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新賣碳翁"'

“摸著石頭過河”一年有余，目前國內主要的三家環境交易所已羽翼漸豐，各有所長。

北京環境交易所手握先天的政策優勢，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坐擁完善的產權交易經驗，天津排放權交易所則以引入成熟的碳交易機制而底氣十足。

而今，三家無一不在自練內功蓄勢待發。他們要的是國家碳市場機制設計的明朗政策。在這一點上，與其說他們是在等待，不如說是在推動。

比如北京師范大學客座教授黃杰夫，就不同意現在中國啟動碳市場的“政策還不明朗”的說法。

黃杰夫不同意外界總說中國沒有碳限額(Cap)。2月10日，他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包括碳強度、能耗強度、清潔能源目標和主要污染物控制目標在內，中國已有四個Cap。“40%-45%的相對減排Cap也是Cap，有了Cap就可以設計碳市場。”

黃杰夫也是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CX）副總裁：“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家環境交易所現在競爭什么呢？現在中國碳市場是零，都沒有形成流動的二級市場碳價格信號。我們應該共同合作，避免國內碳市場走彎路，這才是正道。”

中國碳市場無疑還處在摸索階段。條條道路通羅馬──無論是行政主導，還是市場激勵──面對國家巨大的減排潛力，作為碳融資關鍵手段的碳市場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三城競發

是的，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復原京津滬三城碳交易所的成立之初，結論也是如此。

一位碳交易業內資深人士對本報透露說，2008年7月16日國家發改委召開會議，決定成立碳交易所。此時距離北京奧運會開幕只有不到三周時間，而京津滬都傾向于在8月8日奧運會開幕式前宣布成立，“誰都不甘落后”。

有趣的是，北京和上海兩家就像商量好的，都決定在2008年8月5日上午宣布成立。而在國際環保NGO氣候組織(Climate Group)大中華區總裁吳昌華的回憶中，京滬兩地在新聞發布上的較勁更為有趣。

”北京沒有想到，這次被上海搶了先。在兩家通過新華社發布消息的時間上，上海比北京早了約半小時。”吳昌華2月4日對本報說。

這條電訊題為《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正式掛牌成立》，發表時間為當日上午9點07分。文中第一句即稱：這是在國內率先設立的一個環境能源領域各類權益交易的平臺。

新華社的報道說明了其重要性，“此舉是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推進節能減排、進而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大舉措，是對原有行政手段為主推進節能減排的有益補充和探索”。

吳昌華說，上海提前發布了消息，北京還是感到些許失望。雖然是在同一天，但這畢竟是向全世界公布，意義重大。但“除了爭奪第一個對外宣布之外，之后上海就沒有太高調。”

在接受本報采訪中，北京環境交易所（下稱北京環交所）總經理梅德文，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下稱上海環交所）總經理林健均未否認上述“插曲”。

一個半月后，2008年9月25日，天津排放權交易所(下稱天津交易所)揭牌。由中石油資產管理公司、天津產權交易中心和芝加哥氣候交易所共同出資成立，注冊資本1億元，三家分別占股53%、22%和25%。

由于中石油“一股獨大”之勢或影響公司治理，有業內重要人士戲稱天津交易所就像“中石油的CDM部”。對此，黃杰夫對本報解釋說，大股東的強有力支持，推進了天津交易所在創業過程的快速發展。

上海環交所則由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100%控股，注冊資本5000萬元。由于上海聯交所是事業單位性質，前述業內重要人士開玩笑地說，這是“事業單位的小金庫”。

對這樣的稱呼，林健付之一笑。他對本報解釋，事業單位作為投資人保證了交易所對國家宏觀政策的高配合度，在資金上也能自給自足。“如果未來有需要，我們不排除引入戰略投資者，但目前沒有提上議事日程。”

而一位碳交易業內知情人士對本報表示，上海交易所正在尋求股權結構的優化，有可能引入上海大型企業等股權投資。

梅德文則對北京環交所的公司治理感到滿意。北京環交所現在的股權結構是“4+2+2+2”，北京產權交易所占股40%，中國國電集團、中海油公司和中國光大投資公司各占股20%。

他說，這樣的股權結構既能產生制衡，內部人無法控制，關聯交易不會產生；同時沒有第二大股東，也使決策保有一定的靈活性。

“引入三類股東是各有目的。”梅德文說，產權交易所股東代表碳市場是個權益市場，兩大能源企業代表了減排的本質是能源結構調整的問題，而金融企業的加入則表明了碳市場的融資作用。

跑馬圈地

在國家尚未明確碳市場機制設計之時，京津滬三家交易所的“跑馬圈地”運動已漸入高潮，并且呈現出各取所需、差異化競爭的特點。

2月8日梅德文對本報記者透露了北京環交所年后的一項新動作：推出新能源產業的VER（自愿減排量）指數。“我們已經與合作的美國公司簽約，今年推出，（目的是）由指數來為VER定價。”

2010年前后，北京方面的新動作讓人應接不暇：發布第一個VER標準“熊貓標準”，發起成立第一個碳中和企業聯盟，與興業銀行合作開發第一張低碳信用卡，交易所董事長熊焰親自出版一本45萬字的低碳專著《低碳之路》。

更具有“跑馬圈地”意味的是，北京交易所已與昆明、大連等地方政府和交易所開始商談合作。梅德文接受本報采訪時說，以與當地政府合作的方式，已經簽約了五、六家交易所。

“（北京）屬于三家中吆喝最響的，但就是在（碳市場）邊上繞。”氣候組織吳昌華對本報評論說，“但這又不能責怪他們，三家都基本如此。因為目前政策不明朗，市場不成熟。”

