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制造地域歧視?

近日深圳一公司在招聘時因注明“河南籍已招滿”，被指責“地域歧視”。而在不久前，東北游客在三亞被歧視的留言也在網上熱傳。地域偏見無處不在，并不是中國特色，但戶籍政策和政治資源的地域傾斜，卻使某些地區成為了地域歧視的重災區。

網絡上但凡是個涉及地域歧視的帖子，河南人幾乎每次都是躺著也中槍。但這種基于地域差異而形成的“區別對待”，并非只針對河南人。長期以來，北京人、上海人、東北人、廣東人都被扣上了各種偏見的帽子。湖北，川東，貴州，湖南等地，也多因打工人口問題而不招其他地區人待見。

地域歧視并不是中國獨有的問題，外國人也有很強的地域情結。美國的南北、各個州之間互相調侃諷刺，比如有的州被稱為牛仔、鄉巴佬，甚至語言、族裔都不一樣。英國更是如此，蘇格蘭人就和威爾士人合不來，但他們都覺得愛爾蘭人是吝嗇鬼，養豬的鄉下人。法國巴黎甚至把非巴黎人稱為外省人。

歧視是怎么制造出來的？

地域歧視其實是一種“社會刻板印象”，笑話、謠言等口述記憶加深地域偏見由于經濟、文化、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地區之間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而從地區差異過渡到地域歧視，則存在一個“刻板印象”的構建過程。所謂“社會刻板印象”，指的是對某一類人持有一套固定的通常帶有負面色彩的看法，并以此作為參照框架，主觀認為這類人所有成員都符合這種看法。社會刻板印象作為對社會團體最簡單的認識，雖然有利于對某一群體作概括的了解，但也容易產生偏差，造成“先入為主”的成見。

盡管商業社會的形成和通信的發達促進了人際在更廣范圍內的交往，有助于消除地域偏見，但這種刻板印象的構建并未中斷。不同的群體會有不同的社會記憶，這種記憶會通過笑話、誤解、謠言等口述記憶得以保存和表現，在英國沒品笑話百科(sickipedia)上，利物浦就因少女媽媽問題成為最遭地域歧視的地方之一，而這些段子的傳播性很高，又會加深人們已經形成的地域偏見。媒體在新聞報道時選擇性地強調地域背景，同樣會助長刻板印象的形成。

經濟水平的差異是刻板印象形成根源，地區發展差異和資源爭奪形成不同人群的優越感和羞辱感這種刻板印象，固然與各地區的地方傳統，文化差異存在關系，但最密不可分的是其經濟發展水平。無論是在本國內部，還是國際之間，受歧視一方的經濟水平多比較落后。地域歧視，其實是經濟社會發展失衡的文化表現。地區發展差距導致了急速的社會流動，社會流動帶來的對資源的爭奪，呈現到社會心理上，就形成了優勢地區人群的優越感和弱勢地區人群的羞辱感，歧視也由此產生。

在中國一些地區，偷渡現象盛行，出國人員滯留不歸，導致了國際社會對這些地區，比如福建，有不同程度的簽證歧視。河南、湖南湖北等外出務工大省，也因此而不得不直面本地人因利益沖突而自發產生的“排外心理”。19世紀中葉的馬鈴薯災荒讓愛爾蘭人大批取道北美求生，地位低下招人嫌棄，美國的愛爾蘭人社區也飽受歧視。隨著愛爾蘭社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如今這種歧視已被慢慢淡化。

地域歧視下的“中國式觀念”

中國人“嫌貧愛富”，權力中心和財富中心的地理位置成身份標識，即使是京城賣冰棍的小販照樣優越感十足對于很多中國人來說，歧視本不算是個問題，文藝作品和公共空間里充滿了各種地域奚落，甚至不乏對殘疾人、病人等弱勢群體的嘲笑，但當歧視轉移到自身時，又變得特別敏感。據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民意調查顯示，，有高達30. 6%的人認為身邊存在著地域歧視，且很多人還存在著歧視的行知矛盾。

中國人的地域歧視，離不開“嫌貧愛富”和對權力中心的追逐。古代的等級觀念所依附的都是身份，財富倒在其次。隨著政權控制力的加強和通過權力獲取財富能力的加強，今天的等級觀念主要體現在權力和財富的差異上，而國人攀附權貴的慣有思維又使得等級觀念帶有更濃厚的地域色彩——距權力中心和財富中心的地理距離也成為了身份的一種標志。所以京城里的賣冰棍的小販自然可以看不起外地人，不論你是務工還是來旅游。城里人看不起鄉下人更是天經地義的了。

