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再平衡”的過程可能會持續數年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黃育川在撰稿中指出，盡管“硬著陸”的可能性非常小，但中國經濟正在緩慢失血，除非確立一條可持續增長的路徑，這種局面可能會持續數年。這一觀點值得關注。

有關中國經濟的訊息全都令人擔憂。每次西方股市大跌，人們指出的原因中都有中國的問題——股指大跌，債務比率上升，人民幣匯率承受壓力。即便采取更謹慎的干預、甚至可能根本不干預，中國金融市場的波動性加大也正成為常態，這是因為中國經濟的國際化程度提高了，面臨著跟其他國家相同的市場壓力。

盡管“硬著陸”的可能性非常小，但中國經濟正在緩慢失血，除非確立一條可持續增長的路徑，這種局面可能會持續數年。然而，某種程度上，圍繞中國前景的普遍悲觀情緒有些過頭了。畢竟，除印度以外，中國大約7%的增速仍快於世界銀行(world bank)調查的其他任何主要經濟體。即便到本十年末中國增速降到比如說5%至6%，這種“新常態”仍將比世界其他地區要好很多。

因此，人們擔憂的是中國能否過渡到一條新的增長路徑。更樂觀的觀察人士看到了積極跡象：中國經濟終於開始再平衡，從投資和制造業拉動型經濟向更依賴消費和服務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自2011年以來，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增加了2至3個百分點，服務占gdp的比重上升了6個百分點，已經反映了轉型的進展。

但是，對經濟再平衡的這種看重是錯誤的。百分比的變化是增長過程的一個結果，本身並不是目標，也不是可供操縱的政策手段。10多年來，實際消費增長率一直保持強勁，穩定在8%至8.5%之間。隨著gdp增長率放緩至7%以下，消費所占比重自然會增加。但消費增長並非真的在加速，而隨著勞動力市場走弱，消費增速很快也將降低。接著，經濟再平衡的速度也將放慢。

近來服務占gdp比重猛增至50%，工業占gdp比重也驟降至40%，這種變化夸大了生產結構變化的程度。2012年的時候，兩者占gdp的比重還都是45%。僅僅幾年內便發生這樣顯著的變化，主要原因在於，分別用於調整兩者對gdp貢獻率計算結果的服務業和工業增加值平減指數(price deflator)的差距越來越大。

勞動力密集程度更高的服務業受到了工資持續大幅升高的支撐。另一方面，大宗商品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的大幅降低，壓低了實際工業增加值的計算結果。等到當前這輪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通縮周期結束，服務業和工業占gdp比重的“真實”差距才會顯現。

近來中國金融市場傳出的負面訊息，大多都是更早時候的錯誤政策選擇所導致的。股市大跌是2014年制定的一項考慮欠周到的戰略的結果，該戰略旨在通過釋放利好信號提高股價，以便國企能夠從股市上募集資金償還過高的債務。一旦泡沫成形，多大的政策干預力度都無法先行阻止泡沫破滅。

中國外匯市場的風險來自於政府急於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這意味著人民幣既要保持堅挺又要更多地由市場主導，在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下，這兩個目標是相互矛盾的，這種矛盾無法通過政策干預來調和。

由此導致的金融市場滅火行動分散了管理者的注意力——他們的注意點原本集中於應對實體經濟中的顯著扭曲，這些扭曲一直阻礙著中國經濟向“新常態”轉型。

更需要注意的問題是如何應對供應和需求方面的障礙，這些障礙使得經濟增長無法變得更具可持續性。但是，所謂“供應”並不是北京方面在談及消除過剩產能（也亟需應對）時所想的“供應”，“供應”的意思是要采取行動提高生產率。同時，“需求”是要實施改革，以鼓勵消費增長，並鼓勵投資在減少對債務依賴的情況下增長。

當前的辯論主要集中在，是否需要通過實施更多市場化改革來糾正中國金融市場的運作機制。但是，解決實體經濟中的扭曲同樣重要，這些扭曲讓勞動力和資本得不到更有效的設定。近年來，投資回報顯著下滑，生產率也一樣。當然，全球金融危機的抑制效應負有部分責任，但是長期施行的限制性政策的約束效應也起到了負面作用。

中國限制人口流動的“戶口”政策一直是備受關注的焦點。北京大學的研究顯示，中國國內人口遷移情況之所以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其原因就在於中國獨特的戶口制度。

北京方面一直在逐步放開這些政策，但是戶口政策依然在限制勞動者遷往勞動生產率和投資潛在回報率最高的大城市。此外，在通信、社會服務、法律、保險和金融服務等附加值較高的服務性行業，中國對投資的政策性限制也比其他主要經濟體都更嚴。

允許勞動力更自由地流向高生產率工作崗位最多的地區、放開附加值較高的服務性行業的投資準入，將有助於解決供應和需求方面的問題，這也是提高生產率、鼓勵消費和投資實現更具可持續性的增長所需要的。（為英國《金融時報》）

本文作者為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高級研究員、世界銀行(world bank)前中國業務局局長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