梅德文顯然不同意，“我們的優勢是規范的治理結構，市場化的交易產品，國際化的合作渠道，我們稱之為‘五獨俱全’。”他解釋說，北京交易所擁有獨家的“熊貓標準”（解決產品核證問題），獨到的碳中和聯盟（解決買家問題），獨創的VER指數（解決定價問題），獨特的農林減排產品（解決優質產品供給問題），以及獨立的交易平臺（解決交易問題）。

北京環交所尚未對外披露的是，其已與韓國能源管理集團簽約，同時加上與歐洲和澳大利亞交易所的合作，希望將農林項目的VER賣到美國、歐洲、澳大利亞和韓國。

“農林VER項目將成為我們的核心競爭力。”梅德文說，國內交易所在交易產品上基本殊途同歸，都從清潔技術交易、投融資交易，到探索節能量交易、排污權交易，最后全部指向了VER──上海交易所指向了低碳世博會，天津選擇了企業自愿減排聯盟。

春節后的上海氣溫回升。2月22日，距離世博會開幕只剩66天。

林健2月22日在辦公室對本報說，2月4日啟動的首筆世博VER項目正在測算和審核中，世博期間萬科館的碳排放約為1萬噸，萬科將從別處購買減排量以抵消本身的碳排放。“雖然量比較小，但建立了一個模式，解決低碳世博的問題。”

在三家交易所中，北京和天津尚處投入階段，而林健表示，上海環交所已經盈利。但是他也承認，盈利并非來自于VER交易，而是來自于傳統項目，即合同能源管理、節能減排和環保技術及資產交易等。

上海未曾對外大力宣傳的是，林健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南南全球技術產權交易所總裁。這張牌是通過聯合國框架下的南南合作，推動發展中國家政府及私有部門清潔技術和資產的發現、包裝、推銷及轉移。

正是由于發展中國家未來的巨大減排潛力，走南南合作之路的上海環交所將在發展中國家碳市場中占據重要一席。“上海不缺交易人才，我們恰恰是在配合國家的政策，選擇合作伙伴，希望借此在國際上形成對中國有利的聲譽。”林健說。

由于完成了首筆二氧化硫排放交易，天津交易所在2008年底出盡風頭。這筆交易也標志著我國主要污染物排放權交易綜合試點在天津的啟動。

但是之后，天津交易所的二氧化硫交易變得語焉不詳。黃杰夫對本報解釋說，二氧化硫交易還是在試驗階段。

天津交易所2009年9月開始的“企業自愿減排聯盟”也已有30家企業加入，橫跨水泥、鋼鐵、電力、通信等諸多產業。目前此聯盟的操作著重開始研究期的工作。天津希望借鑒國外交易所的成熟經驗，探索推出本土化的企業減排游戲規則。

碳市場的中國道路

有一件事總令黃杰夫感到困惑：業內總是在爭論，試圖界定中國碳交易到底是強制的限額交易還是自愿減排。

雖然媒體把天津交易所的企業減排聯盟說成是“自愿”，但是黃杰夫不完全認同。“CCX從來不說企業減排就是VER。說到碳市場，要么是說碳限額(Carbon Allowance)，要么是談碳抵消(Carbon Offset)。”

吳昌華說，國內企業做VER項目多少是出于企業社會責任(CSR)的考慮。而三家交易所之所以尚未將企業VER項目做起來，是因為沒有激勵機制。

而同樣是企業減排聯盟，CCX在美國的企業減排聯盟已經由2003年的13家，發展到如今的400多家。自愿減排額也從2003至2006年（第一期）的減排4%，提高到2007至2010年（第二期）的6%。

減排聯盟使用同一排放基準情景，從6億噸二氧化碳排放量開始削減。減排量的賣方，包括CCX在過去7年已經累計完成了4億多噸的二氧化碳減排量，其中包括8000萬噸農業和林業碳抵消額度。

“所以CCX做的是自愿的企業減排限額交易，一般不叫VER。”黃杰夫強調自己是作為學者身份對本報做出的評論，“中國已經有4個Cap，我不相信中國是一潭死水，已經構成了交易基礎，但還需要具備其他條件。”

梅德文認同中國最終走向基于核證減排量(CER)的碳交易，而與黃杰夫不同，他的字典里存在VER概念和VER市場。

北京環交所認為，中國的碳市場發展在2005至2012年是CDM市場階段；今年開始進入VER市場，中間還可分為VER的項目市場、商品市場和配額市場；第三階段才是CER市場。

“中國所有的改革都是漸進式的，碳市場的發展也如此。CDM、VER、CER的三部曲是基本路徑。”按照梅德文的邏輯，目前京津滬三家交易所做的，還只是VER的項目市場。

若把“選擇”理解為“指定”，那么信奉市場經濟的黃杰夫就不同意了：“我希望讓市場來決定誰能勝出。政府要做的是作為裁判來制定游戲規則，讓交易所充分競爭，最后市場會選擇去哪里交易。”

林健的看法是：“碳市場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手段之一，應該圍繞國家政策進行設置。”

但即便國家政策明朗，黃杰夫也不認為中國碳市場已經到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的地步。

“我們都是扎在交易所里的泥腿子出身。”黃杰夫說，當務之急是像要中國借鑒國外成熟經驗發展資本市場一樣，設計出包括碳、氮化物、二氧化硫等在內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可操作性”的氣候交易機制。

他說，中國碳交易所最終要產生的一定是金融產品，一定是為碳定價服務。形成流動透明的碳價格信號，來配置稀缺的碳資源，同時降低企業的減排成本。“條條道路通羅馬。現在國內碳交易所發展VER、碳中和項目，都是有益的嘗試，但最終是要達到金融性的價格發現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