受儒家教育和意識形態宣傳影響，國人容易“標簽化”地看問題，地域歧視恰恰是自卑的體現傳統社會所依賴和仰仗的族群觀念，儒家社會所強調的“家”觀念和宗族關系，加上官方長期推行的意識形態化的“集體主義”宣傳，導致人的個體權利和個人價值被忽視，不具備成熟的“公民意識”。而地域意識，以地域為標簽識別人群的“非我”“他者化”等集體無意識，則造就了地域歧視所依賴的心理基礎。

在地域歧視里，無論是自我感覺良好，還是自卑的個人，都往往不會簡單將之歸結為個人原因，而會籠統地推到地域，環境等更虛的社會因素。這就和韓寒剛出道時的罵戰一樣，但凡對罵，總不是針對個人，而是要拉上整個群體，比如“80”后怎么樣云云。在地域攻擊中，動輒拉上整個省份的人墊背，這種標簽化，披上群體外衣來打架的行為，其實是自卑的體現。

誰還在“固化”地域歧視

計劃經濟下地區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河南省長期被國家發展戰略定位為“確保農業基礎”開放指數僅為2%經濟基礎帶來的地域歧視，只要經濟條件改善總有淡化和解決的一天，人為制造的區域不平等則不然。中國的地域歧視大致可以分為兩種：城市歧視農村、本地歧視外地。個別人的素質問題只是表象，政治上的制度性歧視才是罪魁禍首。新中國成立后，帶有強烈計劃經濟色彩的地方經濟比原來的自然經濟更具排外性，等級觀念也并沒有很好地消除。北京成為了政治中心，上海在中央調配下建成了中國最大的工業基地，這些不同程度上的政治傾斜，并沒有惠及所有地區。

與此同時，作為傳統“糧倉”的河南，則僅僅是被國家發展戰略定位為“確保農業基礎”，其開放程度在中部六省中最低，2006年末的數據顯示其開放指數僅為2%，遠低于國內平均水平。該省人口基數居全國之首，而平均國民生產總值低，人均資源少，教育落后，外出務工農民工多，中產階層和文化階層的比例也很小。在明、清乃至民國時期，對河南的系統性偏見其實是很少的。

戶籍制度等政策制度為地域歧視提供政治保障，與戶籍捆綁的福利差距更強化了地域心態的不平衡在進行地區經濟區別化對待的同時，戶籍制度、收容制度、暫住證、外來人口的管理制度、外地企業的準入制度等政策制度也相繼出臺，以確保經濟社會的穩定。然而，這也給地域歧視提供了制度保障，強化了地區間的差異。無論是在教育、就業還是各方面的社會福利，因戶籍制度而造成的不平等都是中國特有的現象。這種不平等，在原有地域偏見的基礎上，更會催生出地域之間的相互敵視。

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公搭配上戶籍制度，使山東等人口大省的學生，考上同樣大學需要比北京上海考生多幾十甚至上百分。早期，中國很多地區，地區性公務員主要招收本地戶籍人員，甚至曾出現中央政府部門的公務員只招收持北京戶口的人，農村戶口更是不予考慮。而論及城鄉之間的差距，據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專委會委員馬力介紹，在醫療、養老以及教育、社會保障、就業等一系列的福利制度上，就全國而言，農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差別是33萬。

公民身份和公民權利實質不平等，人們只能通過地域身份的比較來尋求認同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人的公民權利更像是模糊表述而不是具象存在，至少在遷徙自由，公平就業和教育等問題上都是不完整的。公民身份本身和他所享有的權利并不對等，而地域身份比之公民身份，來得更為真實具體。而且，經濟發展水平的優劣高下，又跟地域上的劃分高度重合。地方政府在政治上作為的高下，會被習慣性地貼上地區的標簽，進而帶入到歧視話語中去。

從心理學上來講，團體心理，包括地域偏見，都是來自對安全感和自我認同的需要。在中國這個目前還缺乏普世價值的社會里，人們心中沒有一個進行自我認同的“標準”。沒有標準就無所謂“認同”，但是缺乏對自身的認同又會讓人失去“安全感”。在缺乏標準的前提下，只好去和別人比較，從中得到心理上的安慰。這些，都會催生比較，進而引發歧視，且不會自行解套，只會越演越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