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誰是真正的匯率操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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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匯率的大幅下滑,既可以提振美國經濟,又可以達到轉嫁財政負擔和戰爭負擔的目的,中國沒有將名義匯率貶值,而是負責任地維護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
據《瞭望》新聞周刊10月18日報道,過去15年來中國從未用過競爭性貶值的手段。即便在風高浪急、多種貨幣紛紛貶值的亞洲金融危機和本次國際金融海嘯期間,中國也沒有將名義匯率貶值,而是負責任地維護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
對這樣一種十分有利于全球經濟穩定的善舉,美國不僅不予理解,還將此指責為刻意操縱的行為。如果連匯率穩定都被算作損人利己的話,那么,從過去140年的歷史看,美國顯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匯率操縱國。
美國崛起離不開匯率穩定
關于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優劣的爭論,在國際上一直是個熱門話題。批評固定匯率的人認為,固匯制不能真實反映資金的價格,容易損害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導致資源錯配。但肯定固匯制的學者卻認為,浮動匯率制度不見得優于固定匯率。
浮動匯率制度的弊端:一是使匯率在更大幅度范圍內波動,從而助長了投機,加劇了金融市場的動蕩;二是使對外投資收益和進出口貿易成本的不確定性加大,進而影響了商人長期投資和締結長期貿易契約的意欲;三是使貨幣政策失去了所謂的名義錨,不利于央行遏制通脹;四是不利于發展中國家趕超發達國家。
對匯率制度優劣的爭辯,迄今為止學術界都沒有達成共識或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但有個事實卻無可爭辯,那就是:在主要國家匯率被迫浮動之后,IMF在1976年牙買加協定中曾要求成員國根據經濟條件,在將來逐步恢復固定匯率。
近代及現代世界經濟史也告訴我們:美國和日本的崛起與匯率穩定是分不開的。在趕超當時全球霸主——英國的進程中,美國實行的一直是固定匯率制度。
美國的崛起是緣起于1870年之后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依靠電力、發電機等方面的技術創新,美國經濟取得了后來居上的優勢;依靠1879年之后確立的金本位,美國在金融方面建立了保障國際貿易和外來投資、保障跨境借貸安全、避免匯兌風險的制度基礎;依靠穩定的美元匯率,美國在“精力旺盛的成長期”逃過了制造業競爭優勢被浮動匯率制度下美元持續升值所削弱的結局。這才有了19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逐漸嶄露頭角,成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國家。
與美國相似,日本經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崛起時所使用的同樣是固定匯率制度,只不過穩定的軸心從金本位變為“雙掛鉤”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而已。從1950年到固定匯率制瓦解的1975年,日本的經濟發展速度高達9%;但在浮動匯率機制形成之后,日本經濟卻失去了趕超美國的迅猛勢頭,1976~1990年的年均發展速度竟大幅回落至只有4%。
在1985~1989年日元大幅升值之后,日本制造業的對外競爭力更是備受打擊,加上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格因針對升值紅利的熱錢大量流入而迅速膨脹,日本經濟在1990年泡沫破滅之后更是陷入持續20年的低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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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原先估計經濟規模可在90年代末超過美國,但因為相關戰略上出了問題,日本經濟規模與美國的差距后來卻越拉越大,目前已只及美國經濟規模的40%了。
從美國、日本崛起的歷史事實看,選擇匯率穩定確實有助于后起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如果連這個都成問題的話,美國無疑是在否定自己的發展歷史,無疑是匯率操縱者之一。
