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中國只能給別人造“蘋果”？

2011年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和蘋果公司的掌門人喬布斯會餐時問他：為什麼不在美國生iPhone？喬布斯回答：這種工作不會出現在美國。蘋果和富士康的高管們當然可以為此解釋：只有在中國才能一天就召集3000名工人，一天的單廠生量達幾十萬。

晚報特派記者 王煜 山西太原、晉城攝影報道

“新生代業工人”的夢想

新人培訓時，上“壓力調適”這門課的講師曾對員工們說：“我希望大家到富士康來不要只是為了賺錢。”而車間裡的長們卻一遍遍地重覆：“我們來這裏就是為了賺錢的。”誰說的更貼近實際？

賺錢當然是進廠打工的重要目的，但我遇見的這群20歲上下，來自華北農村的青年們，確實不是只想賺錢。他們有的懷自己的職業願望，期待將來能實現，進工廠只是父母之命；有的真的就是想來富士康學東西長見識的，盡管這理由看上去比較“狗血”；有的來賺錢是為了更順利地完成學業，現在來這裏是為了將來可以選擇不來這裏……富士康是他們在尋求生活目標過程中的一個跳板；如果願意認真投入，如“獨立小王國”般的園區也將成為礪煉他們品行的熔爐。

他們身上也有同齡人共存的一些缺陷，比如過於自我。但我更多地看到的是他們的積極向上，雖然嘴上花樣多一些但做事之吃苦耐勞不輸父輩；雖然接受正規教育不多但對知識的渴望、對民族的熱愛不低於那些在大學校園裡的兄弟姐妹。他們不願意也沒辦法再回到父輩耕耘的田園，他們要面對的許多情況、在思索的許多問題，其實和城市裡的讀書人已無二致，甚至還要更多更深。面對這樣富有思索和行動能力的員工群體，富士康的管理者們必須認真思考，改變自身。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係研究所所長常凱曾經撰文稱，直接和90後勞工接觸後，他為這個群體的素質和能力感到很震驚。他認為，就其社會定位而言，這些人並不僅僅是 “新生代農民工”，更主要的社會特質是“新生代業工人”。這批年輕人是在市場化的工作環境和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們是非公企業特別是出口型企業中基本的構成和主體力量。他們的成長、發展和農民基本上沒有聯繫。這是一代有文化、有理想，特別是具法律意識和權利意識的一代新人。

常凱提出，作為新生代業工人的最重要的特點，是開始逐步形成了作為一個階級形成標誌的集體意識和行動意識。他們明確主張要實現自己的勞動者的權利，並且他們知道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中來爭取自己的權利。他們的選擇是積極的、向上的，他們處理勞資爭議的方式也是理性的、節制的。“盡管他們還並不成熟，也缺乏經驗，但這是一個有希望有未來的新一代。他們也代表了中國工人的未來和希望。 ”

中國只能做“代工之王”？

2011年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和蘋果公司的掌門人喬布斯會餐時問他：為什麼不在美國生iPhone？喬布斯回答：這種工作不會出現在美國。

蘋果和富士康的高管們當然可以為此解釋：只有在中國才能一天就召集3000名工人，一天的單廠生量達幾十萬。一位蘋果高管曾介紹說，在某代iPhone上架銷售前幾周，蘋果在最後變更了顯示屏設計，迫使組裝重新調整。新顯示屏在深夜時抵達中國的富士康工廠，當時一位工頭叫醒8000名員工生。每位員工吃些點心喝些茶，半小時後就上生，將顯示屏裝入機器。過了4天，新的iPhone日量就達10萬台。 “這種速度和彈性是驚人的，在美國不可能做得到。 ”

但我更相信他們是為了節約成本，以極其低廉的工資換來高效的生、巨額的利潤。至於工人們的個人發展，不是喬布斯或者郭台銘考慮的事。卓別林的著名電影《摩登時代》裡，上世紀30年代美國工人的工作就和機器一樣，重覆、重覆、再重覆。不幸的是，70多年後，這樣的事在中國以富士康為代表的大工廠裡還在發生。

如果以前我們還能以 “勞工素質低”、“緩解就業難題”為勞動密集型工廠大規模擴展找到合理性，那麼，面對在網絡時代成長起來的新型青年勞工，我們還有什麼藉口繼續讓他們只做機械性的工作拿微薄的薪水，還有什麼理由不創造機會讓他們掌握核心的本領，讓“中國製造”早日變成“中國創造”？

假如蘋果真的把品生搬回美國的某個港口城市，我想他們會投資數百萬美元以實現自動化，不會讓給iPhone後蓋貼貼紙、點油墨的崗位出現。不要問富士康們是否有這樣的財力，先想想，他們能有這樣的魄力嗎？

但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