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當代日本“世襲政治”的文化解讀

南開大學日本研究所副教授喬林生撰文指出，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會發現在亞洲最發達的國家日本，一種反常的政治現象--“世襲政治”依然存在並活躍在政壇上。世襲政治現象，固非日本獨有，歐美政界也有一些子承父業的現象，然而相較而言，像日本“世襲議員”這樣一支活躍於政壇上的數量多、比例高、勢力廣、影響大的政治家群體，在當代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中絕無僅有。其體現了濃重的日本特色，成為當代日本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如何理解與認識這種世襲政治現象，成為研究當代日本政治的一個重要課題。以往的研究多是從日本式的選舉制度或結構性的經濟利權關係分析世襲政治的成因。然而，除了政治體制和經濟關係的影響之外，傳統文化因素或者說傳統的政治文化亦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本文從日本傳統文化中的家族制度、身份等級制度和恩情主義觀念等三個方面，就日本世襲政治做出分析和解釋，以思考民主社會的日本為何會出現這種“政治返祖”現象。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一、世襲政治的現狀

所謂世襲，據《廣辭苑》(第六版)的解釋，指嫡系子孫代代繼承其家族的地位(爵位或官位)、職業和財產等。在日本古代封建幕藩體制下，法律嚴格規定了“士農工商”等不同的世襲階層，其中武士階層作為統治階級，以將軍、大名為首的各大家族壟斷著政治特權，世襲著爵位、職業、俸祿和財產。在近代君主立憲體制下，身份的世襲依然被延續，天皇的重要輔弼機構--貴族院中就有不少世襲的華族、皇族議員。戰后日本經過民主化改革，實行西方代議制民主，然而，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民主實踐，政治家族不但沒有消亡，反而在全國各地規模不等地成批滋生出來，相當程度上出現了政治權力“家族化”的現象。這些政治家，雖然是通過所謂“民主選舉”產生的，但其在形式上繼承了父輩職業，更重要的是繼承了父輩留下的選舉地盤、遺產(包括政治資金)和名聲(影響力)，依托當地選區長期當選，表現出相對穩定的代際傳承性和地區性特征。因其形式上有不少類似於封建時代傳統世襲制的地方，故不妨稱之為日本的“政治返祖”。日本媒體和學界將這種政治現象稱為“世襲政治”，將這些來自政治家族的成員稱為“世襲議員”、“二代議員”或“三代議員”等。

關於世襲議員，有各種各樣的定義，一般意義上指接替三代以內親屬的選區或借助其影響、力量而當選為國會議員的政治家。世襲議員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世襲議員指其親屬是中央或地方的政治家、官僚，而狹義的世襲議員，僅指其親屬曾擔任或是現任國會議員。縱觀當今日本政壇，從內閣到國會，從執政黨到在野黨，充斥著為數眾多的世襲議員，其中不少都來自顯赫的政治世家。

第一，內閣首相和大臣中有多人出自政治家族《日本國憲法》頒布實施60周年的2007年，福田康夫當選首相，日本憲政史上誕生了第一對“父子首相”。2009年民主黨黨首鳩山由紀夫入主首相府，與祖父鳩山一郎成為日本第一對“爺孫宰相”。事實上，21世紀以來從小泉到鳩山連續5任首相，全部都是狹義的世襲議員，均出自政治“豪門”。冷戰結束以來榮登日本首相寶座的14位首相中竟有10位是世襲議員。歷屆內閣大臣也有相當一部分是世襲議員。從1955年體制建立后的鳩山一郎內閣到2012年第二次安倍內閣的約57年間，日本內閣共有28屆，包括改組內閣在內共組閣90次。從歷屆內閣中世襲議員的平均人數來看，呈逐漸增加的趨勢。50年代后期約為2～3人，80年代一舉達到7.8人②，進入21世紀進一步升為9人。其中以2008年9月成立的麻生內閣最為典型，18位內閣成員中竟然有11人是“世襲閣僚”，其后一度達到創紀錄的12人，即內閣成員的三分之二是世襲議員，被媒體和在野黨諷刺為“世襲內閣”、“少爺內閣”。

