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票：供給不自由 價格無意義

春運已至。關于火車票價格是否應該提高，一直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火車票一票難求，說明供不應求，按照市場競爭規律，自然該調高價格，此謂“漲價黨”；另一種觀點認為，火車票的供不應求是因為目前嚴格限制市場進入的管理體制造成的，漲價并不能改善供給，只會消滅需求，而且是變相地支持國有性質的鐵路部門對社會進行掠奪，因此，與其漲價，不如繼續維持排隊，此謂“排隊黨”。

如果進一步了解“兩黨”代表人物的觀點，會發現雙方是存在共識的，那就是：最理想的改革方案當下同時放開進入管制和價格管制。而分歧則在于，倘若政府并不打算放開進入管制和價格管制，一次性調高價格是否能夠優化社會的資源配置？“漲價黨”對此持肯定態度，他們認為，理論上，盡管供給被管制住了，但讓消費者進行出價競爭，從而把這些有限的物品或服務供給按照“出價高者得”的規則進行分配，是符合由價格信號引導資源配置的市場原則的，由此也減少了全社會付出的排隊成本。而“排隊黨”則認為，肯定調價本質上是認同蘭格的“市場社會主義”，真正的市場機制并不會由此而生長出來。

在市場進出不受限制的自由競爭體制下，企業家會基于不同物品或服務的相對價格變動來再配置資源。當某種物品供給相對于需求存在短缺時，消費者對該物品的追逐會推高價格，潛在的企業家則會敏銳地捕捉到這個信號，從逐利的動機出發，或將資源從他處轉配過來，或改進技術水平提高生產效率，以便及時增加該物品供給。在既定的資源稟賦狀況和技術限制下，企業家之間的競爭最終會形成約束條件下的最優供給方案。供需兩種力量將決出該物品的均衡價格。由于該價格充分反映了資源稀缺和技術限制，因而是真實的市場價格。

然而，若存在短缺的行業，由于供給受到行政性管制，潛在企業家并不能自由進入而變得無用武之地時，上述情形便無法發生。如果不同時存在價格管制，消費者對物品的追逐便會不斷抬高該物品價格，直至需求等于既有固定供給水平為止。盡管這時也會形成一個均衡價格，但是，行政強制力參與進來后形成的均衡價格并非真實的市場價格，而是一種被扭曲的價格信號。因為在進入管制約束下，企業家無法竭盡資源可得程度和技術改進可能。

現實中，管制當局出于各種考慮，并不會允許存在進入管制的行業的價格水平推到可實現供求均衡的高水平上，而是會采取價格管制措施，把價格水平壓到明顯低于均衡價格的位置，這就必然會出現供小于求的缺口，即短缺經濟現象。短缺經濟下要進行物品的分配，或按照票證配額供給，或排隊按時間先后分配。票證分配是在行政權力的支配下追求所謂絕對的公平，然后，由于不同需求者對同一物品的效用評價并不一致，因此，追求所謂絕對的公平結果恰恰不公平。而排隊分配則明顯會浪費需求者的時間資源。

而今，“漲價黨”主張提高火車票價，不過是想取消排隊分配規則，讓消費者進行價格競爭，實行“出價高者得”規則，恢復存在進入管制的高均衡價格。這種所謂“單邊市場化”的觀點似乎很有合理性，然而推敲起來卻大有問題。“出價高者得”分配規則等同于“效用高者得”分配規則嗎？事實上很難推出這個結果。因為不同消費者針對同樣的出租車服務的主觀效用不可能與出價高低存在一一對應關系。實質上，“出價高者得”規則在消除排隊成本的同時，又把金錢權力從后門放進來了，難免產生嚴重的分配性資源誤配。從社會福利角度比較，這種誤配產生的損失是否必然小于排隊損失是不確定的。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提價會產生再分配效應，即消費者的部分福利將轉移給供給者。因此，“漲價黨”的主張受到了消費者的廣泛詬病。

問題的根本還在于，提價主張中作為市場經濟基石的消費者主權被旁落了。什么是基于消費者主權的分配規則？答案很簡單：誰（供給者）出價越低，誰贏得消費者；誰（消費者）愿意支付該最低價格，誰得到物品（或服務）。在這種規則下，每個在位或潛在的企業家都會盡可能地基于稟賦稀缺和技術限制來最大努力降低供給成本。要實現消費者主權，根本點還是要回到雙方的共識上去，努力爭取出租車行業完全取消進入管制和價格管制，恢復企業家的用武之地。不解決供給自由，價格的變動就不能提供市場積極作為的空間，春運期間的鐵路運輸是如此，出租車行業同樣如此。

總之，若供給不自由，則價格無意義。控制供給端，讓消費者去競爭有限的物品供給，無異于在只有一個君主的前提下，讓社會成員去競爭討好這位君主（藉此獲得恩典）。如同不能把后者稱之為民主機制一樣，前者也不是市場機制。市場機制和民主機制都是要把私人物品或公共物品的供給者逼得無路可退，而不是把消費者逼得無剩余可得。(21世紀經濟報道)

(曹文明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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