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衰中國的克魯格曼不靠譜

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錢軍

中國不會發生全國性的金融風險，經濟也不會硬陸。當然不排除部分地區的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出現嚴重問題或者是小範圍的硬陸，但這些都是中國經濟轉型必須所承受的陣痛，畢竟很多傳統行業，如製造業，都注定要萎縮的，但萎縮的過程不是很容易。

時隔六年，“唱衰中國”的保羅克魯格曼再度來華，在他的一場公開演講中，正如近期很多媒體所報導的那樣，這次他的措辭顯得非常婉轉且謹慎，並且反復強調自己對中國的很多具體情況並不了解。

克魯格曼是當今世界上最令人矚目的貿易理論家和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家之一，我在美國學習和從事金融教學工作多年，深知他在美國所享有的影響和爭議，他所發表的大量言論有針對美國以外的，也有很多非常尖刻針對美國學術界的，在金融領域被人熟知的就是在金融危機爆發后，他點名批評了芝加哥學派的“市場有效論”。

克魯格曼在學術界外的成名與他“成功預言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密不可分，但他在演講前期交流中對此卻非常明確地表示，他沒有預測危機，只是比很多經濟學家要更早地發現並提出亞洲的經濟增長模式會出問題，這個看法也比很多經濟學家要離正確的方向更近一些。

在此次交流和演講中，我對於他關於歐元區和美國經濟以及美聯儲的判斷基本贊同，但是對於中國經濟是否會硬陸的判斷，可以我完全不同意。我幾次試圖詢問他認為中國可能爆發危機的方式和依據，很遺憾，他並沒有給我正面的答覆，而是發表聲明自己不是中國專家，很多關於中國的問題以及評判(包括對中國公佈的2014年GDP的準確性)也是聽別的海外的‘中國專家’的。

在我看來，許多像克魯格曼這樣具備自己的綜合分析和判斷能力的世界級經濟學大師真的不太了解中國的經濟和金融體系。

克魯格曼中國的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模型不能持久，這一點我同意。事實上，我曾撰文多次提出，處在新常態下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具備強大的內在推動力，那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中階級的巨大的消費和財富需求，這有別於世界上其他的經濟體，如日本和一些發展中國家，他們更多是依賴於出口和外在資本。而今后20年全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推動力之一，就是中國的中階級的進一步擴大和發展。

2011年，克魯格曼曾在《中國經濟會崩潰嗎？》一文中指出，中國經濟增長依賴於因房價飛漲而大熱的基礎建設，政府監管之外的影子銀行占新增貸款比例大幅增長，因此他得出結論，“由此引起的泡沫開始破滅，金融經濟危機並非危言聳聽。”

可是至今他所預言的危機並沒有發生，而在此次中國行的演講中，他對此進行了解釋，“我並不是唱衰中國，中國的經濟增長紀錄真的不錯，過去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也值得稱讚，但我還是要指出中國經濟需要以更多的消費拉動為主，這個轉型還需要加大力度。展望未來，二十年后我是看好的，五年裏我還是比較擔心的。”

可以看出，他依舊認為中國經濟會在未來五年內發生硬陸；對此，他引用他當年的老師，研究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的鼻祖之一的Rudiger Dornbusch的話，“危機可能爆發的時間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慢，但一旦發生傳播的速度和負面作用很可能比你想象的來的快"。

於是，我追問，中國經濟如果發生硬陸會以哪種形式從金融體系中爆發出來？

他沒有做正面回答。我進一步和他探討，作為中國金融體系的最大、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的銀行體系一定會跟可能的金融危機的爆發有密切關係，而我認為中國的國有大銀行出問題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克魯格曼回答，即使中國的大銀行不出問題，影子銀行會出問題。為了激起他正面回答的興趣，我根據自己的研究做了解釋，中國現有影子銀行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跟銀行的表外資相關的；因為表外監管相對松一些，收益會更高一些，這部分包括了通過銀行發行的理財品和通過銀行存款渠道發行的信托品。

但其實這一塊所謂影子銀行的情況和美國的影子銀行並不一樣，美國銀行的資一旦出表，經過像證券化這類過程后進入市場，是銀行和監管部門看不到也很難監管的，而且反復的證券化過程讓很多品變得相當複雜，使很多債券市場的參與者(包括投資者和評級公司)也很難搞清楚其中真實的風險。