第二，國會中世襲議員占據相當比例由於戰后民主化改革，在新憲法下選舉產生的參眾兩院議員絕大多數是新人，世襲議員很少。從戰后初期到50年代末，每屆世襲比例不到1％。60年代隨著戰后初期從政的年邁政治家陸續謝世或引退，由子嗣繼承議員位置的現象開始凸顯。80年代世襲議員比例突破兩成，90年代遞增到3成以上。1996年實行新的小選區比例代表制后，世襲人數相對有所減少，但仍然保持在兩到三成之間③。2012年第46屆大選中，仍有111位世襲議員當選，約占眾議院的23％。若從廣義的世襲議員來看，眾議院的世襲議員遠遠超出上述數字，基本上保持在4成左右，即將近一半的政治家有著“世襲”的背景。由於日本眾議院具有相對優越性，有實力的世襲候選者大都去競選眾議員；加之，實行選舉區比例代表制的參議院分別以各都道府縣和全國為選區，選區范圍太大，非有實力、有名聲、有財力者，候選人不大容易繼承“地盤”，故參議院的世襲議員相對較少。2007年參議院選舉后，242名議員中有47人來自政治世家，世襲比例約為19.4％。2010年參議院選舉后有33人為世襲議員，約占全體議員的13.6％。

第三，自民黨等主要政黨中的世襲議員最多從各政黨的世襲議員來看，自民黨人數最多，占絕大多數，其他政黨偶有世襲，相對較少。以2012年眾議院大選為例，當選的111名世襲議員中，自民黨87人，占全部世襲當選者的78.4％。其余依次為日本維新之會9人、民主黨6人、大家之黨4人、日本未來之黨2人、公明黨1人、無所屬2人④。

二、家族制度與世襲政治

家族文化⑤在整個日本傳統文化體系中處於基礎或中心位置，占據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雖然傳統意義上的封建家族制度已經土崩瓦解，然而擁有上千年封建歷史的日本，家族觀念、家族傳統影響深遠，在潛移默化中，至今仍一定程度上影響或支配著人們的精神生活和行為方式。作為一個生活共同體的“家”，是以家業為中心、以家產為基礎、以家名為象征，以直系的縱式延續為原則的⑥。傳承家業、光宗耀祖成為每一代“家長”的終極使命。即使是現代的日本政治家，亦往往難以脫出這個精神窠臼。現代民主與封建世襲的重要區別之一在於權力的來源，封建世襲的權力源於“君權神授”下以血緣為標志的家族繼承，而現代民主權力，依據約瑟夫·熊彼特的程式民主的觀點，源於“人民的意志”，即“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取得做決定的權力”⑦。日本式民主的問題就在於，在現代選舉的形式中表現出傳統政治的影響。

第一，議員公職成為政治家族“家業”的繼承對象家業是家的核心，家業的延續是封建政治家族的家長和家族成員追求的共同目標。即便是“民意代表”的議員公職，也被視為政治家族的“家業”，作為家長的政治家本人，往往是主張子女繼承“政治家業”的始作俑者。中曾根康弘出任首相后，讓長子弘文從公司辭職擔任自己的秘書，積累從政的經驗和資本，3年后當選參議員，成為中曾根家族的“第二代傳人”。沒有嫡子的“平民宰相”田中角榮，不顧女兒真紀子和男方反對，力主女婿鈴木直紀改姓入贅，繼承政治家業。進而，曾多年堅持不讓女兒從政的田中，最後還是在臨終前帶病上陣，去自己的選舉地盤聲援真紀子，使其以最高票當選眾議員，田中的“家業”以雙重形式得以延續。據市川太一教授調查，“在繼承眾議院位置時，對你極力相勸並影響較大的是誰?”除去未回答和其他選項之外，結果表明父母和后援會分別占25％⑧。換言之，世襲議員中至少四分之一的人從政是父母旨意和規勸的結果。

