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增收待補多少短板

進入“十二五”歷史新起點，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將“民富”目標擺上更加突出的地位，但目前，居民資產性和經營性收入不足，就業、社保問題突出，財政“蛋糕”分不勻等現象較為嚴重。

據半月談網12月3日報道，“這些年我們收入增長比較快，但不知道未來如何增收。”江蘇省射陽縣阜余鎮火岔村村民陳華與妻子在外打工一年的純收入3萬元。對于增收，陳華并沒有太多的期望，“只要能保持現在的水平就行”。半月談記者在江蘇高郵、江都、射陽等縣市走訪了多家農戶，許多農民都表達了相同的看法。

“農民和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都已到天花板，再提升空間有限。”江蘇高郵市馬棚鎮黨委書記金鋒說，基層最頭疼問題是農民致富，農村僅靠農田增收空間已經非常有限。江蘇射陽縣臨海鎮黨委委員、六垛村支部書記吳連榮也有同感。他說，農戶收入來源不外乎打工收入加農田收入，或是土地流轉收入，經歷過前些年的高增長之后，這些收入一般都固定了。

對于“天花板”之說，江蘇阜寧縣委書記王錦勝說，不可否認，單純依靠傳統農業生產增收確實已有窮途末路之感，未來農民增收的希望將會在高效農業。在常熟市董浜鎮的萬畝現代農業規模化示范區，農戶高峰租種了集體統一建設的蔬菜大棚45畝，目前凈收入已達到每畝8000元。

短板二：資產性和經營性收入不足

半月談記者在調研中了解到，目前居民收入來源以工資性收入為主體，資產性和經營性收入嚴重不足。南京市社科院副院長陳如認為，盡管近年來居民的財產性收入的比例在提升，但總體而言，這個比例還顯得很低。因此，“十二五”期間，政府應該想方設法增加居民這方面的收入，要創造條件讓居民有更多固定財產，特別是要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土地的利用是農村居民獲得財產性收入的一個重要渠道，未來在統一規劃與城鄉土地統一利用的情況下，農村土地的價值有相當的上漲空間，而這個上漲空間就給廣大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提供一個很重要的機會。而目前，相當一部分市縣在當前財稅體制和經濟發展壓力制約下，考慮短期利益較多，“存在對土地的沖動”。因此，政府應更多給予農民土地自主權，讓他們分享土地升值帶來的利益。

王錦勝表示，多數家庭工資性收入增長的速度和空間相對有限，“收入結構的改善需要農民和城鄉居民解放思想”。為打破當地百姓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的傳統思維模式，阜寧縣連續三年開展“全民創業村村行”競賽活動。動員在外能人回鄉創業，鼓勵大戶帶頭創業，迅速培植一批種養大戶、高效農業示范大戶、各種農民經濟合作組織。

短板三：就業、社保問題突出

“這些年來經濟總量在不斷增長，但就業問題仍十分突出。”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員方向新說，“GDP的增長并不意味著就業水平必然改善，如果就業得不到滿足，GDP增長再快也將失去意義。”湖南每年有1200萬農民工外出打工，每年有應屆大學畢業生超過30萬，破解就業難意義重大。

“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資和項目建設上熱衷于立竿見影、吹糠見米的效益，對于見效慢、財政貢獻率低但能很好帶動就業的勞動密集型傳統項目往往不屑一顧。”方向新說，實際上，相對于動輒幾十億、上百億的大項目，一些投資少、見效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更有利于拉動就業。此外，第三產業中服務業對于就業和居民增收拉動最大，而我國服務業發展水平還明顯滯后。

方向新認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破解就業難題，最現實的選擇是要改變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機制，在淡化GDP考核的同時，加大對就業指標的考核力度。

半月談記者在調研中還了解到，社會保障水平整體不高也是富民進程的一大瓶頸。城鄉社會保障發展不平衡，農村地區嚴重滯后；基本保障制度覆蓋面窄，基金統籌層次低，保障水平不高。尤其是農民、農民工、被征地農民、城市無業人員和城鄉殘疾人等群體的社會保障問題比較突出。

51歲的長沙市民楊剛在一家企業當會計每月收入不到2000元，下崗多年的妻子和正在上高中的孩子都靠他一個人的收入維持。“像我這樣的家庭，夠不上吃低保的標準，但實際上和吃低保差不多。”楊剛說，最近幾個月來物價上漲已對他家的生活產生了很大影響，“以前買8塊錢的菜可以吃一天，現在幾乎翻了一番”。

