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亞洲資本主義真能拯救歐美困境？

世界強權歐美近幾年雙雙債台高築，困在不斷攀高的失業率和低迷的競爭力中阻滯不前，亞洲經濟火車頭駛過暴風肆虐的惡劣環境，迎向春暖花開的季節，終於在世界舞台上重新揚眉吐氣。

最近不少亞洲人就對歐美這對難兄難弟提出建言，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 Kishore Mahbubani 近日在《金融時報》專欄中提到，亞式資本主義是西方困境的解決之道：過去西方人慷慨散播資本主義種子，亞洲既已開花結果而歐美凋萎枯零，現在該是報答的時刻。西方政治領袖應該受邀至日本與韓國、台灣與中國、香港與新加坡，觀摩工業園區及服務業的成果，這其中必有些值得借鏡之處。

其實這種「亞洲風格療癒西方弊病」的觀點並不新鮮，早在 1979 年傅高義撰寫《日本第一》就已拋出美國應當向蓬勃日本學習以保持經濟競爭力永垂不朽的議題；歐美品嘗的東方風味也不只侷限經濟，虎媽 Amy Chun 揭櫫的亞洲教育風格震撼歐美父母心，林書豪颳起的有志者事竟成的亞洲價值觀旋風席捲全美。

不過《TIME》 記者 Michael Schuman 不以為然，民不聊生的國家確實該拜亞洲為師，迷失的西方閱讀孔子格言或許也能摸索出方向感。至於要資本主義老祖宗反過來向徒弟請教，是讓他有些質疑。

表面上看，所有經濟發展一日千里的亞洲國家都遵循相同政策，Schuman 雖認為這不完全正確，但他歸納了幾個概略的相似之處：首先，亞洲決策者不全相信自由市場永遠能夠產出豐碩果實，因此他們比起西方政府更傾向直接干預，透過產業政策、利率或匯率調控來導正方向；其次，西方為人稱頌的社福政策在亞洲不受歡迎；第三，所有亞洲經濟體對出口著了魔；第四，亞洲偏愛工業而不寵服務業，重視投資而忽略消費。

亞洲式資本主義真能解救西方？Mahbubani 主張歐美必須採行亞洲以結果為導向的經濟政策，擺脫市場自生自滅、政府不聞不問的意識形態，培養國家是達成經濟成果的潛在積極力量的觀念：西方的第一個錯誤是將資本主義視為意識形態概念，而非增進人類福祉的實用工具，Alan Greenspan 也許是「市場萬能」這種思想的最大受害者，他相信市場交易比起政府監管來得機智，因此沒有必要對市場嚴加看管。不過亞洲，包括日本在內都不吃這套，亞洲人相信，缺乏優秀的政府引導，不可能產生繁榮的社會。資本主義要運作良好，政府必須發揮管理和監督的作用。

針對 Mahbubani 的質疑，Schuman 提出詰問：亞洲經濟體突飛猛進的因素真是來自嚴格的監管政策嗎？中國金融部門受到政府重重掣肘，國家政策走向似乎對銀行體系的健全構成威脅。亞洲監管人員雖然傾向干預，但不代表他們表現更優異，或者達成更好的目標，況且，亞洲經濟奔馳到底是否來自官僚體系的鞭策，難以證明。

亞洲銀行順利從雷曼兄弟倒閉風暴中脫逃，是因多數銀行對貯藏在歐美金融機構內的「有毒資產」敬而遠之。功勞可非監管部門智慧滿盈，該謝的反而是銀行部門的先見之明。而 Schuman 也從與商務人士的訪談中，發現他們埋怨政府「善意的手」其實宛若緊箍咒阻撓了事業壯大的進程。因此，Schuman 不認為亞洲近來大放異彩能夠歸功政府的嚴苛管制。

亞洲經濟崛起可以以更宏觀的視野闡釋，Mahbubani 在文章中特別著墨資本主義的修補。政府是該加重監管力道，以防資本主義氾濫成災，還是減少干預放任市場自由？Mahbubani 的信仰很顯然是前者，國家插手就是亞洲經濟的康莊大道。(接下頁)

然而，Schuman 認為，分析師過度誇大政府在亞洲締造的經濟傳奇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展示的力量。2009 年他所撰寫的《奇蹟：亞洲追求財富的故事》（The Miracle: The Epic Story of Asia’s Quest for Wealth）一書中，亞洲的成功來自私人企業、自由貿易與企業家精神，而非「國家領導」的成果。當然，干預主義確實有助啟動經濟動能，某些產業政策也有輔佐少數特定經濟部門的功效，不過最終，干預手段開創了成功，也可能引發相同程度的災難。

日本、南韓的經濟危機可以追溯回官僚染指，中國政府操縱經濟也等於埋下炸彈。事實上，亞洲大部分地區，經濟政策已經從過去國家主導的方針轉向更自由的金融市場、更開放的貿易活動；亞洲運用市場力量來矯正過去國家體系主控產生的扭曲，因此 Schuman 反對西方政府應該模仿亞洲國家操控與控制資本主義趨勢的看法。

Mahbubani 同時提出亞洲資本主義在保護勞工和促進平等上也有傲人成績：亞洲政府靠著研擬獎勵方案促進投資和就業來打擊失業率，西方政府斥為「產業政策」，一種意識形態的異端邪說。當西方勞工有難，資本主義者重申「市場萬能」。現在大概是西方向東方取經以通過資本主義生存挑戰的時刻。

比較美國和亞洲國家的收入差距，中國和新加坡收入不平等的狀況與美國相似，香港比美國嚴重，南韓與日本的薪資鴻溝則沒那麼大；亞洲政府並未建立完善的社會安全網，失業救濟與其它社福政策十分微薄，負擔轉嫁予企業和家庭。

那亞洲到底有哪點值得學習？Schuman 終於點出「就業創造」就是歐美該虛心求教之處。當局勢不妙，亞洲企業的直覺反應並非大規模裁員，或歸咎大環境不佳。儘管美國企業對「大政府」大肆抱怨，不過他們倒是很樂意把不要的員工丟給政府管照以維持或刺激收益。在亞洲，很少有一次解雇大批員工的企業，這跟文化有關，但也可視為經濟楷模。

大蕭條最淒慘的時期，企業與政府合作集思廣益，不讓任何一名員工失業。越多人留在崗位上就代表越多人支出消費，兩者抵銷了全球性的需求崩潰危機。亞洲企業對員工不離不棄，員工也對企業忠心耿耿。至於只顧著為股東汲取最大利益的美國企業，把背後創造這些利潤的員工忘得一乾二淨。

另外一個可為借鑒的亞洲資本主義內涵乃政府對經濟成長的支持。親企業並非對 CEO 們減稅優惠大放送，Schuman 指出政府該做的事是打造一個讓商業蓬勃發展的環境，也就是基礎建設和教育。據他觀察，近年亞洲政府在改善校園、公路和機場上的表現要比西方政府優異得多。

而這就是西方學習亞洲資本主義的主要途徑，Mahbubani 巧妙指出，與其困在意識形態的泥淖當中，亞洲政府以實用主義與問題解決為重心，這當然並不十全十美，但是大體而言，亞洲決策者更敢實驗、打破陳規、扔棄經濟學原理不管而專注在成長或增加收入的實務面上。美國則被意識形態綁架，政府無能輔助經濟這種冥頑不靈的信仰阻礙基礎建設的投資，如果華爾街無法自我看管，那就該由政府出馬監督。

或許，西方能因亞洲資本主義得救─如果那意味著拋下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齊心一致朝著共創繁榮的道路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