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和平:磨合成就一切

綠色和平組織從1971年成立，留給人們的印象大多是激進、頑強和堅定。雍容說，在中國做NGO，最大的收穫，就是與這個大環境共同成長，所以，態度是激進的，而行動都是理性的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的普通老百姓瞭解國際新聞的途徑，只有從黑白電視機裡看《新聞聯播》的最後五分鐘，時間太短，往往印象深刻。很多人都記得在公海上向日本捕鯨船示威的小船，身著統一服裝的人們，在高壓水槍的噴射下，依然艱難的打出標語，用船身擋住大船，保護鯨魚生活的區域。那時候中國人幾乎沒有聽說過NGO這三個字母，但隱約地瞭解他們是在為動物做一點好事，有著典型的西方式的個人英雄主義。事實上，這並非「個人」行為，也許有細心的觀眾會記得這個組織的名字——綠色和平(GREENPEACE)。

時隔二十多年，我們從不瞭解世界，到被世界迫切地想要瞭解，發展之快不言而喻。國際性的NGO組織，也像跨國公司入駐中國設立分部一樣，開始了它們的中國之旅。從最早的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到新千年以來在北京建立辦公室的「根與芽」、在天津設立兒童村的「菲利浦海德基金會」，到目前為止，大大小小的NGO組織在華已有幾千家。在這些組織裡，也包括讓上世紀80年代的觀眾們印象深刻的綠色和平。

摸著石頭過河

很多在改革開放政策下自主創業的人，對「摸著石頭過河」這句話，都有很深的體會——它代表著環境與政策的不確定性、腳踏實地的精神、拋開一切顧慮的灑脫。同樣有所體會的，還有綠色和平組織的施鵬翔。1997年2月14日，一個平常的情人節，綠色和平組織在香港建立中國境內的第一間分部。

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時間，他們將東江水污染的案例分析報告遞交給已經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香港政府，次年，香港特首將改善東江水質的措施納入施政大綱。在問及當時對北京辦公室的考慮時，施鵬翔誠懇地說，事實上，誰也不清楚當時內地的環境合適不合適建立辦公室，並且在香港的前兩三年，首要的任務是籌得項目經費，但也已經開始著手做一些和內地相關的事情，比如出版《中國環境報告1998》等。

最初的聯絡，要歸功於當時在做轉基因項目的同事。他為轉基因項目在民族大學設立了一個聯絡點，「以項目帶動機構發展」的策略被確立，摸著石頭過河的綠色和平來到了內地。

磨合：互動中的共同發展

2002年，中國已經有不少的環保組織，包括一部分國際性NGO，在做的無外乎是環保教育與概念普及。但很快，綠色和平就體會到了其間微妙的原因。

負責食品安全和農業的項目主任羅媛楠告訴我，2002年最開始做轉基因食品時，沒有人對「轉基因」三個字產生敏感的態度，這是一個很難和公眾溝通的項目。綠色和平把市場上的食品企業使用轉基因原料的信息編纂成冊，反饋給各大企業，希望獲得他們的承諾。一部分跨國企業立刻有了回信，表示會在一時間段內不再使用轉基因成分。但是，本土的國有企業甚至不清楚NGO是做什麼的。羅媛楠說，發傳真到國企去，幾乎都轉不進去，沒有部門負責這件事，報告常常是石沉大海。

做公眾項目的王玨說，那時候綠色和平在新浪做一個活動，是需要付費租賃廣告位的，主流的網絡媒體並不知道綠色和平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組織，談公眾活動項目很困難。

種種這些，讓綠色和平體會到在中國做環保的尷尬。因為，7年前的中國，還沒有經歷大規模的環保事件，沒有媒體普遍報道的大規模因環境原因發生的群體事件，沒有因環保問題頻頻舉辦聽證會——這些並不是因為當時的環境問題不嚴重，而是它沒有具體化成一個重大事件進入公眾的視野。

