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通脹威脅需採取結構性措施

國際金融危機雖然使通貨膨脹的壓力得到緩解，但這種緩解是週期性的而非結構性的，隨著世界經濟的復甦，通脹早晚還會捲土重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是能源密集型、原材料密集型、勞動力密集型的經濟體，而能源、原材料、勞動力價格長期來看都是看漲的。所以，對於通脹的挑戰，中國必須設計一個結構性的而非週期性的應對之道。

筆者認為，未來中國最有效的辦法，大概就是加速人民幣的升值，通過提高人民幣的購買力來抑制通脹的「進口」。而從長遠看，中國應該探索改變目前這種粗放型發展模式，發展高技術產業。英國的《經濟學人》注意到，2003年，兩位美國參議員提出對進口的中國產品加征27.5%的懲罰性關稅，除非人民幣增值同樣的比率。所謂中國操縱人民幣的兌換率、通過廉價貨幣進行不公平的競爭之說，一直瀰漫於美國的政治中。但是，儘管當時提出的懲罰性關稅的法案並沒有成為現實，但到2009年奧巴馬任美國總統時，人民幣的升值幅度幾乎快到了27.5%這一神奇的門檻。這一切並非來源於美國的壓力，而是中國經濟內在需求的結果。

美國公眾至今還記得，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低迷、通貨膨脹居高不下，卡特政府不得不採取燃油限價的策略，使加油站前排起了長龍，弄得人心惶惶。美國人從這種慘痛的經歷中學到了寶貴的一課：威脅經濟發展的因素雖然複雜繁多，但最大的敵人卻是通貨膨脹。此後的聯邦儲備銀行全由反通貨膨脹的鷹派所領導。美國經濟也漸漸復甦並進入持續高增長期。其中的一個竅門就是在GDP猛漲的同時保持了低通脹率，走出了經濟一「過熱」通脹率就上升的怪圈。

美國能走出這一怪圈，當然不僅僅是美聯儲之功。中國和印度等龐大的發展中經濟體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為發達國家提供了規模空前的廉價勞工和廉價產品，壓低了美國經濟的各種成本，包括美國低廉的消費品價格、相對固定的生活費用、勞工面對國際廉價勞工的競爭難以提高工資等。所以，在美國國會推動人民幣升值的法案時，華爾街日報旗幟鮮明地表示反對，甚至頻頻發表文章指出：人民幣的低匯率有利於美國經濟，中國是在幫助我們抑制通脹。我們應該祈禱的是這樣的好買賣可以長久地持續下去！

然而，中國經濟不可能永遠維持這種低價發展的模式，否則就幫助他國抑制了通貨膨脹、自己則進口了通貨膨脹，傷害中國經濟本身。其中的道理很簡單：中國經濟如果持續高增長，需要大量進口原材料，包括石油。如果匯率長期維持不變，人民幣的購買力就會變得非常低，原材料進口的價格就會不斷攀升。在高度全球化的經濟中，這種原材料進口價格的攀升，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幾乎處處可見。

另外，食品價格的大幅上漲，也由國際市場決定，很難通過行政命令的手段加以控制。中國、印度因為經濟起飛而提高了生活水準，引起了食品結構的變化，肉食增加，進而需要大量穀物作為飼料，出現了人畜爭食的現象。另外，石油危機導致美國必須發展可再生能源，大量農地被用於生產乙醇等「綠色能源」，油價飆升導致出現了人車爭食的現象。這一切的結果是，在世界範圍內食品需求加大、供應縮小，食品的價格被抬高了。

從這個視角來回溯，如果人民幣在過去幾年的時間裡不向上浮動，中國經濟就將承擔不堪設想的後果。放眼未來，人民幣升值也是抑制通貨膨脹進口、提高老百姓的實質性「財政收入」的有效辦法。特別是最近美國為了刺激經濟走出低谷，大肆印鈔票，日後經濟恢復時很可能引發通貨膨脹，即美元的貶值。人民幣對美元又會產生新的升值壓力。而人民幣的升值，將會提高中國的購買力。但是，人民幣升值降低了中國產品的原材料費用的同時，也會進一步提高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對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提出嚴峻挑戰。面對這種兩難的局面，中國只有進行經濟升級，尋找可持續的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