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瑪·尤拉訪談:"幸福"應當成為公共政策的核心

如何理解幸福

Ross McDonald(以下簡稱R.M.)：作為一種哲學，國民幸福總值（GNH）從根本上挑戰了當前局限于經濟和物質觀念的發展方式，引起了人們廣泛的興趣。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在西方人的理解中，幸福已被簡化成為一種簡單的情感，即一種良好的感覺。但是在不丹人的感覺中，特別是對于國民幸福總值而言，“幸福”這一概念包含的內容似乎更為深邃，也更為廣泛。

卡瑪·尤拉（不丹研究院院長）：我想，幸福既有非自我超越的特性，也有自我超越的特性。它更多反映的是滿足社交及其他社會性需求而得到的良好感覺。而有形物質在滿足物質和生理需求方面極其重要。在我們所在世界的每個社會中，都或多或少地為物質生活而奔波，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否認物質方面的追求。但關注物質生產的經濟增長，也包含了無形的、非物質的內容。服務、知識和人力資本的生產就是重要的非物質內容。

就我們的粗淺了解，在任何社會中，幸福感并不是簡單地隨收入的增長而增加。我們必須向自己發問：我們能否更好地利用物質產品？我們能否設計出一套有本質差別的增長模式？這并不是固執地認為物質產品無法帶來更多的幸福，而是我們確實可以通過某種方式使經濟運行得更好。

從自然角度而言，我們面臨全球氣候變暖，在地球有限資源的約束下，我們不能繼續原有的發展模式。如果我們嘗試縮小全球經濟規模，那么我們必須以一種劇烈的方式來改善物質產品的分配模式。因此，一種關于分享的激進想法顯得十分必要。如果我們學會如何進行分享，我們將更少地為經濟利益所驅使。因此，在更高層面重塑社會關系，將會替代大量的物質消費和追求高收入的欲望。

“幸福”并不是唯一的終點

R.M.：聽到很多人希望盡快應用標準化的方法測度幸福，我感到十分有趣。在多大程度上，算術的、定量的測度方法可以取代現有的測量進步和發展的方法？

卡瑪·尤拉：我想我們會使指標與對當下的傳統認識保持一致。這里有方法論的問題。

第一，人們必須能夠設想出他們理想中的社會形態。這是設計任何指標的前提條件。如果不這么做，會強化現有的困境，而最終走向消亡。國民幸福總值是要設想未來和合適的發展經驗，而后將其應用于設想中的未來。因此，國民幸福總值并不是對各種指標的簡單算術練習，而是開發出一類與社會成員需求相呼應的愿景。如果我們想要的未來與我們現行的發展路徑不一致的話，那么我們需要一些手段為我們指明方向。但是，所有的指標都只是短期的導向性工具，我們需要說服人們，證明這些工具是恰當的，然后，他們才會幫助我們實現最終的目標。我想，這就是指標的作用。

目前可用的指標要么是針對基本的人類發展，如收入、健康、壽命、教育、識字率等；要么針對經濟發展，如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測度。但是，這是不完全的測度。我們需要一種從廣義上對幸福感進行測度的方法。也許所有國家都可以應用三類核心指標：第一，經濟類指標，包括消費、分配和自然資源轉化率等多個方面；第二，幸福和健康類指標；第三，道德倫理指標，它能夠把這些要素結合起來。我們需要根據倫理來確定消費和幸福的不同權重。

而我們知道，幸福只是人類探尋的終點之一，而且是被大大忽略的方面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終點。還有其他終點，首要的諸如正義和道德倫理。所以，我們要通過平等的方式和平衡的消費來實現幸福，找到最佳的前進路徑；我們還需要把這些努力納入到一個倫理的框架中。當然，如果能有一個指標衡量全部這些內容，那最好不過。指標對社會進步的關注，最好不僅僅單一地局限于消費層面、幸福層面或道德倫理層面。如果你看到一個社會很快樂，但卻是采用不講究甚至違背道德倫理的方式追求個人的幸福，那就應該有某種向下的調整方式來降低它的幸福享樂數值。“幸福”應當成為公共政策的核心，政策制定者應當更加積極地參與到其中。

R.M.：一些杰出的人士可以把幸福與憐憫、慷慨同時結合起來，但對于大眾而言，我想，需要一個支持性的文化，指導我們達到目標。你是否認為佛教文化是促進不丹實踐國民幸福總值的關鍵因素？

卡瑪·尤拉：我們可以強調獨立思考，但從我們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們就是特定社區中的一員，處于特定的宗教和經濟體制中。但不丹與世界民眾相比，更多的是相似性，而非差異性。我們不丹人信奉民主，也信奉市場和技術，所以我們生活在同質的文化中，受到各類因素交織在一起的影響。這不同于過去與外界隔絕的狀態，現今世界上已經很少有這樣的地方。所以，我們并不能單純就文化與幸福強調國民幸福總值的作用。事實上，國民幸福總值具有文化中立性。我認為文化，比如宗教，應當在運用國民幸福總值方面扮演溝通的角色。如果國民幸福總值是甘露的話，它應當倒入很多杯子中，而非僅僅佛教這只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