“通貨膨脹是天然的‘窮人殺手’。”湖南省物價局局長龔秀松說，落實“富民優先”戰略必須高度重視物價調控。在一片“漲”聲中，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實際變為了“負增長”。因此，政府一方面應加大對關系民生的水、電、氣、食品價格的調控；另一方面應增加補貼，減輕稅負，完善和提高醫療、教育、養老等社會保障水平，提高居民抵御通貨膨脹的能力，避免因“漲”返貧，鞏固富民成果。

短板四：貧富差距固化，城鄉鴻溝難平

“目前的貧富差距已開始呈現代際轉移的傾向。”方向新說，我國城鄉居民整體收入水平大幅上升，但隨之而來的分配不公日益嚴重，大部分的財富流向少數人的腰包，“比之更可怕的是貧富分化開始出現‘固化’現象”。“官二代”、“富二代”等現象，說明我們的收入分配機制出了問題，對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構成現實威脅。“固化”趨勢不利于中等收入群體的培養，“代際轉移”將導致很多人一出生就輸在了起跑線上。

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了0.47，由于經濟轉軌中存在資源高度集中、資本的內控性以及多元壟斷等原因，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比其他市場經濟國家更為迅速。其帶來的主要問題一是財富不斷向政府集中，近幾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上升，從1994年的10.39%提高到2008年的19.99%；二是勞動報酬占比持續下降，1996年至2007年，我國勞動報酬總額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到39.7%；三是財富不斷向壟斷行業集中，一些壟斷行業的企業內部收入差距甚至達到20倍以上。

方向新認為，國家應發揮財政和稅收的杠桿作用促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要使國民收入跟上GDP的增長速度，首先就應使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跟上GDP。”方向新建議，“十二五”期間國家財政應大幅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和社會救助力度，還應改善稅收結構，盡快出臺“遺產稅”、“物業稅”，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

湖南省社科院新農村研究中心主任陳文勝認為，日益拉大的城鄉差距是實現“富民優先”的最大掣肘因素，“農民富不起來，‘富民優先’戰略就只能是一句空話”。2004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21∶1,2008年擴大至3.31∶1，收入差距達到11020元。2009年，城市居民收入增長10%左右，遠高于農民人均純收入6%的增長幅度。如果把城市居民收入中的一些非貨幣因素，如住房、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各種社會福利考慮在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更大。

由于不能享受到均等的“國民待遇”，一部分進城農民工產生了被“邊緣化”的感受，進城務工農民工群體性事件頻發與他們被“邊緣化”不無關系。陳文勝說：“要使農民富起來，首先應給農民均等的國民待遇，使農民群眾能夠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均等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

短板五：財政“蛋糕”分不勻

“目前的財政體制是越到上層越有錢，越到基層越困難。”湖南洞庭湖區一個農業大縣的縣長說，幾乎所有的民生項目都需要地方財政“配套”。盡管近年來中央對縣一級加大了轉移支付力度，但大部分縣級財政仍只能維持基本運轉，面對項目繁多的“配套”任務，縣級財政無能為力。

湖南省今年新增了36個基本藥物改革試點縣，試點地區城鄉居民藥價平均減少了近一半。但據半月談記者對幾個試點縣的調查，平均每個縣用于基本藥物補貼的財政支出需增加2000萬至3000萬元，這對于捉襟見肘的縣級財政來說，無疑是一筆巨大的開支。

“蛋糕”先天不均，而地方可切的部分太薄。在內蒙古資源富集地區，基層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在現行財稅分配體制下，資源開發的收益大體上三分之二以上被企業和上級財政拿走了。另外，煤炭等資源的價格基金或可持續發展基金分配比例也不合理，留給地方的只有百分之十幾。事財權的不匹配造成了基層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能力不足。

陳文勝認為，落實“富民優先”戰略，財政“蛋糕”的切分必須做出相應調整，使縣、鄉兩級的財權和事權趨于對等，這樣才能使縣、鄉兩級真正擺正“富民”與“強縣”的優先順序，杜絕“與民爭利”的現象發生。

遲福林認為，實現發展方式轉型，“做大蛋糕”的理念要向“分好蛋糕”轉變。過去30余年，“做大蛋糕”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要素短缺，尤其是資本短缺。然而，目前能否“分好蛋糕”已成為“做大蛋糕”的主要約束條件。不“分好蛋糕”，將使“做大的蛋糕”對普通百姓而言，是一塊“無效”的蛋糕，造成群眾繼續參與、支持改革的意愿不足，繼續“做大蛋糕”的動力不足。

(付影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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