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群效應將導致金融市場大幅波動

2009年前后，很多人歡呼，危機結束了。然而，2010年以來，歐債危機持續占據著新聞頭條。與此同時，金融市場動蕩得更加劇烈。

日前，有消息稱，德意志銀行需要增加資本金。此前，德國已同意重啟Soffin（特別金融市場穩定基金)，對流動性困難銀行進行注資、擔保。其實，不僅是德意志銀行，在巴塞爾協議Ⅲ的要求下，全球銀行業都將面臨增加資本金的問題。

近日，加拿大皇家銀行集團副總裁王勇就此相關問題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財商》記者的采訪。

王勇認為，金融危機觸發了全球監管的變革，危機中出爐的巴塞爾協議Ⅲ要求金融機構去杠桿，但在降低復雜衍生品的過程中，金融機構很容易出現羊群效應，而這又將導致金融市場的大幅波動。

危機從未結束

《財商》：去年8月4日，歐債危機觸發全球金融市場暴跌，很多人驚嘆金融危機再度襲來，但也有一些聲音認為肇始于2007年的危機從未結束。你怎么看?

王勇：我贊同后一種看法。2008~2009年金融危機使得監管機構意識到金融機構的杠桿太高。巴塞爾協議Ⅲ要求金融機構提高資本充足率，而這將導致全球金融機構進入去杠桿的過程。

金融機構去杠桿，意味著很多金融機構處理高風險的產品，但這也帶來金融機構的羊群效應，市場因此容易出現大幅的波動，所以說目前市場動蕩是2008~2009年金融危機的延續沒有錯。

《財商》：你認為危機發展的下一環是什么？危機的演變邏輯是什么？

王勇：我不是經濟學家，很難對此做出預測。不過有一點，正如格林斯潘所說的，他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他太相信自由市場的力量。從2007年次貸危機發生之時來看，當時每一個市場參與者都是基于市場結構，對自身利益進行最大化，他們所做的事都是合理的，但整體道德風險被忽視，從而導致了系統性風險。金融危機觸發了全球監管的變革，而監管的改變和實施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財商》：金融危機后一個關鍵詞是去杠桿，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后去杠桿花了20年，現在要多久呢？

王勇：這個周期完全和巴塞爾協議Ⅲ的實施周期有很大關系，而該協議實施區間在2013~2019年。另外，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后全球經濟恢復是存在一些障礙的，畢竟當時全球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遠遜于現在，譬如近期全球主要央行聯手注入流動性的舉動。流動性對金融機構的作用，就如同血液之于心臟那般重要。至于目前去杠桿所需要的時間，很難預測，但說20年估計用不了這么久。30年代大蕭條和當前危機兩者有很大的差別，大蕭條時是實體經濟觸發金融危機，是單向的。而2008年以來的這次危機，是金融體系影響到實體經濟，而后實體經濟又影響到金融體系，徹底擺脫危機，我們要消除金融體系的弊端，同時也要為實體經濟恢復做出努力。

《財商》：去杠桿周期之外，那么，按照巴塞爾協議Ⅲ要求倒推的資本金要求，全球金融機構需要降低多少衍生品規模呢？

王勇：數量上不一定降低很多，而是結構上，復雜產品比例會降低很多。事實上，全球場外衍生品的規模從2009年6月的594萬億美元增加到2011年6月的707萬億美元。衍生產品市場的實體化、簡單化、中性化是發展的趨勢，中性化的衍生產品市場可以產生內在的對沖效應，市場會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另外，中性化衍生產品所需要資本金會比傳統場外市場產品所需要的資本金要低，這是因為對經過中性化的衍生產品無需再配備對手信用風險資本金。

全社會或被金融機構綁架

《財商》：金融危機爆發后，巴塞爾協議Ⅲ出爐，美國也出臺了多德-弗蘭克法案，這些改進可以降低危機發生的頻率嗎？

王勇：我認為會減少金融危機發生的頻率，巴塞爾協議Ⅲ要求金融機構提高資本金比率，由此杠桿也會降低，機構承擔的風險在變小。美國出臺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影響深遠，法案如此之大，其條款數量超過過去75年美國所有銀行法案的總和，該法案最重要的一條規則是限制金融機構進行自營交易，這會大大降低金融機構的風險暴露，華爾街正經歷有史以來最大變革。但我們應該認識到，巴塞爾協議Ⅲ的推出并不能消除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出現的原因和表現方式都不相同，監管總會有漏洞，市場有人要去追求超額回報，就會尋求套利機會，對超額回報的尋求是產生危機的來源，但同時也會促進監管的進一步完善。

《財商》：在你看來，巴塞爾協議Ⅲ是不是還存在什么局限性？

王勇：肯定是存在的，巴塞爾協議先前的版本對資本金的要求有漏洞，實際上鼓勵各金融機構使用資本套利，即為了降低資本金要求，將持有的資產進行證券化，然后推向社會，結果導致各金融機構都做證券化，最后觸發了系統性風險。而巴塞爾協議Ⅲ的最大問題還是將所有的管理者面臨的難題統一化，這造成金融機構同時去杠桿，觸發羊群效應。與前期的巴塞爾協議類似，巴塞爾協議Ⅲ也要依賴在2008~2009年危機中表現并不是很出色的風險價值度模型，模型的局限是所有管理者都應關注的問題。但無論如何，巴塞爾協議Ⅲ與先前的協議相比畢竟是個進步。

《財商》：危機爆發后，有人把危機歸結為金融機構高管過于依賴短期業績的分紅模式。你曾提到歐美已經有商業銀行試水計分卡形式的分紅模式(更早的業績都會對分紅結果產生影響)。那么，效果如何？

王勇：危機期間聽說計分卡模式有所實施，但據我所知，記分卡的實施并不是很多，畢竟這涉及利益的分配，實施有很大的阻力，市場一好，大家馬上就沾沾自喜，也許就好了傷疤忘了痛。

《財商》：前段時間“占領華爾街”運動如火如荼，你怎么看？

王勇：我認為這場運動還是缺乏一個能夠引起廣大民眾共鳴的主題，運動從最初的占領華爾街發展到后來的占領世界的不同地區，我認為這場運動的信息表達方式是有問題的，占領者所抗議的主題中有些問題確實是來自金融機構，而有些問題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產物。金融領域當下重要的問題是金融機構大而不倒的現象，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控制的話，全社會將被金融機構綁架。我認為占領華爾街從根本上沒有太多作用，因為政府已經對金融行業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作為一個普通民眾，與其占領華爾街，還不如努力去占領一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