繼承者中有些人志向本非做政治家，多是出於延續家業的需要。在日本人的家族觀念中，家的利益高於一切，為了延續家業、表示孝心，家庭成員有時不得不違背自己意愿，犧牲個人理想或幸福。前自民黨副干事長久野統一郎曾在日本道路公團干了20年，對政治毫無興趣，結婚時兩家約定“統一郎不當政治家”。然而，耄耋之年的老父久野忠治最終食言，利用竹下登首相之口“誆騙”統一郎接班。統一郎干了10年后，不顧各方勸阻，毅然告別政界。他說：“我的性格不適合當政治家”，“父親讓長子的我繼承地盤本身是錯誤的，我沒有當國會議員的素養。”他還說：“我不想強加於人，兒子本人也對政治不感興趣。”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柯蒂斯尖銳地指出：“美國等國也有世襲議員，然而日本的特殊之處在於，非本人意愿而是隨父母意志從政的二代議員太多，對政治缺乏熱情的政治家太多。”⑩

第二，家名姓氏成為政治家族傳承的標志日本傳統家族的家名，是家業的象征，代表著一定的社會關係，也代表著一個人的身世、地位、榮譽和家族的歷史。傳承家名乃無尚榮耀，反之，斷絕家名則可謂悲慘之至。因此，當鈴木直紀在婚禮前30分鐘答應改姓入贅田中家時，只有獨生女的田中角榮在致辭時已是泣不成聲。傳統上的政治家族只有家督繼承人才有權繼承家名，其他子嗣不得隨意使用。現代社會雖不存在不允許其他子女沿用家名姓氏的問題，但政界仍有世襲家名的例子。中村伸1976年接替父親茨城縣的地盤參選眾議員時，按照法律手續改為父親的名字，成為第二代的中村喜四郎。山村新治郎原名山村直義，1964年繼承父親的衣缽，同時也繼承父親的名字當選眾議員，成為第11代山村新治郎。山村家原本是商家，可謂從政治家和商家的雙重意義上傳承了山村的家名。

第三，政治繼承人多為嫡長子，亦有選擇入贅或養子的日本傳統家族的家督繼承人選擇一般遵循男子本位、嫡子本位、長子本位的原則。近代明治民法第970條明確規定：選擇家督繼承人的順序是：親等不同者以最近者為先；親等相同者以男子為先；親等相同之男或女以婚生子為先；親等相同之婚生子及庶子雖為女子亦先於私生子(11)。現代日本民法雖廢除了家督繼承制，規定了繼承人享有平等的地位，然而，就當代政治家選擇后繼者而言，實際上受傳統意識影響，多采取男子優先的原則。據稻井田茂在2009年6月對時任參眾兩院議員的統計，世襲議員中長男長女占6成，次子次女占2成(12)，其中男子繼承的情況遠多於女子。考慮到后繼者的資質、能力和志愿，雖然未必都選擇長子，也有選擇女兒或遺孀的，但是從一開始就將女兒作為繼承人培養的例子幾乎沒有。

入贅與養子亦是選擇世襲繼承人的方式之一。按照舊傳統，在無男性繼承人或無家督繼承人的情況下，可以招婿或收養養子。明治民法(第744條)規定家督繼承人不得進入他家或創立另一家，也就是說家中的獨生女便不能出嫁，只能招婿。田中角榮雖有兩個私生子，但還是沒讓他們接班，還是選擇了婚生子田中真紀子，而且堅持讓鈴木直紀改姓入贅，以繼承家業。養子制度在封建時代是防止家系斷絕的一項具體措施，“在明治家族法中，舊的家族制度的內容被保留最多的部分就是養子制度”(13)。據有關調查，相當多的現代日本人仍然認為，在沒有繼承人的情況下，認領沒有血緣關係的人為養子，以繼承家業乃理所當然(14)。在當代政界，改變姓氏，以養子的形式充任繼承者亦有不少，如中川秀直、龜岡偉民、山岡賢次、水野賢一、岸信夫等。

