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湖漁夫:從tpp簽署看中美亞太戰略的新一輪碰撞

2015年10月5日上午，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關係協定（tpp）12個談判國在美國佐治亞州亞特蘭大的部長會議上達成基本協議，與會國同意進行自由貿易，並在投資及知識產權等廣泛領域統一規範。與會國的經濟和貿易規模占全球4成。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tpp）協定的簽署，因為美國主導並且將中國排斥在外，也就成為中美各自太平洋戰略碰撞過程中一個回合。

tpp作為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經濟基礎

美國奧巴馬政府自上臺以來，開始推行“重返亞太”戰略（或者稱亞太再平衡戰略），在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戰略認知中，“亞太再平衡”執行所針對的亞太地區戰略的不平衡，主要是指以中國為首的亞太國家的力量在新世紀以來的大幅崛起，從而改變了亞太地區的戰略力量對比，這種力量對比的改變也主要是指中美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大幅改變，從而美國就有必要重新分配和組合在亞太地區的力量，對中國力量崛起的現實進行對沖或者遏制，以達到一種新的穩定或者平衡狀態。

tpp談判是美國主導下對亞太地區國家的經濟利益重新安排，從而形成一種美國主導下的地區國家經濟利益的平衡結構，並且擔當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經濟支柱，為遏制中國崛起和拆分東亞經濟整合的戰略目標構建經濟利益基礎。原來的tpp只是新加坡、文萊、新西蘭和印尼幾個國家間小范圍的多邊自貿機制談判架構。美國將它作為重返亞太戰略的一個工具而選擇介入后，到如今已經面目全非。美國通過完成 tpp 談判企圖維護的是其對於亞太地區經濟體系的主導權，tpp 談判及其達成也是美國在“重返亞太戰略”的經濟層面的主要手段。在 wto 談判多哈回合舉步維艱的形勢下，美國通過剛剛完成談判的 tpp 與正在談判中的 ttip(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貿易和投資伙伴關係)，企求繼續主導以及引領全球經濟秩序的發展方向。tpp 談判及其達成也就成為美國全球經濟戰略的重要一環。

通過 tpp，美國不僅主導包括東亞在內的亞太地區經濟遊戲規則的制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主導該地區貿易投資的流向。因此美國主導的tpp啟動之初，直接劍指東亞經濟整合及其一體化進程。tpp 現有成員中有多個國家一直是東亞經濟一體化實踐中的重要參與者，比如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文萊和越南。美國不可能不利用 tpp 談判的完成和今後其成員的擴容，組成針對中國國際經濟陣線，極力拆解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遂行和在東亞地區以中國為首的雁陣體系；同時美國和日本憑借資本和科技優勢和參與tpp的國家相互開放國內市場，妄圖用tpp簽約國的廉價勞動力取代中國作為其主要低階工業品來源，為再工業化爭取時間，同時向簽約國轉移低階產業，對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釜底抽薪；制約和逐步孤立正在亞洲乃至全球不斷擴大其影響力的中國，將亞太國家繼續保留在美國主導的霸權體制之內。

tpp利益構成的特征

雖然美國總統奧巴馬將tpp稱為“歷史上標準最高、最具進步意義的貿易協定”，但是我們如果考察一下tpp的利益安排架構，那么就會發現這個奧巴馬自賣自夸的區域貿易投資協定存在諸多的先天性缺陷。

首先，因為tpp是美國主導的，那么美國的利益自然在整個利益安排架構中處於優先地位。就一個區域貿易協議而言，具體的協議條款和規則不過是參與國之間利益關係的界定，一個區域貿易體制的主導者和推動者，本應該秉持公平合理的原則對待多邊合作，但是美國在“貿易自由、伙伴關係”的道義口號下，在農產品(000061,股吧)、知識產權、醫藥發明權等議題上，美國通過協議條款的利益表達不能不說夾雜了很多自私的理念，強調對自己利益的保護，也就自然損害了其它他參與國的利益，從而使得協議本身的公平合理性蕩然無存，其道義號召力也就徒具其表。

