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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上午，考察歸來的徐錠明、胡本鋼等人對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調研結果交換了意見。
早在6月8日，參事們都已陸續將自己的考察后的“小報告”上交到參事室調研組，等待集體討論。這些意見和建議將匯總為一份綜合性報告，完成后將提交給國務院領導。
作為國務院的參事，徐錠明認為，無論是為區域經濟發展建言獻策，還是為正在制定的國家“十二五”規劃提供真知灼見，這些來自一線的調研，都是最寶貴的素材。
從5月下旬開始，包括徐錠明在內的32位國務院參事，兵分三路，分別對江西、福建、甘肅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調研。
這是國務院參事首次組團就區域經濟發展專題進行調研。
起因
對于此次的調研，徐錠明說是綜合多方因素考慮的結果。“中國的區域經濟發展，正在經歷由點到線，由線到面之后的全面繁榮。所以此次調研意義重大。”
徐錠明是此次 “區域經濟參事行”的最早建議者，他認為，如何抓住新一輪的經濟發展機遇，是地方政府能否贏得未來區域競爭的關鍵，而目前地方上缺少中央對當地的區域經濟發展問題的意見。
徐錠明的建議很快得到了采納。由于2010年是“十一五”規劃的最后一年，此次調研活動還具備了新的特點，就國家“十二五”規劃中就區域經濟發展內容，為國家的科學發展建言獻策。
除了10多個參事因身體原因或時間沖突無法參加之外，國務院參事室可謂是全體行動，32位國務院參事分別被編進了3個小組。
江西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調研組有9位參事組成，由原農業部副部長劉堅參事帶隊，郎志正和曲維枝參事為副組長，調研主題為：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生態環境保護體系建設、綠色生態農業發展情況，以及發展低碳經濟的做法和經驗。
福建海峽西岸經濟區調研組有14位參事組成，由陳全訓參事帶隊，吳學敏、車書劍參事為副組長，調研主題為：海峽西岸城市群經貿、金融、文化交流合作的有關情況及存在的問題。
甘肅國家循環經濟示范區調研組共9位參事參與，由鄭虎參事帶隊，吳宗鑫、張元方參事為副組長，調研主題為：甘肅省循環經濟發展有關情況和存在的問題進行調研。
徐錠明表示，三個調研區域的選擇，可謂是兼顧了“東、中、西”不同發展階段，三個區域也是各有特點，江西是生態經濟，福建是面向兩岸的合作與交流，甘肅是循環經濟。
建言
國務院參事、國家開發銀行信息總監胡本鋼說，此次調研的人數最多是福建，因為其地理位置和戰略位置是全國大盤布局中的重中之重。
交通一直是制約海西發展的瓶頸。長期以來，海西腹地地處偏遠山區，交通落后，導致經濟長期停滯不前。
目前福建正在規劃中的“三縱八橫”為主骨架的高速公路網和“三縱六橫九環”海峽鐵路網就是為了實現港帶陸的聯動發展。
2006年大廈門港完成整合，突破億噸的大港實現；2009年8月初，湄洲灣港口管理局成立，標志著湄洲灣港口集群建設提速；2009年年底大福州港也得到整合。福建三大港雛形盡顯。
但胡本鋼認為，福建在交通建設上，投入還是太少，沒有跟上國家發展大交通樞紐的步伐，沒有充分認識到自身對臺效應的重點。
“福建目前還沒完全把自己的力都發出來，沒有打好對臺的這個牌。目前福建的人均GDP排在全國倒數第三，雖然比往年有進步，可還是缺少力度。”胡本鋼說。
“而在旅游上也缺乏意識，比如福建也有大熊貓基地，為何不能象臥龍那樣發展呢？可以吸引更多的臺胞和其他內陸游客。在產業對接上，對臺貿易上的蛋糕可以繼續做大，做好服務外包。”
胡本鋼提醒，在發展時必須注意生態和環保，比如平潭島就不能去發展石油化工產業，85海里的距離可以利用的地方很多。不能為了一時的GDP，破壞了未來的發展。
在對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考察中，郎志正提出，發展也不能出現同質化，必須有自己的特色，不要趕時髦。“現在所有省市都在搞LED，都在搞太陽能，但江西搞太陽能肯定比不過江蘇，但搞瓷器肯定沒人比得過江西。”在他看來，像瓷都這樣的獨有品牌，江西應該深挖、做大。
但江西在此方面的營銷做得卻并不到位。2009年3月，中國第二批資源枯竭型城市名單中，景德鎮赫然在列。
據當地企業人士透露，其實在景德鎮的周邊，不管是高嶺土還是磁石，都還有非常豐富的存量。“即便是沒有了這兩樣，景德鎮還是景德鎮。但是沒有了技藝，景德鎮就什么都不是了。資源枯竭城市的帽子，雖然會在短期內帶來可觀的財政補貼，但對瓷都品牌卻是一個損害。”
在 “中國最美的鄉村”——上饒市婺源縣，參事們告誡當地，警惕商業氣息過濃、過度開發現象，并建議，“保護耕讀文化氛圍，修繕古舊民居，保存淳樸民風，很有必要。”
經濟區困局
參事們直通國務院的獨特身份，也讓被調研地的政府希望借助這一渠道，表達更多地方訴求。
據《廈門晚報》報道，福建海峽西岸經濟區調研組在廈門調研時，廈門市長劉賜貴在向調研組介紹完情況后，就提出了4件亟待解決的大事，希望能借助參事們的呼吁，早日得到批復。
其中既有涉及到制度性障礙的特區范圍擴大問題，也有國務院文件中已經明確的 “廈門經濟特區體制機制創新實驗區”落實問題；另外就是希望在新增兩岸金融合作、旅游開放方面設立實驗區，尋找新的發展空間，進一步凸顯廈門的前沿平臺作用。
江西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調研中，同樣遇到了這種渴望下情上傳的呼吁。關于將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列為全國生態補償機制的試驗地的呼聲，再次被提及。
不過，對于參事們的調研，地方上官員態度也褒貶不一。
中部一名官員私下也表示，智囊們的調研是不錯，但效果怎么樣還要看，畢竟這只是例行公事。
經濟區一直面臨著自己的困境。
“2008年國家發改委曾明確說過不再批復任何經濟區，然而話音未落，就又出現了新的經濟區。”北京大學中國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長彭真懷說，頻繁獲批的經濟區已經失去了其原有的探路性意義，原本設定先行先試的政策，成了一張廢紙。
僅2009年一年，國家就批準了11個區域發展規劃，這一規模相當于過去4年的總和。
一些省份更是爭相讓自己的經濟區上升為國家的戰略，以求獲得土地和金融上的扶持，獲得更快的發展。然而隨著日益收緊的土地政策，原先的土地優勢不復存在，批復下來的經濟區最后成了空口號，而以城市化為名義進行擴張后，反而引發了更多的、更深層次的社會矛盾。
彭真懷表示，目前，全國經濟區的面積越批越大，圈地的面積也在擴大，比如，從浦東新區的500多平方公里，到天津濱海新區的1000多平方公里，再到成渝經濟區就達3萬平方公里。這種膨脹式的發展失去了其原本的意義。
他呼吁，希望各地的主政者要把心態放穩，不能太浮躁，眼下先把手中的經濟區打理好，再爭取更多的繁榮。
“從各地經濟區的發展看，都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沒有新的思路，只是推動工業化的重復建設而已，例如哈大齊工業走廊。”彭真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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