第四，政治家家產的繼承，也是世襲議員優先家產是家業的基礎。為了保證家業的完整，維持家長的絕對統治地位，日本古代武家社會實行家督繼承制，即長子繼承家業和家長的地位，同時基本上單獨繼承全部家產，有的家族中次子以下其他成員或可得到少量財產，但份額極為有限(15)。近代的明治民法雖然規定財產繼承方面實行平均繼承的原則，然而同時又規定被繼承人財產的二分之一為法定家督繼承人的“遺留部分”，即繼承人應得的最低限度的財產。戰后民主化改革中家督繼承制被廢除，修改后的民法規定了子女均分財產的原則。然而，根據學者的調查，受傳統家族繼承習慣的影響，以農村為典型的戰后日本社會仍很大程度上認同長子單獨繼承家產(16)。實際上很多情況下，包括世襲議員在內，父輩遺產並沒有平均分配，而是按照父母意愿優先分給某個繼承人。小淵優子就是一個典型事例。姑且不論她無稅繼承了小淵惠三留下的數億政治資金，而且還繼承了其父留下的住房、存款和有價證券等約5億9千萬日元的全部遺產(17)。她哥哥、姐姐並沒有和她平分遺產。

三、身份等級制度與世襲政治

身份等級制度是日本封建社會的基本規範，社會各階層被長期固定在不同的等級范圍內進行活動。經過明治維新和戰后民主改革，舊有嚴格的身份等級制度早已土崩瓦解，然而舊體制的痕跡與影響尚存。相對穩定的社會等級結構，在維持現代社會秩序或政治生態中仍然發揮著一定作用。部分日本國民、特別是在一些農村地區，人們崇拜、敬畏名門望族，盲目追隨權威，相當程度地認可所謂世襲精英，亦無形中助長了世襲政治的蔓延。問題是這種身份等級意識違背了現代民主理論中平等的理念，誠如美國學者卡爾·科恩所論，“平等在民主中處於核心地位”，“平等是最接近民主的理論核心的。如果不允許或不承認成員享有基本平等，所有人平等參與管理的精神就會蕩然無存”(18)。

第一，等級制度影響下的日本社會結構相對穩定，世襲門第者在現代政治公職的競爭中依然占據著優勢地位日本封建的“士農工商”社會，存在著嚴格的身份等級制度。法律規定，每個人從娘胎里就被確定了自己的族籍，出生后被閉鎖在狹隘的身份等級圈子里，不論本人能力和表現如何，也永不能越出自己所世襲的階層。特別是統治階級的“士”與被統治階級的“農工商”之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社會結構長期以來被固定化。盡管明治維新實施了“四民平等”政策，戰后民主化改革廢除了貴族特權和家族制度，日本社會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但相當程度上也保持了一定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據統計，直到20世紀30年代，社會上層人物有一半出身於武士，甚至到60年代還有五分之一的精英是武士出生(19)。實際上，戰后有不少戰前的政治家或舊官僚重返政治舞臺，戰前部分政治豪門也延續到戰后，加上戰后誕生的新興政治家族，這些舊豪族與新名望家成為各地的政治領袖。據市川太一教授統計，1980年和1990年兩次大選當選的政治家族，分別有78家(57.8％)、62家(44.0％)在戰前就有人擔任議員，戰后初次當選的政治家族分別為57家(42.2％)、79家(56.0％)(20)。換言之，到80年代仍有近六成的世襲議員，在戰前就已是政治家家庭。

