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引發加密風波 蘋果FBI拉鋸戰梳理

本文來自太平洋電腦網

近幾天，各大科技媒體基本上被這幾件事情刷了屏：“MWC 2016”、“Apple Pay入華”和“蘋果與FBI對峙”，當然，相比前兩件事，最后一件事情恐怕才是最引人注目的，因為這個事件的背后涉及了人權、法律、科技等諸多方面的內容，下面小編在此簡單地梳理一下事件的始末。

iPhone 5c是事件的重點

2015年12月2日中午，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聖貝納迪諾縣發生了一起血腥的大規模槍擊案件，造成了14人死亡、17人受傷的慘烈結果。這3是全美年來死傷最為嚴重的槍擊事件，美國總統奧巴馬稱此次事件極其罕見，並呼籲在美國進行更多的槍支管控改革以避免大規模的槍擊事件。

乍看之下，事件和蘋果並沒有直接的聯繫，那麼這起震驚全美的槍擊案到底是怎麼演變成如今蘋果與FBI同台對峙的呢？答案就在一台iPhone 5c上。

這台iPhone 5c隸屬嫌犯賽義德·裏茲萬·法魯克（已在交戰中被警方擊斃），警方在獲取這部手機后，希望能從手機中獲得法魯克的個人等信息以助破案，但卻苦於iPhone的加密技術無法將其破解。

當地時間2016年2月16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法院判令蘋果公司為這台iPhone 5c編寫一段代碼，解鎖法魯克的手機。

萬萬沒想到的是，在法院判決下達的第二天，蘋果公司CEO蒂姆·庫克公開拒了這一要求，在致蘋果用戶的一封信中，庫克表示“美國政府向蘋果提出了一個‘史無前例’的要求，而這將威脅到蘋果用戶的安全。”

庫克在這封公開信中闡述了信息、數據加密的必要性，對於在加州聖貝納迪諾縣槍擊案中無辜受害的群表示哀悼，並承諾會盡力幫助FBI偵破案件，但信息加密是最后的底線。

那麼FBI到底要求蘋果做些什麼呢？簡而言之，FBI希望蘋果開發一個新版本的iOS作業系統，可以繞開幾個重要的安全功能並將它安裝在他們想要調查的任意一台iPhone上，簡而言之，就是創建一個后門。

這裏需要解釋的是，為什麼電影裏看起來“牛逼哄哄”的FBI為什麼會在一台小小的iPhone 5c上栽跟頭。

蘋果為每台iPhone上都裝載了一枚加密晶片，這種晶片採取了名為AES的複雜算法，使得每台iPhone都擁有一個獨一無二的“密鑰”。該密鑰的長度為256比特，意味這是256個由“1”和“0”組成的密碼，如果FBI採用暴力破解的方式，那麼在現在的技術下這串密鑰可能幾十年都無法破解。

當然，我們都知道每台iPhone上都有用戶預設設置的4位或6位鎖屏密碼，憑藉FBI的暴力破解機器人，破解這種密碼顯然輕而易舉，但是關鍵在於在你連續輸錯密碼10次之后，iPhone上的數據會被永久抹除（需用戶自行開啟），因此，FBI才不得不求助蘋果的幫忙。

而蘋果的強硬態度，則讓整個事件變得有趣了起來。

蘋果勝算幾何

有媒體稱這將會是蘋果面臨的最大危機——一個企業和公權力的對峙，看起來几乎是螳臂當車，可問題在於，這裏是美國。

庫克公開信發表之后，輿論分成了兩派，一邊力挺蘋果，而另一邊支持FBI。有意思的是，包括谷歌、微軟在內的大部分IT公司傾向於支持蘋果，而為FBI發聲的，則是那些在政府擔任要職的人——事件在這裏開始升級。

稜鏡門事件，讓美國政府在隱私和監聽方面的信譽一落千丈，去年10月份歐盟廢除了美歐安全港協議，讓蘋果、谷歌等跨國IT公司個個自危，隱私政策毫無保留地暴露在歐盟嚴苛的法律網之下，走投無路的這些大企業和背后的財團紛紛向美國國會施壓，美國政府壓力可想而知。

美國人一向注重隱私安全和個人自由，稜鏡門事件使得美國政府面掃地，公信力下降。“國家安全”這頂大帽子既可以扣在恐怖分子的頭上，也能扣在“異端”分子的頭上，這正是美國民們所擔心的，因此，蘋果敢於正面對峙FBI，在后斯諾登時代有天然的優勢。

但這所涉及的已經不僅僅是隱私安全的問題了，而是自由和集權，或者是公權力與私權利之間的矛盾，而這恰好刺痛了美國民心中的軟肋，這是美國人心中最敏感的地方。美國的自由民主來之不易，《權利法案》中賦予的合法持槍是他們最后的屏障，公權力膨脹到極點就是極權，這才是美國人最擔心的。

當然，正如前面所，輿論並沒有呈現出一邊倒的局面，還是有相當一部分民反對蘋果的做法，無論是“公共安全高於頂”的意見還是“讓恐怖分子去死”的看法，用美國總統候選人兼資深段子手川普的一句諷刺就可以概括：“他們（蘋果）以為他們是誰啊！”

接下來，事態將如何發展目前還不知曉，但可以預見的是，這將會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拉鋸戰。

蘋果的私心

事實上，法院下的請求是符合美國司法程序的，法院要求蘋果為FBI解鎖iPhone手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無論是站在聖貝納迪諾倖存者的角度上還是站在公共安全的角度上看，蘋果都應該幫助政府。

當然，蘋果並沒有向強權低頭，庫克立即發表公開信表明了自己的態度，“盡管我們認為FBI的初衷是好的，但我們認為政府強制我們為品建立一個后門的做法是錯的。最終，我們擔心這一要求會破壞我們政府所致力保護的自由。”這是庫克的擔憂——看起來倒像是蘋果做了一件大義凜然的事情不是？

擺出強硬的姿態，佔據隱私安全和權力矛盾制高點，就算是法律也無法強制強制蘋果做出讓步。

問題在於，蘋果的回應是不是太快，也太強硬了一點？

斯諾登事件后，蘋果等跨國IT企業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當務之急是想辦法贏得消費者對他們隱私保護的信任，聖貝納迪諾槍擊事件或許就是一個契機。信息安全和先進的加密技術，是蘋果公司引以為傲的地方，庫克的激烈反應，倒像是一場准備充分的公關策略，維護自身“強大的隱私保護能力”的形象——這是蘋果的私心。

需要點明的一點是，庫克本身是一個商人，追逐利益本無可厚非。這次事件，將蘋果置於美國政府與民之間，對於蘋果而言，雙手博弈的局面並不是最難辦的，屈服於美國政府的壓力而犧牲了用戶的隱私安全才是蘋果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因為那只會讓蘋果陷入更加不堪的局面。

如此簡單的選擇題，顯然蘋果早已給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