美國多次用行政手段大幅貶值美元
除了在長達60年的經濟崛起階段保持匯率穩定外,美國還在經濟陷入困境時多次使用以鄰為壑的行政性貶值手段。
早在1929~1933年大蕭條時期,美國就曾經將美元大幅貶值41%,而且美國國會還廢除了國債的黃金條款:即國債購買者不能再按原有契約購得黃金。這種損人利己的行為,嚴重喪失了商業社會的誠信和法律尊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取得了最大化利益,確立了戰后霸主地位。1944年7月在美國的主導下,以“雙掛鉤”為特征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美元成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美元與黃金直接掛鉤,各國央行可隨時用美元、以35美元/盎司的價格向美國兌換黃金;與此同時,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鉤,實行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
但在1960年代西德、日本的制造業崛起之后,美國對外貿易開始出現較大逆差,加上受龐大的資本輸出和軍事開支的影響,美國的國際收支開始由順差轉為逆差。1961年美國先后與英德等國簽訂了巴塞爾協議和黃金總庫協議,讓其他國家來分擔穩定美元、平抑金價的責任,以支撐以美國為霸主的戰后國際金融體系。1962年美國又解散了黃金總庫,宣布實行黃金雙價制。這樣就形成了兩種金價,而且黃金的市場價格明顯高于35美元的官價。在實行雙金價的情況下,美元實際上已經貶值了。
進入70年代后,美國的國際收支狀況進一步惡化。1971年8月美國停止外國央行按官價向其兌換黃金,并征收10%的進口附加稅。同年12月美國拉其他發達國家簽訂了史密斯協議,將美元一次性貶值7.89%,并強行要求其他國家貨幣對美元升值2.76%~7.6%。由此,美國的國際收支壓力得以部分緩解。但由于西德、日本制造業競爭力持續強于美國,因此,上述措施并沒有幫助世界老大明顯擺脫經濟困境。
進入80年代后,美國開始明目張膽地干涉德日兩國的貨幣政策,強行要求馬克、日元大幅升值。其中,僅1985年9月至1987年底,日元就在廣場協議和盧浮宮協議的約束下被迫升值97%。除了外交施壓外,美國還千方百計為境外熱錢流入日本創造有利條件,包括逼迫日本開放金融市場、誘使日本將日元國際化等,試圖借助全球市場的力量推動日元持續不斷地升值。在“尼克松爆炸”之前,美元兌黃金一直保持在麥克阿瑟戰后確定的1:360的水平,經過美國的不斷操縱,到80年代末已升至1:110左右,累計升幅高達227%。
在日元大幅升值、熱錢涌入以及與此相關的資產價格泡沫先膨脹、后破滅的巨大沖擊下,日本企業總算走進了先擴張后萎縮、先“強大”后衰弱的怪圈,美國經濟也總算把日本經濟遠遠地甩在后面。而隨著蘇聯的解體,美國再次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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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中推動美元貶值是美慣用手段
除了行政干預外,美國還暗中運用其市場力量,引導美元匯率有序回落。其慣用手法主要有三個:利用美聯儲的地位和美國在國際財經評論方面強大的話語權,操縱輿論不斷壓低美元匯率;利用美國投資銀行、商業銀行、對沖基金雄厚的資金實力和熟練的財技,通過做空美元實現其政府的戰略意圖;通過降低利率、過度增加美元資金的供應量,以市場力量推動美元持續貶值。
比如,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之后,道瓊斯指數大幅滑落,整體經濟也陷入衰退。此時,偏偏又發生了“9·11”恐怖事件,美國被迅速拖入反恐泥淖,其財政狀況和經常賬戶迅速惡化。其中,貿易逆差占GDP的比重從2001年的3.8%跳升至2005年的6.2%,財政赤字與GDP的比重也從1.4%攀升至3.7%。為了促進經濟復蘇,美聯儲在“9·11”事件之后連續降息11次,將聯邦基金利率從6%大幅降低至1%。同時,美國還放松對貨幣供應的約束,實施口頭上強美元、實質上弱美元的匯率政策。以上兩個動作直接導致美元匯率進入一個新的長貶值周期。
除了2005年錄得溫和反彈外,美元匯率指數從2002年2月112.73的高位持續滑落至2008年5月的69,累計跌幅高達41%,創下了1971年“尼克松爆炸”以來的新低。美元匯率的大幅下滑,既可以提振美國經濟,又可以達到轉嫁財政負擔和戰爭負擔的目的,而本來就不如美國的歐盟和日本經濟卻不得不長期備受高匯價的煎熬。
(鄒光連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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