當代日本社會依然特別重視等級秩序。誠如日本問題專家賴肖爾指出的那樣，日本人認為不同的等級和地位是天經地義、不可避免的，個人之間的關係以及所屬團體之間的關係常常是構筑在等級差別觀念之上的(21)。進而，社會不是以能力而是以公認的等級秩序作為判別人的社會地位，衡量人的社會價值尺度。因為日本人在思想上存在著一種根深蒂固的能力平等觀，存在著序列意識優先於強調能力的思想(22)。因此，具體到政治家的選拔和升遷上，人們同樣對能力上的差別強烈反感，但對因世襲門第或人際關係等原因而造成的差別卻很寬容。根據若田恭二教授的采訪調查，除去少數情況之外，農村地區選出的大多數市町議員，都出自本地傳統的權勢家族(23)。

就中央政界而言，政治家族的世襲者往往成為各方的擁戴對象或提拔目標。細川護熙之所以能夠以小黨黨首身份出任首相，首次當選眾議員就執掌大權，毋庸諱言其作為原肥后藩(今熊本縣)藩主細川家族的第18代傳人、天皇家族后裔和當代皇室近親，高貴的血統和華麗的家族背景，亦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如賴肖爾所述，“封建領主的后裔也發現，在祖先曾經統治過的故里，他的名字就是競選的一項重要法寶。這種情況並不少見”(24)。同樣，安倍晉三的出場和福田康夫、麻生太郎的登臺，也離不開世襲門第和政治血統的支撐，若非前首相岸信介的外孫、福田赳夫的兒子和吉田茂的外孫，想登臨日本權力的頂峰絕非易事。

第二，在傳統等級制度的影響下，日本人固有的依賴心理與缺乏自主意識地追隨權威的國民性，為世襲政治的延續提供了客觀環境在日本傳統的縱式社會中，等級序列意識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每一個人，“權威”與“服從”是社會的基本原理，不同領域的傳統權威成為人們認可、依賴和追隨的對象。如在茶道、花道和歌舞伎等日常生活中的傳統技藝中，以“家元”(25)制度為形式傳承的世襲繼承人，得到世人推崇。同樣日本國民對政治生活中議員的世代傳承也並不排斥。據2008年9月26日～10月5日日文雅虎網的輿論調查，就“世襲議員增加是否有問題?”的設問，55092票中認為“很有問題”、“有點問題”的否定意見占57％，而認為“沒什么問題”和“完全沒有問題”的肯定意見居然也占到45％(26)。這種結果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民對“世襲精英”的認同。這種認同的背后折射出日本人對政治權威的依賴心理與追隨意識。如心理學家土居健郎所論，日本的社會體制本身完全是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當“作為意識形態的天皇制在現代完全崩潰之后，無統制的社會依賴在社會上泛濫，到處都有小天皇坐鎮”(27)。於是，崇尚“和”的精神、喜歡集體行動的日本國民，往往本著“靠著大樹好乘涼”的想法，去依靠並追隨各地的“小天皇”--世襲政治權威。問題是日本作為后進資本主義國家，國民本身缺乏自發性民主社會所有的自主判斷、理性行動的精神，而是出於依賴的心理，極端重視封閉式的人際關係，重視現實中的權威，與其無端地去反抗固有的世襲性社會體系，莫如在其庇護下生存反而更為便利。於是，日本的政治生活中不少地方帶有濃厚的農村色彩，選舉政治中也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即在政治參與過程中，不少選民不是基於理念、政策和主張做出認真選擇，而往往是出於人緣、地緣和工作等關係，放棄自我主動性和個人責任，如同武家社會的家老集團扶助大名之子一樣，聽從實力者的吩咐或號召，與后援會干部和秘書集團一同支援世襲候選人，盲目追隨著世襲的政治權威。

四、恩情主義與世襲政治

恩情主義是日本傳統的基本倫理道德觀念，反映了人們相互依賴的心理和相互扶助的思想，成為制約日本人生活中各種人際關係的重要規範。在封建時代的政治家族中，其表現為領主與武士之間的“施恩”與“奉公”的世襲性主從關係。在當代政治生活中，其演變為政治家與選民之間以“義理與人情”為核心，通過感情聯絡和利益交換為內容構筑的日本式恩情主義。這種“恩情主義”關係，有利於政治家鞏固和傳承政治地盤，有利於世襲議員的選任升遷，成為孕育世襲政治的重要土壤，然而，它卻扭曲了民主社會的契約精神，背離了公民的自主意識和理性選擇，影響到民主的廣度(參與的比例)和深度(參與的質量)(28)，侵蝕了民主制度的根基。