相比純市場行為的美國銀行表外資的難監管，中國銀行體系的表外品(短期的固定收益類品為主)並不複雜，離開銀行不可能發行和操作，監管部門也是看得見管得住的，同時表外業務的規模與表內的貸款規模相比要小很多，所以不會大規模的不可控的危機。

根據我對中國經濟的研究和判斷，中國不會發生全國性的金融風險，經濟也不會硬陸。當然不排除部分地區的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出現嚴重問題或者是小範圍的硬陸，而發生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在四萬億刺激政策后，大規模投資房地等板塊帶來的過高的地方政府債和企業負債，在經濟增速放緩和個別事件的驅動下出現違約。但這些都是中國經濟轉型必須所承受的陣痛，畢竟很多傳統行業，如製造業，都注定要萎縮的，但萎縮的過程不是很容易。

展望未來，所有與消費有關的新興行業還是充滿光明的，比如新能源、醫藥、養老、互聯網，他們要取代傳統行業在龐大的中國經濟中佔領主導地位，包括提供就業機會，要經歷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

事實上，美國經濟也是折騰了很多年才得以轉型。整個七十年代美國經濟處於滯漲的痛苦之中，那個時候油價上升，鋼鐵、汽車等傳統製造業受到以日本、德國為主的國家的挑戰以及行業衰落的開始，但是消費服務行業卻開始慢慢發展起來。因此，我認為中國經濟也一樣要經歷幾年的轉型過程隨后再一次全面走強。

近階段，發達國家市場先后都在採取量化寬鬆的政策來拯救金融機構和提振疲弱的經濟，我請教了克魯格曼對於這些舉措給全球金融體系，尤其是新興經濟體所帶來的問題，各個國家的非傳統貨幣政策之間如何協調，以及如何應對過度的量化寬鬆在經濟復甦后所可能帶來的高通脹等一系列問題的看法。在他看來，這些在未來並不會生什麼大問題。

退一步看整個世界的情況，他認為，整個世界都面臨通縮的壓力，現在世界的貨幣政策整體來還是太緊縮，所以任何國家尤其是大國，如果能夠更積極地擴張貨幣政策就會引導世界經濟走向正確的方向，但有的國家出於某些原因，不希望有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他們會抱怨別的國家的擴張政策讓自己受苦。

克魯格曼，事實上，正是這些國家不採用量化寬鬆的政策才使得世界經濟的發展不能走向正確的方向。而經濟體一旦走出通縮，要退出量化寬鬆是很容易的，因為央行可以出售資，然后提高利率來控制通脹。

我對於克魯格曼的上述回答並不完全贊同，或許各國可以通過相關措施走出通縮壓力，但通脹一旦恢復，其勢頭就可能會非常迅猛(這跟Dornbusch教授對危機的法類似)，實際操作中並不像他的如此輕而易舉。

美國在這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美元作為目前世界唯一的儲備貨幣，他們的通脹壓力實際上是由全世界來分擔的，而對於新興經濟體而言控制通脹的任務要艱巨的多。因此，在這樣的環境下，新興發展中國家建立像金磚銀行這樣的金融機構和新的金融體系的治理模式正當其時，並且責任重大。

這些新興經濟體亟需一個屬於自己的體系，而且國際貨幣體系中也一定要有更大的發展中國家的聲音。在這方面，最有可能成為新的世界儲備貨幣的就是人民幣，那麼，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和實現變得越發重要和關鍵。

此次克魯格曼的中國行，讓我近距離感受到了一位經濟學界重量級人物的風采和思維方式，但同時也讓我深深體會到，有太多像克魯格曼這樣在全球經濟學界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專家對中國並不完全了解，他們看不懂中國的發展模式，質疑中國的經濟數據，搞不清楚中國經濟真正的隱患和解決辦法。

為此，我也深感責任重大，我與同我一樣在海外學習工作過多年，並且知曉中國的國情和發展進程的學者們，在上海高級金融學院這樣的平台上，不但要為中國金融體系的發展和經濟的轉型升級獻計獻策，還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架接起讓世界了解中國的橋樑，因為我們更加懂得如何以他們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角度解讀中國經濟和政策，讓他們知曉真正的中國，這對於進一步崛起的中國如何發揮好世界強國的影響力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