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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上月提到,來自政治上的壓力將是各國央行執行“退市”策略首要面對的阻力。對于一向善于投機的政客而言,避免行動太早的政治風險似乎較低,因此市場預計美國將提早升息的良好憧憬將落空。而上周公布的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紀要顯示,美聯儲認為經濟復蘇力度有待增強,仍傾向延遲加息,美元在年終結算效應后開始逐步回軟。
事實上,近期多宗事件明確顯示,各國央行的獨立性正面臨更大挑戰。由于拒絕撥66億美元外匯儲備讓政府償還外債,阿根廷央行行長雷德拉多上周四遭總統法蘭德茲解職,前者第二天由法院下令復職。韓國政府上周10年來首次派官員參加央行政策會議,向央行施壓,力促維持寬松利率的意味濃厚,會議后韓國央行宣布維持利率于2%的歷史低點。該行并表示,考慮到經濟增長仍存在很高的不確定性,當局將繼續維持寬松的貨幣政策。目前市場的普遍觀點是,受政府態度影響,韓國央行即便在今年上半年加息,也將控制在非常小的幅度。
美國方面,國會平息民粹主義者的怒火,上月通過金融改革法案,規定美聯儲未來的貨幣政策需要接受國會特定部門的審查,由此可以預期未來美國貨幣政策在每次新的金融災難發生前都將趨向寬松,因為對抗通脹而上調利率等決策在政治上不得人心。
各國央行當前所面對的政治干預,主要是源于它們密切參與了政府主導的拯救金融危機行動。美聯儲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地涉入經濟體系當中,該局出手購買了逾1.7萬億美元美國國債和抵押債券,并與美國政府一起救助美國國際集團(AIG)和花旗集團(Citigroup)等快倒下的金融巨擘。英國央行也購買了各類政府債券,實質上就等同發行貨幣。歐洲央行、日本央行等也采取了類似的舉措。
在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拯救行動展開后,各國政府如何能夠安心任由央行的獨立性摧毀他們的成果?以前,央行的主要目標是控制通貨膨脹,但在金融海嘯后,央行的角色在控制通脹以外,還賦予挽救經濟甚至拯救因經營不善而面臨倒閉的金融巨擘等多重任務。
但問題是,在這些目標之間,出現嚴重的角色矛盾。挽救經濟困局,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自不可免,但這完全與控制通脹目標背道而馳。有評論者認為,非常情況需以非常手段應付,但這“非常情況”如何界定?非常手段又由誰人主導?與以往央行以客觀的經濟數據為基礎制定貨幣政策不同,現在明顯存在許多人為性操作。
目前各國央行與實體經濟一樣受到史無前例的干預,是福是禍相信無人能料。但正如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上月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電視臺新聞訪談類節目《與媒體見面》中說的:“你不能要求央行做超出其能力的事情并期望不會帶來不良后果”。這種超寬松貨幣政策的非常手段所產生的“必要之惡”,究竟何時需要“買單”無人能預知,但各國政府明顯地正在拖延“埋單”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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