第一，在義理與人情基礎上建立的相對固定的選舉地盤，有利於政治家族鞏固並傳承政治家業日本政治家之所以一般都是在自己出生或工作過的家鄉參選國會議員，主要是為了利用已有人際關係網建立固定的選舉地盤，而不是通過訴諸政策、理念以贏得選民的信賴與支援，這種傾向越是在農村和中小城市表現得越為明顯。為了獲得選票，各候選人分別組建個人后援會。這種后援會是以親戚朋友、同學同事等關係為基礎，網羅地方各級首長官員(縣市首長、縣議員、市町村議員)和社會名流組成的一種金字塔式的集票組織。在基層農村，候選人往往是拜托當地有影響的人物去拉票，候選人的人品、能力或政策公約本身並不重要，關鍵要靠地方名流的個人關係；在中小城市，則是通過后援會成員，聯系選民，為其提供各種利益或服務，公共性質的諸如爭取地區公共事業、預算分配，私人性質的則包括婚喪嫁娶、升學就業、鄰里糾紛、事業融資、交通事故、休閑娛樂等。這種“禮尚往來”的社會規範，本來在世界各國具有共性，日本的獨特之處不在於這種想法本身，而是這種想法在傳統的農村社會極受重視(29)。因此，這種后援會基本上不具備政治上的“志同道合”性質，而是一種以“義理人情”為邏輯組建的利益交換式的人際關係網。誠如某日本共產黨議員所言：“為了獲得選票，比起宣傳政策，與選民保持義理人情上的關係更為有效。如做借款保證人等私人性的關照等等，共產黨比較討厭，但我想最好是首先建立個人性的人際關係……然后在此基礎上逐漸讓其理解黨的政策，然而，怎么也是發展不到理解政策的階段。”(30)這種“互惠性”的恩情主義，不是單純的物質交易，而是在特定政治家與選民之間，通過一定的感情和人格紐帶結成的人際關係，其往往被塑造為模擬家庭或地區共同體的“親子式關係”。借一位地方議員的話來說就是：“我認為，某市就像一家人，市民都像家族成員一樣，必須互幫互助。”因此，在人口稀少、產業落后的農村和中小城鎮，傳統家族意識、人情觀念相對濃厚，世襲議員也較多；而人口密度大、流動快、經濟產業發達的大中城市，則傳統觀念淡薄，相對而言，世襲議員也較少。據研究，日本世襲議員的比例分配與各都道府縣的人口密度，存在明顯的反比關係，人口密度越高的發達城市地區，世襲議員比例越低，反之，人口密度越低的偏遠農村地區，則世襲議員比例越高(31)。世襲議員較多的地區有島根縣、鳥取縣、香川縣、山口縣、佐賀縣、青森縣、群馬縣等，多為大城市圈以外的邊遠地區。這種日本式的義理人情關係，發生在特定的當事人之間，具有排他性。換言之，正如中根千枝所論，日本存在“忠臣不事二主”的觀念，日本社會也根深蒂固地潛在地存在一種與契約精神不同的、長期確定的單一的“縱向”人際關係(32)。在“恩情主義”和“忠孝思想”的影響下，一個人一旦得到某一政治家的關照，成為其支援者，日本人就會表現出對這個“家長”強烈的忠誠心和報恩意識，長久支援這個政治家或其后繼者，一般不會輕易改換門庭。其他候選人也不會輕易介入其中，否則會被認為是“盜竊”他人的支援者，有違禮儀(33)。這種相對封閉內向型的人際關係，無疑有利於世襲政治家鞏固並傳承自家地盤，而對於新人或后來者而言則是一堵難以逾越的屏障。

