯農民權益的現象，亟待關注。

“被上樓”：新居建設不能“替民做主”

近年來“被某某”成為網絡熱詞，繼“被就業”“被增長”之后，2010年又出現了“被上樓”。記者采訪發現，“被上樓”特指少數縣市在農村盲目推行“樓房化”，一些農民自嘲“扛著鋤頭上五樓，陽臺上面把豬養”。

客觀地看，一些具備條件的地區引導農民“上樓”，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必然選擇。但“被上樓”現象違背了農民意愿和發展條件，應引起重視。

在山東齊河縣王石村，600多人被要求拆遷老屋住樓房。村民劉運虎說，住上樓房后什么都要錢，水、電、氣和取暖，一年要花幾千元，還有上千元物業費。“如果住平房，經濟條件差就用蜂窩煤和地下水，能省很多錢。”

在蘇北一個新落成的農村樓房社區，養雞專業戶劉某說：“表面上我變成了社區居民，但還是要靠養雞生活。村民變市民是好事，但不能搞大躍進，農民經不起折騰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謝揚說，農民“被上樓”現象出現，折射出一些地方“借地生財”的發展觀和扭曲的政績觀。

近年來，一些地方借新農村建設之機，誤讀和利用國家出臺的城鄉土地增減掛鉤政策，大拆農村宅基地，大建樓房化新居，把節余的農村宅基地作為建設用地指標高價“倒賣”到城市，從而造成農民“被上樓”現象，增加了農民生活成本，損害了農民土地權益。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表示，2004年國家出臺城鄉土地增減掛鉤政策的初衷，主要是通過土地占補平衡確保我國耕地保護“紅線”，同時考慮調劑解決地方發展所需的部分建設用地指標。但因為一些地方過于依賴“土地財政”，這項試點政策很快被突破，一些地方已由“試點”變成“推廣”，必須認真糾正。

12月1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提出規范農村土地整治和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政策。會議在肯定這項政策促進統籌城鄉發展作用的同時，嚴厲批評了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增加城鎮建設用地指標、違背農民意愿強拆強建的做法。

有關專家指出，解決農民“被上樓”問題，一要嚴格規范農村土地政策，二要規范農村新居建設，防止急躁冒進。但最關鍵的一條是，必須尊重農民意愿，防止“替民做主”。

“被城鎮化”：盡快給農民工“同城待遇”

“被城鎮化”是對部分進城農民工生存和發展現狀的形象描述，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陳錫文表示，農民工為我國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卻始終沒有被就業所在地的城市真正接納。在統計數據上，每年外出半年以上的農民工已經“被城鎮化”了，但他們的社會身份還是農民，他們因此面臨許多具體困難，城市管理也因此存在許多問題。

近幾年來，國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著力解決2億農民工的工資收入、社會保障、子女上學等突出問題，取得了積極成效。

但應當看到，農民工還遠沒有獲得“同城待遇”，一些城市利用戶籍等門檻，只愿留下農民工創造的社會價值，不想承擔“農民變市民”的社會責任。

“城市不能只需要農民工為GDP增長作貢獻，而不為他們提供足夠的服務和保障。”陳錫文說，從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角度看，目前的城市管理體制必須改革。

從“被上樓”到“被城鎮化”，一些地方走的仍是犧牲農民利益推進城市發展的老路。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陸學藝說，這種理念和做法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也違背了“以城帶鄉、以工補農”的政策取向。

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推進城鎮化要把握兩個重點，一是注重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讓更多農民就地轉移就業，二是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把符合條件的農業人口轉變為城市居民作為城鎮化的重要任務。

人們期盼，在統籌城鄉發展過程中，一些城市應少做“畫地為牢”的事情，多干拆除二元結構籬笆的好事，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在就業、培訓、住房、社保、子女就學等方面，盡快給農民工落實“同城待遇”。

“城里人下鄉、農民工回流”：城鄉呼喚“良性互動”

近年來，新農村建設帶來的發展效應，吸引了城里人目光。在一些地方，公職人員、大學生、城鎮職工“非轉農”現象越來越多，令人關注。

2010年上半年，浙江義烏市多個部門調查顯示，近年來有94名公務員把戶口遷入農村，這次調查還讓更多戶口始終在農村、一直擁有“雙重身份”的公務員浮出水面。

一紙農村戶口為何有如此吸引力？調查發現，一些城郊型村莊，最具價值的當屬房屋改建一項，再就是參與土地征用補償費用，第三項是集體經濟組織分紅，還有舊村改造補償等利益。

除了一些公職人員急于“非轉農”分利外，大學生要求回農村落戶的現象在一些地方也有所增加。

在北京工作的南京郊縣青年杜剛告訴記者，自己屬于“北漂族”，大學畢業后在北京奮斗多年，卻發現生活成本不斷上升，現在想放棄城市戶口，重返農村。

“如果戶口不能遷回農村老家，損失可大了。”杜剛說，南京城郊土地價值和房價都在上漲，村民現在有土地股金、養老金、村辦企業紅利等收入，農地出租的價格也逐年在漲。“粗略算一下，當村民比在北京打工收入高。”

記者調查發現，對一些地方從“農轉非”到“非轉農”的變化，應客觀看待，不能一概否定。由于近年來新農村建設取得明顯成效，一些地方開始吸引人才、資金、技術等發展要素向農村“回流”。

江蘇漣水縣曾是農民工輸出大縣。該縣黃鍋甄村支部書記朱中華說，近年來當地政府鼓勵打工者返鄉創業，村里很快冒出12家企業，打工村民有420多人，平均月工資上千元。

村民黃呂軍長期在大城市承包建設工程，他說：“今年春節過后我就留下了，因為農村有很多土建工程可以做，比如修建廠房、道路拓寬。能在當地就業誰愿離開家鄉？”

因為農民工“回流”，使一些城市出現了局部“用工荒”。記者在無錫、常州、東莞等城市勞動力市場看到，許多企業的用工態度出現積極變化，大都將農民工薪酬提高二三成，并在招聘廣告上列出一些勞動保障。

中國城郊經濟研究會名譽會長包永江說，城里人“下鄉”、農民工“回流”，這是城鎮化加速和新農村建設中出現的一個突出現象，應從統籌城鄉發展的高度，積極加以規范和引導。

包永江等專家認為，部分農民工“回流”農村，有利于促進新農村建設，有利于促進用工城市提高農民工待遇，有利于促進用工企業轉變發展方式，應當鼓勵。但一些城里人特別是公職人員“爭當農民”的背后，是扭曲的利益驅動，損害的是農民的合法權益，要堅決遏制。

(鄒光連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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