利益關係的建立無疑是相互的，美國在協議安排處處為自己錙銖必較，也就必然引起參與國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寸土必爭。以日本為例，日本或將在擴大出口汽車等工業品及進口食品降價等方面受惠，但隨著新設大米零關稅進口框架以及下調牛肉和豬肉關稅等部分開放措施，日方恐將在農業領域遭受打擊。為了把影響控制到最小程度，日本政府將著手出臺增強農業實力的措施以應對。幾十年來，美國一直致力拆除於日本對美設置的各種貿易和非貿易的壁壘，以期進一步打開日本市場；而從日美兩國tpp談判的艱難程度來看，美國對日本的基於自身利益的種種抵抗也是有苦自知，否則也沒必要到如今還在為了tpp的達成而同日本進行拔河比賽。

作為tpp主導者的美國和其他成員國利益矛盾的尖銳程度，可以從關於tpp的一輪輪艱苦談判中看出來。協議的達成難度恰恰說明了利益調和和尋找利益共同點的艱難，tpp成員彼此之間的共同利益基礎的脆弱甚至缺乏，並不支援tpp本身的穩定持久性和強有力。不僅如此，在美國的明顯企圖下，tpp成員國盡管忌憚於美國的政治和軍事壓力而被迫勉強達成協議，也會對美國的利益動機和素無國際信義存有戒心，畢竟東南亞金融危機殷鑒不遠，進一步對美國開放市場所可能導致的后果會讓這些成員國心里直打鼓。假使隨著亞太地區經濟形勢的發展和利益構成的變化，tpp的利益基礎消失也就是大概率的事件，tpp最終有名無實。

其次，因為美國的亞太戰略企圖，美國對tpp成員的政治控制超越於貿易投資協定的經濟互惠。美國的這種政治控制的企圖集中表現是，美國政府將通常在雙邊貿易條款中的“投資者—政府爭端解決（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機制”，擴展到多邊機制之中。所謂isds機制，就是給予跨國企業在簽約國更大的權力，它們可以對簽約國政府的法律與政策變化所帶來的損失要求賠償，因此極大地擴張了以美國企業為代表的跨國公司的利益。

isds機制允許投資者向隸屬世界銀行或聯合國的仲裁機構（均設在美國）對國家提出控告，以獲得政策變化造成損失的補償，將跨國公司的損失轉嫁到各國老百姓(603883,股吧)身上。這是美式新經濟自由主義的精髓。資本無往不利，也意味著美國的資本控制國家的政治體制，進一步向以美國為主導的區域國家組織擴展，從而美國資本不僅控制美國，而且因為tpp協議安排而開始干預tpp成員國國內政治，損害這些國家的主權。

因此美國與tpp成員國之間的爭斗，也就從經濟領域向政治領域蔓延。因為成員國之間利益耦合度的脆弱性，加之美國與這些成員國之間在政治上的控制與反控制斗爭的展開，tpp體制內部矛盾的張力以及各國的利益撕扯也就有可能隨時放大，進而裂解這個體制本身，最終出現作鳥獸散的局面。

再次，從tpp的達成到實際生效，從協議生效和實際利益的形成，可謂障礙重重。因為利益上的耦合度有限，tpp成員國不僅在談判的過程中已經不情不愿，比如菲律賓一度退出談判，最後一輪的亞特蘭大部長會議於9月30日開幕，本來為期兩天的會議日程由於談判在生物藥品及乳制品領域難以取得進展而被延長；而且tpp從達成協議到走完各國的國內立法程式，還有很長的路要走，5日當天達成的《協定》需要得到相關各國的批準，估計需要數月甚至更長時間。以美國為例，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協議簽署當天發表聲明，呼吁國會兩黨支援通過該協定。目前美國國會已有議員對該協定表示反對。而加拿大本月舉行大選；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支援率一路下滑；越南領導人明年換屆。