第二，父輩通過義理人情在政界構筑的人際關係，為世襲議員升遷奠定了基礎，無形中助長了世襲政治之風世襲議員不僅可以憑借父輩在地方選區的人際關係順利當選國會議員，還可以借助父輩在中央政界的關係得到提拔。誠如原郵政大臣久野忠治所言：“政治的世界，也是由義理和人情構成的。”(34)在政黨利益、派閥邏輯盛行的中央政界，若不重視義理與人情，則難以在永田町(日本國會所在地)生存下去，能力則是等而下之的問題。安倍晉三之所以能夠成為日本最年輕的首相，並非他本人有多強的能力，無非是得益於曾任外相和安倍派掌門人的父親安倍晉太郎以及外祖父岸信介在中央政界的關係網和在自民黨內的影響力。為了報答老安倍的知遇之恩，在小泉純一郎等人的舉薦下，安倍連續被提拔為官房副長官、干事長和官房長官。安倍從當選議員到首相，只用了短短的13年時間，既沒有擔任大臣或長期擔任自民黨高層職位的經歷，也不像其父親或以往首相那樣通過競爭派閥領袖再去角逐首相位置，可以說他的升遷之途打破了自民黨內擔任總裁和內閣首相的不成文的最低規定，創造了當代日本政治史上諸多打破常規而直線升遷的先例。

世襲議員的破格提拔和升遷，打破了日本政界原有的規則，助長了世襲政治的歪風。原先從事務次官轉身政界的“官僚派”政治家是世襲議員的強有力競爭對手，然而這種現象從上世紀70年代的田中內閣時期開始看不到了。於是論資排輩的“當選次數”主義成為議員升遷的不成文標準，然而，這種規則也從小淵惠三內閣前后被打破了，時不時進行的破格提拔，往往不是“能力主義”的實力超群者，而是“關係主義”下的世襲議員，“世襲首相”、“世襲內閣”的出現已屬必然。換言之，經過20世紀90年代的政治改革和新世紀初小泉首相“打破”派閥的舉措，派閥遴選人才的功能與制約黨內政治勢力的機制弱化，而以“義理人情”為背景的“關係主義”影響相應增大。於是，冷戰后陸續登臺的世襲首相，若說在小泉之前還有相當程度“打拼”的成分之外，小泉之后諸如安倍、福田和麻生一定程度上已經不能不說是“關係戶”的產物了。

五、結語

當代日本的世襲政治，形式上表現為家族政治的“返祖”現象，但其不是傳統家族政治的簡單再現或回潮，而是現代民主政治嫁接在日本傳統社會上誕生的“怪胎”。日本作為資本主義后進國家，雖經歷了明治維新和戰后民主化兩次改革，但是傳統的家族理念、等級意識和恩情觀念依舊無處不在地影響著現實政治生活。其突出地表現在“民主的本質--選舉”上，表現為政治家們將代表民意的公職--國會議員作為“私有物”變成世襲傳承的對象，表現為選民對世襲政治和等級序列相當程度上的認同，亦表現為義理與人情關係基礎上的政治生態。

日本世襲政治中表現出對傳統的尊重，對秩序的維持，對等級結構的認同，對和諧與合作的強調，然而，民主政治的核心要求在於公平、競爭，擇優選能。日本傳統文化對世襲政治的影響，恰恰是存在著忽視個人能力，阻礙公平競爭的傾向。這種非公平的競爭環境，必然會打擊國民對政治參與的熱情，失去對政治的信任，侵蝕民主制度的基礎。當然，對於傳統文化的作用，不能主觀武斷地擴大或貶低，因為其本身也在隨著制度環境不斷發展變化，但需要指出的是，民主政治所要求的現代社會的個人自主與責任意識，在“非內生型”民主國家的政治發展中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①市川太一：『「世襲」代議士の研究』，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1990年；松崎哲久：『日本型デモクラシーの逆説--二世議員はなぜ生まれるのか』東京：冬樹社，1991年；稲井田茂：『世襲議員構造と問題點』，東京：講談社，2009年；上杉隆：『世襲議員のからくり』，東京：文藝春秋，2009年；福田博：『世襲政治家なぜ生まれるのか--元最高裁判事は考える』，東京：日経bp社，2009年；渡辺正次郎：『こんな政治家は辭職せよ!』，東京：日本文芸社，2002年。