然而，緊接著的2004、2005兩年，怒江水電站之爭、圓明園滲水事件舉辦了歷史性的聽證會、松花江流域大面積污染引發東北地區飲水危機，這一系列大事件將環保二字推到了政府、主流媒體、公眾的視野裡，成為那兩年的關鍵詞。以此為轉折點，中國人開始在危機中體會到環境保護的需求離自己越來越近。同時在2004年，綠色和平與《南方週末》的記者一起調查金光紙業集團毀林事件被刊出後，立刻由捕鯨船時期的印象重回公眾視野。環境危機的曝光與國際性NGO組織與強大利益集團的博弈，使得民眾對NGO有了更新的瞭解，人們發現，這個具有英雄主義情懷的群體從上世紀80年代的國際新聞中走了出來，離中國很近，離生活很近。

到目前為止，綠色和平在和許多超市合作，共同檢測和抵制轉基因產品，一些超市的進步態度讓羅媛楠很是驚訝。她常常帶著要打硬仗的心情前去溝通，可是超市負責人卻早已開始自發的檢測，並非常希望和綠色和平合作，以獲得更多的技術支持。王玨也表示，現在，綠色和平的公眾項目和網絡的合作非常豐富，各大門戶網站都曾為綠色和平的活動開闢專區，民眾的聲音通過電郵等形式大量的反饋給項目組，大家對環保議題關注的內容也從上世紀80年代僅有的保護森林、保護水資源轉變到抵制超市殘留農藥的水果、尋求更多減少碳排放的方式等。

雙贏的潛力

NGO的工作受限制這麼多，在中國做環保還有潛力嗎？

談到限制，身份焦慮一直是許多進入中國多年卻仍未註冊的國際性NGO組織要面對的難題。需要上級主管部門掛靠才可以註冊，使得很多NGO一直是「黑戶」——租用辦公室，員工的勞務合同簽署困難重重。綠色和平組織也是這樣的「黑戶」，政府與公眾關係主任雍容則認為這對工作並沒有太大的影響：身份的信任度，完全可以通過行動來證明。2008年的《奧運環境評估》，客觀真實地表述了北京當時的環境狀況，優缺點明顯。報告影響很大，奧組委頒了一個「突出貢獻獎」給項目組。作為政府的一個正面肯定，雍容覺得NGO做到這個程度已經可以稱之為 「用行動說話，用事實爭取公信度」。此時，身份焦慮已經不存在了。

至於環保的潛力，森林資源主任劉兵給我舉了一個例子。2005年做了一個問卷調查，傢俱的木材如果來自於可持續發展的一片森林，但價格會漲10%，你會買嗎？66%的受眾選擇會買。這個結果令大家都很驚訝，說明中國民眾對環保意識的消化程度進步非常快。

但是談到真正發展的潛力，更多的來源於整個國家的變化。當氣候問題、能源問題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時，諸國的目光也同樣會在中國身上多作停留，作為一個大國，與環境相關的決策除了影響十三億人口，幾乎也影響著全世界。2006年，溫家寶總理在兩會上痛心陳述嚴峻的環境狀況，隨後，「節能減排」的指標成為十一五計劃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從決策層面上樹立了從源頭解決能源問題的原則——這和綠色和平一直倡導的 「在前端解決問題」的想法是一致的。

環境，成為中國政府、公眾輿論與NGO的共同關注點，NGO與政府的互動也越來越緊密。2005年，政府起草《可再生能源法》，邀請了綠色和平給出專業性意見。翌年人大通過法例，部分意見得到採納。施鵬翔回憶起這件事來，還是很激動，他說，我們很難想像這種事情可以在美國發生，就算是在歐洲，以綠色和平的影響力也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才可以做到，中國沒有像美國或歐洲那種高度組織化的利益集團和代表他們的專業說客，某種程度上，NGO的意見可以更容易被傳達和被採納。

與此同時，政府信息的公開化不斷的加強，企業對於自身社會責任感的重視，使得NGO在中國開展環保工作，較之以前空間更大，也更加融洽。

中國人在經歷了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程後，逐漸從最初瘋狂逐利的狀態慢慢回落，社會的價值評價體系也越來越豐富，不再單以金錢論成敗。雖然物質仍然是被放在重要的位置，但是更多的人會對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開始反思，這種反思也漸漸的不局限於精英層面——廈門市民反對PX計劃，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這種社會氛圍下，談論環保的議題，大概會越來越有潛力吧。這潛力是綠色和平的，是為環保勞心出力的所有NGO組織的，是所有民眾的，也是整個中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