另外，在中國開始遂行“一帶一路”戰略和主導東亞經濟整合的形勢下，在除美國外的tpp成員國，因為新的選擇可能實現更加實惠的利益前景，也就更加不愿向美國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讓美國的大公司輕易介入，甚至施行影子政府的職能對當地政府取而代之。他們會尋找種種借口甚至人為設置某些障礙，以拖待變，讓tpp落實時限一再順延。

tpp對中國的影響

tpp 談判的完成，讓人首先想到的是這項協議將可能對中國經濟帶來不利影響。這種擔憂的基礎首先是一些人來自對美國霸權的錯誤認知，過於在意“美國的態度”。在美國國內，tpp的支援者與反對者，似乎都把矛頭指向中國，把tpp看作制約中國、向亞太地區再平衡的重要手段。奧巴馬對中國的現狀評價是“勞動力成本低、制造業主要面向出口，沒有多少附加值高的產品，也沒有強大的國內市場”。他預計，如果中國希望保持過去20年的經濟增速，就必須開放本國市場，必須提供專利和知識產權保護，必須停止給予國有企業補貼，中國政府要有許多不得不為之的行動。他認為，如果看到所有鄰國都按高標準行事，中國最終也會適應tpp制定的規則，不會因為中方制定了有利於過去那種經商模式的規則，就讓美國去適應那類規則，否則就被那些市場拒之門外。

因為為這種錯誤認知，這些人也就自然認為中國應為美國拼湊的tpp體制而陷入了某種兩難困境：倘若中國加入tpp，則國家安全、法制建設，遑論經濟政策，處處受制於人；美國還會挾試重返亞太的余威，試圖將談判中的中美投資協定（bit）寫成tpp的投資部分，從而將isds機制同樣強加給中國。倘若若中國說不，似乎只能對“后tpp世界經濟秩序”的形成作壁上觀。

他們還認為，因為tpp談判的完成，中國和東盟主導的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推進將失去不小的內在動力。在成為 tpp 成員后，東盟和亞太國家很難再繼續對東亞的這方面努力保持強烈意愿。個別國家甚至難免以在東亞相關實踐中的存在而換取加入 tpp 談判時討價還價的籌碼；尤其是在 tpp 擴容后，還會有更多東亞國家加入，屆時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道路就會越來越難走了。

他們這些觀點的產生，失於將tpp這個經濟手段上升到戰略層面予以觀察。

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主要目標，在於美國竭力拼湊起一個反華陣線。這個反華陣線的形成靠忽悠是不可能的，而是以經濟實力為基礎的，在此過程中的大量投入是需要用國力支撐的。也正是在tpp“艱苦談判”的歷程中，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實力和地位不斷上升；中國gdp已從08年的314045億翻倍增加到了14年的636463億！中國經濟已經從僅相當於美國的一半成長到了與美國比肩而立。我國在美國重返亞太的過程中反而快速強大。

在經濟體量相差無幾的前提下，中美之間的經濟遏制與反遏制，在於中美兩國之間的國際陣線的實際力量對比，也就是各自陣營所形成的戰略合力對比。在tpp所形成的陣線中，如果tpp成員國之間的共同利益巨大、基礎雄厚，則形成的戰略合力也就越大；反之也就越小。很顯然，tpp體制的內在利益基礎薄弱，成員之間因為彼此之間的利益分歧和衝突而導致的體制內部張力巨大，所謂tpp強大凝聚力和內在利益動力純屬子虛烏有。國內也有分析人士認為，tpp參與國越多，經濟妥協越多，效果會大打折扣。

在 tpp 實現擴容之前，其 12 個創始成員中只有美日兩國堪稱經濟大國，也只有它們與中國之間的經濟關係的重大更迭才會導致亞太經濟格局的重大變化。美國是中日兩國最大出口產品目標國，中國又是日本最大的進口國，美日在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遠大於中國在對方的規模。大國之間的經濟利益關係也不是說切割就能夠切割開的。無論 tpp 是否存在，三國之間現有的貿易投資狀況會出現經常性微調；鑒於三國之間各自的產業結構特點以及優勢，如果三大國因為tpp而產生重大利益切割，即使對美國而言也是不可承受之痛。

