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機制需適時而動

中國應堅持提高對外貿易的競爭力，使得匯率因素的變動在對逐步淘汰落后產能、轉變粗放式對外貿易模式中更趨正面。同時要企業在提高自身競爭力時更加要適應人民幣匯價的雙向波動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應放寬人民幣匯率波動區間，使得人民幣均衡匯率的形成不再僅受到單一貨幣的約束。

美國財長蓋特納4月8日突擊訪華對人民幣重啟升值的預期重新增添了火力，但與中國副總理王岐山會見后發布的短短數句的聲明，又使得中美兩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展開的博弈更具玄機。

此前蓋特納宣布，美國政府將推遲原定于4月15日發布的主要貿易對象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情況報告，而中國在3月份以70個月來首次出現貿易逆差相迎，中美之間似乎在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出現了微妙的妥協與讓步。

在今年的兩會上，向中國總理溫家寶提出的首個問題就是人民幣是否該升值，溫總理堅決認為人民幣并沒有低估，并表示反對各國之間相互指責，甚至用強制的辦法來迫使一國的匯率升值。盡管如此，美國多民參議員向奧巴馬建議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向中國施壓，其中以“舒默議案”升級版最為矚目。

圍繞著人民幣匯率問題，曾經出現過“陰謀論”或“陽謀論”等各種意識之爭。當然，并不需要對中美之間就此隔空對話過度關注，這些聲音的背后代表著各自相關利益的堅持。中國官方的表態看似仍非常有限，著眼于經濟穩定和貿易平衡，對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強調自主、漸進和可控，但實際情況可能又是另一回事。

關注中國的政策走向，既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

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外憂和內患，本應可以令中國最高決策層提高人民幣匯價因素在當前宏觀調控工具中的重視程度。人民幣匯率恢復彈性或者說解除與美元固定匯率關系早在中方的議事日程之中，因為中國政府在著手解決“最復雜一年”的經濟前景問題上，可以利用的市場化工具并不多，甚至可以說，極其有限。更具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將有助于實現中國經濟增長穩定和內外貿易的平衡。如果不是美國方面發出咄咄逼人的論調，中國可能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加快步伐。

匯率是國際貿易中最重要的調節杠桿。一國家生產的商品要進入國際市場競爭，其商品成本一定會與匯率相關。匯率的高低也就直接影響該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成本和價格，直接影響商品的國際競爭力。長期以來，憑借著中國低廉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成本，以及為吸引外資落地而不斷相互競爭的地方引資優惠政策，使得中國在對外貿易中累積了大量的貿易順差，對形成世界各國官方最多的2.4萬億外匯儲備功不可沒，但這些順差的背后又存在難言之隱。

確切的說，強勁的中國經濟增長前景中存在兩難，既要依靠維持凈出口增長以穩定對經濟的整體貢獻，但依靠規模擴張獲得順差，又使得中國經濟在產業結構升級和轉型推進過程中遲遲未見成效，而匯率因素在兩者之間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有分析認為，利用緩慢、持續的升值倒逼產業結構升級思維已經在雷曼危機爆發前宣告失敗，原因之一是國內出口企業利潤極其微薄，甚至有部分企業依靠出口退稅來支撐企業的發展。據統計，2009年的出口退稅總額是1.7萬億，占當年7萬億財政總支出近25%。不少出口企業把退稅作為壓價讓利的促銷工具，甚至產生依賴出口退稅率調整的情況，這顯然與中國強勁的對外貿易形勢不匹配。另外，大而不強、低效的對外貿易增長模式還將面臨生產成本更具低廉優勢的國家壓迫性的競爭。如果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將迫使企業在生產布局決策前做出面臨更具競爭性的安排，而不是產生對優惠政策的依賴，其結果是企業邊際利潤愈發微薄，導致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極其被動。

自中國經濟出重拳應對危機、成功保八以來，人民幣匯率恢復更具彈性似乎只是時間和方式問題。當前，遠期外匯市場對賭人民幣升值預期的意愿強烈。離岸市場，1年期美元兌人民幣遠期匯價在6.6229-6.6269之間波動，而由中國央行設定的人民幣中間價已經連續近20個月在6.8260左右微幅波動。面對近期人民幣重估預期增強，中國外管局禁止交易員針對有關人民幣匯率的傳言進行投機操作，并不忘提醒現行官方政策仍為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期間，官方的種種言論常常容易陷入民粹主義之爭。

實際情況則是，國際、國內形勢發生變化后，貨幣政策包括匯率政策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新的安排是必要的，固定不變的宏觀經濟政策反而會誤導企業的決策。

中美之間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要有足夠的耐心。中國長期處在全球制造業產業鏈的低端，尤其是加工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占有半壁江山，多數跨國企業選擇在中國制造是看重中國大陸的諸多優勢，但中國不能固守不變，而這些優勢本身的升級或者轉變需要時間，讓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更具彈性是必經之路，這一點上中美之間需要達成共識，因為美國同時也是中國低廉的出口商品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在鼓吹人民幣升值上看不到對美國經濟有何好處。

在此，我們不應否認人民幣前期累積升值的結果，而要堅持提高對外貿易的競爭力，使得匯率因素的變動在對逐步淘汰落后產能、轉變粗放式對外貿易模式中更趨正面，這并非是說要人民幣一次性或是累積小幅升值，而是要企業在提高自身競爭力時更加要適應人民幣匯價的雙向波動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應放寬人民幣匯率波動區間，使得人民幣均衡匯率的形成不再僅受到單一貨幣的約束，在資本項目管制下，將不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大的沖擊。

(陳洪亮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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