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鵬飛：性別政治的瘋狂容易如滾雪球般成為大災難

有評論文章指出，性別成為政治課題，發軔於1970年代的女權主義運動。她們當時提出了“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激進口號，女性因為在日常生活各自親歷性別歧視，所以必須聯合起來把個人的問題政治化。這種把具有公共利益屬性的政治個人化，產生了諸多流弊。其中分析值得思考。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這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開宗明義的名句。如果把“共產主義”改為“性別政治”，把“歐洲”改為“盎格魯—撒克遜文化”，似乎也能貼切地形容當前英美社會的現狀。

“不男不女”向來是拿來罵人的，如今卻成為時尚，甚至是政治強迫。美國當前最流行的話題之一，是電視名人、男子十項全能奧運金牌得主布魯斯•詹納（bruce jenner），在去年做了變性手術化身凱特琳•詹納（caitlyn jenner），還登上了著名雜志《名利場》的封面，成為美國自由派最新的英雄。美國左派媒體紛紛把他／她當作社會進步的象征。當然，最具歷史性的一刻，莫過於谷歌在2014年初把用戶注冊的性別設定，提供了男女之外的56種新選擇。換言之，只要個人覺得自己不男不女，可以隨意決定自己的性別。

性別政治者（最初是女權主義者）相信，有生物意義的性別（sex），更有社會意義的性別（gender），后者才是自我身份定義的要件，由自身主觀的意識來決定。這可不是空口說白話，而是有學術機構背書的。谷歌的56類性別，采用的主要依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性別平等資源中心、華盛頓大學q中心，以及《社會正義倡導者手冊：性別指南》一書的定義。

由此衍生了“流性人”（gender fluid）的概念——不男不女、即男即女、任君選擇。這可非同兒戲，英國《衛報》2月3日報導，英國國家劇院將重新詮釋莎翁的《第十二夜》，把劇中的男主角、管家馬伏里奧（malvolio）改為女性的馬伏里雅（malvolia）；並把著名舞臺劇《小飛俠》（peter pan）的大壞人虎克船長（captain hook）改為女性。這篇報導的新聞標題是《國家劇院將推出流性人的莎翁》；經典顯然也必須在政治正確之下變身。

在英國政界，一股要消滅性別的勢力也蠢蠢欲動。英國下議院的女性與平等特別委員會主席、保守黨女議員米勒（maria miller）近日主張，護照、駕照等官方檔案應當取消“性別”一欄，人們無須出示醫學證明來表明自己的性別。她說：“我們應當想辦法減少關於性別的討論”，但她所領導的委員會卻對這個話題喋喋不休，主張在學校推行性別教育，告訴孩子“性別是流動的”，可以供自己任意選擇。

在大西洋(600558,股吧)彼岸，學校該如何設計廁所，成了美國性別政治戰爭的最新戰場。美國教育部在去年底裁定，伊利諾伊州某中學因為禁止一名自認是女性的男學生使用女廁所，而觸犯了反歧視法。該州共和黨眾議院莫里森（tom morrison）抱怨說，這些女學生比囚犯更沒有人權。該州的男囚犯剛在法庭贏得判決，法官裁定由女監獄官監視他們洗澡的做法侵犯了囚犯的人權。

奧巴馬政府援引1972年《高等教育法令》中的一條律令，禁止學校基於性別拒絕讓學生使用公共設施，將其解讀為“跨性別”（transgender）學生可以按照自己所認定的性別，使用男廁或女廁，並據此到聯邦法院起訴禁止學生隨意使用非其性別廁所的學校。反對者指出，性變態或強奸犯將因此如魚得水。

1月30日的《經濟學人》雜志在報導這條新聞時形容：“發生在伊利諾伊州的爭議是一場全國辯論的一部分，一方認為性別是天生的，對壘的另一方則辯稱身為男性或女性可以是一種選擇。”

兒童心理學界的研究指出，一些青春期前后的孩子一時會對自己的性向感到困惑，但大多只是一種過渡，否則就是病態，術語叫“性別認同障礙”（disorder of gender identity）。但若英國米勒議員那樣，要在學校教導孩子無視自己客觀生物性別的做法，勢必將造成更多的困惑，增加青少年的心理壓力。

性別成為政治課題，發軔於1970年代的女權主義運動。她們當時提出了“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激進口號，女性因為在日常生活各自親歷性別歧視，所以必須聯合起來把個人的問題政治化。這種把具有公共利益屬性的政治個人化，產生了諸多流弊。一是它導致了“認同政治”這種高度個人主義態度的流行——政治不再是必須秉持理性、客觀精神來參與的集體和具體事務，而是自我定義的自利行為，不問責任，只講權利。

此外，“個人即政治”容易把“受害者意識”正當化，因為個人日常遭遇讓人不快的白眼，而把一切都視為是針對自己的歧視。這最終導致政治淪為自戀內視的遊戲。這種自戀逐漸異化為否定客觀事實，一切問題意識均從主觀認知出發。自我定義性別的政治，就是這朵異化的毒花所結出的惡果。

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吉倫特派領袖韋尼奧（pierre victurnien vergniaud）說：“革命吞噬其親生子女”，女權主義者為了維護女性權利所發起的革命，最終走向了自身的反面。為了打倒父權，推崇女性主宰自身性欲的性解放，反而給男性提供了不必向女性負責的借口；實現同性戀平權，動搖了婚姻作為一男一女生養下一代的社會機制的基礎；在消除男女之別的絕對平等后，則強奸犯可以隨意進入女廁。

這似乎是所有激進主義的宿命，當代史學家余英時在其著名演講《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指出，激進就是對現狀的不滿而欲打破它，但這容易如滾雪球般成為大災難，這一刻激進的主張，下一刻就被更激進的訴求斥為保守。當年號召“個人即政治”的女權主義者，看到今天女學生的權益不如男囚犯的結局，不知會作何感想？(聯合早報)

（作者葉鵬飛是本報高級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