中國由於被排除在tpp架構之外，對於tpp的談判和后續發展自然獲得“局外攪局者”的地位。因為中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地位，實際上也給參與tpp的國家另一種選項，無論在tpp談判和后續執行階段，各國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會在中美之間兩邊叫牌。而在亞太的現實中發生的變化，卻更有利於中國，而不是美國；在tpp一直被美國用力推動的大背景下，各國被未來歐亞大陸的廣闊市場和財富所吸引，再加上中國已經有能力保證其安全，都義無反顧的加入了亞投行，亞投行協議的談判效率也遠超tpp的談判效率。

尤其不可忽視的是，中美兩國秉持的經濟價值觀完全不同。美國在國際貿易和投資的過程中一貫秉持極端自私和損人利已的價值觀，因此在tpp架構的實際利益分配中是想法設法從所謂伙伴身上掠奪利益，更遑論美國會拿出利益來反哺這些國家了，失道寡助。而我國在奉行互利共贏的價值價值觀，在於各國的貿易和投資關係中對利益的分配更加公平，得道多助。tpp的實質在於美國答應給這些國家的好處有多少以及能否兌現。一個落實不了協議，即使簽了也不過是紙面文章。如果我國和這些tpp成員國的合作更深入，共同利益更多，奧巴馬苦心經營和竭力拼湊幾年的tpp體制，也有可能因為內外均不穩固而一朝實際瓦解。

因此，在戰略博弈的層面上，tpp即使最終實際運行，也是美國對華的勉強對攻。實際上美國除了這種勉強對攻，也沒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戰略選擇。即使在中國完全聽之任之的情形下，對中國的實際損害也非常有限。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g2戰略還是c2戰略？

在全球戰略格局中，中美關係是一組最重要的關係。在近年來，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呼聲可謂不絕於耳。在美國方面，美國老牌戰略家亨利•基辛格提出了“中美共同進化論”的思想，也就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美戰略關係格局，而我國近年來也發出了關於太平洋的“c2”戰略倡議，也就是廣袤的太平洋能夠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然而由於美國不可能放棄霸權思維，特別是美國國內近年來冷戰邏輯的陰魂不散，中美對新型大國關係內涵及外延的界定也就開始分道揚鑣。

美國內不少觀點認為，tpp為中美關係提供了第三條道路：借助規則的力量，既可以確保美國對華長期優勢，又能維持中國的長期增長和穩定，這是對美國最好的一種選擇。tpp的討論中，反華“中國牌”無處不在。在tpp的美國農業部與農業和企業領袖會談期間，奧巴馬接受采訪稱，tpp的重要性在於，要保證在區域內建立商貿管理標準，如果沒有這類標準和勞工、環境標準以及透明度，沒有保證美國企業得到公平對待的標準，“如果我們不制訂世界貿易規則，中國會。”奧巴馬的說法便引用無數。希拉里•克林頓則要求加入匯率控制懲罰機制，並點名針對中國。而在我國內，吃著中國飯卻為美國的現狀“著急”的所謂呼聲也時有所聞，諸如“中國加入tpp是正道”，片面強調如果不加入tpp，中國每年會損失多少等等，與大洋彼岸的聲音遙相唱和。

tpp的政治意義超越經濟意義，盡管美國打著“自由貿易”的旗號。tpp內部的零關稅將與原產地規則緊密相連，從談判的過程來看，原產地標準將可能與北美自由貿易區的65%看齊，也就是一個最終產品的65%零部件是在區域內國家生產的，才能夠零關稅。然而諸如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這些國家，哪個愿意調整本國的產業鏈和犧牲本國就業崗位，去養活美國的企業和產業鏈，同時給美國企業高額利潤？而像越南這樣的次工業化國家何曾有能力成為數千萬臺iphone的供應鏈？tpp的架構安排是不是給tpp成員國紙上畫餅姑且不論，對中國的歧視和排斥企圖昭然若揭。

美國在中美剛進行高層互訪達成戰略溝通后的突然變臉，單方面偏離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愿景，可謂事出有因。也就是美國仍然頑固堅持“g2”戰略，對我國的“c2”戰略倡議王顧左右而言他。如果我們翻開亞太地區地圖，將tpp成員國作為一個整體看待，那么我們可以發現，偌大的太平洋也就實際成為tpp成員國之間的“內湖”，這個內湖顯然是不想讓中國在其中游弋的。