②市川太一：『「世襲」代議士の研究』，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1990年，第30頁。

③筆者根據日外アソシエーツ編：『新訂現代政治家人名事典』(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2005年)等統計。

④「世襲當選は111人=8割近くが自民」，時事ドットコム：http：//www.jiji.com/jc/zc?k=201212/2012121700783&g=pol，2013年1月8日。

⑤這里的“家族文化”，指廣義上日本“家文化”的概念。其雖以血緣家族為中心，但卻是超越血緣關係，以保持和繼承家產家業為目的，嚴格意義上說與中國的“家族文化”概念有所區別。

⑥李卓：《家族制度與日本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頁。

⑦[美]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吳良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395-396頁。

⑧市川太一：『「世襲」代議士の研究』，第268頁。

⑨小林照幸：『政治家やめます。ある自民黨代議士の十年間』，東京：毎日新聞社，2001年，第6-32、310-313頁。

⑩ジェラルド·カーティス：『代議士の誕生』，東京：日経bp社，2009年，第21頁。

(11)梅謙次郎：『民法要義巻之五相続編』，東京：明法堂，明治33年，第26-27頁。

(12)稲井田茂：『世襲議員構造と問題點』，東京：講談社，2009年，第72頁。

(13)高柳眞三：『明治家族法史』，東京：日本評論社，1951年，第69頁。

(14)上子武次、増田光吉編：『日本人の家族関係：異文化と比較して「新しい家庭像」をさぐる』，東京：有斐閣，1981年，第17頁。

(15)李卓：《家族制度與日本近代化》，第63頁。

(16)青井和夫、莊司興吉編：『家族と地域の社會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年，第135-136頁。

(17)八幡和郎：『世襲だらけの政治家マップ』，東京：廣済堂，2011年，第101-102頁。

(18)[美]科恩：《論民主》，聶崇信、朱秀賢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3、279頁。

(19)[美]埃德溫·奧·賴肖爾：《當代日本人--傳統與變革》，陳文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127頁。

(20)市川太一：『「世襲」代議士の研究』，第13、14頁。

(21)[美]埃德溫·奧·賴肖爾：《當代日本人--傳統與變革》，第126頁。

(22)[日]中根千枝：《縱式社會的人際關係》，陳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39、37頁。

(23)若田恭二：『現代日本の政治と風土』，京都：ミネルブァ書房，1981年，第38頁。

(24)[美]埃德溫·奧·賴肖爾：《當代日本人--傳統與變革》，第128頁。

(25)家元，指在日本傳統演藝界以世襲家傳形式繼承並傳授技藝的宗師或家系。

(26)「世襲議員の増加は功罪相半ばか」，http：//polls.dailynews.yahoo.co.jp/quiz/quizresults.php?poll_id=2716&wv=1&typeflag=1，2014年4月11日。

(27)[日]土居健郎：《日本人的心理結構》，閻小妹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37、40頁。

(28)[美]科恩：《論民主》，第12-22頁。

(29)ジェラルド·カーティス：『代議士の誕生』，第86頁。

(30)共産黨市議とのインタビュー(1980年7月8日)，若田恭二：『現代日本の政治と風土』，第120頁。

(31)「次期衆院選と『世襲』問題--國際大學教授加藤創太氏(経済教室)」，『日本経済新聞』2009年7月7日朝刊，第25頁。

(32)[日]中根千枝：《縱向社會的人際關係》，第87頁。

(33)ジェラルド·カーティス：『代議士の誕生』，第111頁。

(34)小林照幸：『政治家やめます。ある自民黨代議士の十年間』，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