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國際合作室主任張建平認為，從短期來講，中國加入是比較難的，因為美國已經講了，中國如果作為后來者要加入，必須一對一的和tpp的所有成員進行雙邊談判，並且取得對方的認可，如果要和美國、日本進行雙邊談判，並且要經過它們國會的批準需要很長的一個周期。此外，從中長期來看，美國肯定會要求我們先簽署中美的bit雙邊協議。最後，美國還要看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措施和它所倡導的貿易投資新規則是否契合。

多年來，美國並未放棄將國內法凌駕於國際法之上的企圖，這也是這些年來持續對我國施加壓力，要求我國與美國法律制度“並軌”的根源。奧巴馬認為，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tpp）是要保證建立商貿管理等方面的高標準，中國要保持經濟高增長必須開放本國市場，采取保護專利權等行動。若鄰國都按高標準行事，中國最終會適應tpp規則，不會因為中方定了有利於舊經商模式的規則，就讓美國適應那類規則，否則就被中國市場拒之門外。美國已經明確拒絕中國成為規則的制定者和改變者。

美國歷來的國策是“胡蘿卜加大棒”，在給不出胡蘿卜的情況下，剩下的只能是頻繁使用大棒了。由於談判各方在農產品市場準入、汽車業原產地規則、制藥業知識產權保護等三大關鍵領域未能如期達成妥協，為了確保亞特蘭大tpp部長會議達成協議，在美國的主導下，會期還從原定的2天目前被延長到5天。美國總統奧巴馬加強了對談判參與國的電話攻勢，分別同墨西哥、秘魯、智利等國領導人就進一步推進tpp剩余課題的談判舉行了電話磋商。自然是許諾胡蘿卜。然而由於美國能夠對設在美國的仲裁機構的實際控制，全部贏下了在這些所謂國際仲裁機構遭到過的17次控告。這既是“isds機制”既丑陋又真實的寫照，又是美國時時備用的大棒。對美國很不幸的是，胡蘿卜太小甚至沒有，揮舞大棒的結果就只能是趕跑兔子，而不會讓兔子順從聽話。

在目前的全球戰略格局中，以美國相對下降的國力而言，美國為了維持其霸權，需要遏制的戰略對手遠不止中國一家，僅就亞太地區而言，中美之間戰略遏制與反遏制的力量對比，美國已經處於劣勢。美國苦心拼湊tpp，美國言必稱不能讓中國制定規則，處處夾帶私貨卻冠以頗具道義號召力的借口，無異於掩耳盜鈴。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力”不僅不會上升，反而因為讓tpp成員國望梅止渴而下降。

挾tpp談判完成的余威，美國已經在催促我國加快”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是否會將“isds機制”作為所謂的“國際慣例”強加給我國，我們拭目以待。

tpp的中國對策

（一）、彼往之，吾亦可往

10月6日，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在北京表示，《協定》是當前亞太地區重要的自貿協定之一。中方對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有助於促進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制度建設均持開放態度，希望《協定》與本地區其他自由貿易安排相互促進，共同為亞太地區的貿易投資和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結合各方面情況和輿論，我們可以發現這則簡短的新聞發言充滿了豐富的內涵。

其一，“他強任他強，清風拂山崗；他橫任他橫，明月照大江。”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美國既然想搞一個將中國排斥在外的多邊貿易投資協定，就自己搞好了，我們身處局外也無法阻攔。對於美國通過tpp的勉強戰略對攻，我們不會一驚一乍，或者有其他反應。

其二，中國商務部說的“持開放態度”的話，就是針對tpp對中國的封閉而言的，也就是以“開放”對“封閉”。這是針鋒相對，因為其含蓄的表達，這種針鋒相對卻是綿里藏針式的。

其三，商務部說的持開放態度，也就是“彼往之，吾亦可往”。亞太地區對於中美都是相互開放的，中國想去就去！在此地區中國也有同區域國家的貿易安排，大家都可以做生意，而且希望生意相互促進。美國愿意主導完成tpp談判，中國不會阻攔，就是想看看美國通過tpp能夠折騰出什么來。中國和亞太地區國家的合作不會受到美國操縱的tpp的干擾，這是一種戰略自信。

其四，希望《協定》與本地區其他自由貿易安排相互促進。在和平時期，大國之間在經濟層面進行競爭司空見慣。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當然不會懼怕競爭，哪怕這種競爭以對手制造的“強大沖擊的形式出現”。在我國力推“一帶一路”戰略的過程中，我們不會刻意去對tpp進行破壞,只會做好自己，同亞太地區國家合作，互利雙贏，進行合作的國家都能夠獲得更大的利益。如果tpp在競爭中被被捎帶著搞垮或者變得有名無實，那么tpp對亞太地區的其他貿易安排自然是一種“促進”。

因此，“彼往之，吾亦可往”，亞太地區對中美雙方而言都是開放的。我國在保持戰略定力的同時綿里藏針，對tpp的所謂“沖擊”連消帶打。人們之所以容易忽視這個表態發言，是因為在我們以往的戰略文化中，我們看多了硬碰硬，比如戰爭與革命的方式，而對以柔克剛的方式所知不多，了解也不夠。

（二）、再論對國際貿易規則體系另起爐灶的必要性

美國重返亞太遏制戰略的矛頭所向自然是對中國經濟和貿易進行阻撓和壓制，阻撓東亞經濟整合進程。在美國主導的tpp遲遲難產及草簽的過程中，中國以“一帶一路”戰略倡議、金磚銀行和亞投行機制為抓手，開始了在世界范圍的戰略版面；和除美日之外的經濟重要國家一起，開啟了一個世界經濟合作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新潮流，這個潮流滾滾向前。

tpp或許是一個區域多邊貿易與投資體制建設的又一個嘗試，它與正在談判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係協定（ttip)”一起，成為美國在wto之外的一種新的戰略舉措。美國總統奧巴馬在tpp談判完成后明確表示不能讓中國制定規則，無非是想將美國的“新式”規則體系繼續強加給中國，以此為標準促動我國經濟體制繼續向美國主導的規則體系“並軌”，使我們成為美國的附庸，通過將中國也同時納入“g2”的戰略軌道。

我們絕無可能接受美國的“g2”安排，因此就有必要以我們為主進行世界新秩序重構。世界新秩序都是在舊秩序中破繭重生的，我們只能根據目前的國際經濟現實，對世界經濟規則體系另起爐灶，進而逐步擺脫美國的霸權控制。另起爐灶的路徑是，同樣在雙邊貿易體制的基礎上嘗試首先建立一種區域性或者集團性的多邊貿易與投資體制。在此方面我們已經具備了一定基礎。

目前，中國已簽署自貿協定14個，涉及22個國家和地區。分別是中國與東盟、新西蘭、新加坡、韓國和澳大利亞的自貿協定，內地與香港、澳門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以及大陸與台灣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中國與 tpp 現有 12 個創始成員中的 9 個已有或正在談判雙邊和區域自貿協定。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簽訂自貿協定大大增進了地區國家和人民的福祉。比如中韓貿易協定將讓泡菜、韓國護膚品等大部分商品更便宜地進入中國；中國和東盟的自貿協定讓榴蓮、山竹、火龍果等熱帶水果不再是奢侈消費；中澳自貿協定讓85%澳洲出口中國的商品享受零關稅。

中國秉持互利共贏和區域合作的方針，結合我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執行，在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基礎上，開始主導形成區域性的多邊貿易規則體系，從而為世界經濟新秩序的建立樹立樣板和積累經驗，逐步奪取從區域到全球的經濟主導權，逐步接管從區域市場到世界市場的控制權與定價權。 (本文作者清湖漁夫系和訊博客著名博主、和訊評論特約研究員)

參考文獻：

《從tpp談判難產看對國際貿易體制另起爐灶》，清湖漁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