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希望能在內地獨立辦學"

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希望能在內地獨立辦學”

“1911年，《香港大學條例》正式生效，目光遠大的先賢創立了香港第一所大學，為香港、為亞洲培育一代又一代的英才。”在香港大學百年校慶之前，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重申了港大“為中國而立，為世界而立”的宏遠抱負，“過去一個世紀，港大不負所托，與香港一起成長，隨著時代蛻變、革新，成為今天的國際頂尖學府。”

徐立之是港大第14位校長，也是港大近三十年校史上第二位連任兩屆的大學校長。在來港大工作之前，他已是國際上知名的遺傳學家。1989年，他領導的研究小組準確發現人體第七條染色體內的囊狀纖維癥基因缺陷，從而奠定了他在世界遺傳學界的權威地位。

2002年9月，他從加拿大回國擔任香港大學校長之初，公開表達了強烈的變革港大之心。他說，5年一屆的大學校長時間實在不夠，10年差不多，“我多倫多的房子也賣掉，這次回來是背水一戰！”在他擔任校長期間，港大被各種機構多次評選為排名第一的亞洲大學。在2005、2008及2010年，徐校長三度被香港市民評選為“最佳大學校長”。近日，就港大的未來戰略、與內地高校的合作等諸多問題，本報記者專訪了徐立之。

1. 港大一直在堅持自己的辦學理想

《21世紀》：你在上任之初，曾經表示有信心把港大辦成世界一流大學，那么你認為距離這一目標還有多遠？

徐立之：其實我也沒有這樣說，當時的校務委員會主席曾經和學生說：香港大學應該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甚至25名之內。但當時還沒有排名這種機制。不過，我也說了我的定義；我說如果我們有10-12個學科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我們也就是一流大學。幸好現在有了排名之后，我們正在25名之內，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沒有為了符合指標而刻意做什么。我們也不會因為學校排名而失去自己學校的風格，更不會針對某一個排行榜上的指標來調整資源分配，或改變治校理念。譬如說排行榜要看國際學生的比例，我們不會為此去迅速擴大國際學生規模。因此，盡管特區政府已經允許我們增收非本地生，達本科生比例的20%，但我們要循序漸進，沒有為擴充而招生。我們港大一直在堅持自己的辦學理想，做什么都要做得最好。港大追求的就是卓越。

《21世紀》：1月9日，港大的百年校慶已經啟動，你認為目前香港大學在走向更為卓越的路上，還面臨哪些挑戰？

徐立之：我們與哈佛時間上差200-300年，和牛津和劍橋的風氣相比也有很大距離。他們每個學院都有很多資源，各自的歷史背景也不一樣，風格不一樣。

對一流大學來說，經費很重要。雖然哈佛是私立大學，但大部分經費（主要是研究經費）卻來自政府。其實，香港大學成立時的經費是由民眾百姓集資的，幾乎沒有政府資助；后來隨著學生數量的增加，反而變成80%的學校經費來自政府。不過目前情況又有所不同，政府對我們學校的資助只占50%左右。事實上，學校能否成功和社會的資助關系很大。政府只提供大學基本的需要，我們的發展，尤其是研究的費用很大，必須依靠社會的支持。所以，我們要繼續使學校收入來源多元化，使民間對科研資助的比例至少提高到50%。為此，我們要進行籌資和開展社會事業的促進活動，說服私人和企業向大學捐款和投資。

《21世紀》： 你如何看待亞洲大學的學術在世界大學中的地位？

徐立之：亞洲的發展中國家水平相對低，這里面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發展和投資方向等因素。盡管中國、日本，、國和香港等其它亞洲國家和地區，都有一流的專家和學者，但其整體水平仍比歐美要低一些。

不過，我們的學術能力正在逐步提高。比如在《科學》雜志上發表的文章很多都是華裔的，之前是因為我們沒有能力支持他們；現在我們國家富強了，投入更多的經費支持他們的科研，也有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回國。

2. 繼續堅持國際化發展戰略

《21世紀》：2011年香港將進行教育改革，大學將由現在的3年制變成4年制。你認為，這種改革是基于什么考慮？

徐立之：這不僅是學年3年改4年的問題，而是香港整個教育體制的改革。香港的教育現在是5年中學，2年預科，以后中學變為6年，取消預科。相比起來，過去是7年，現在是6年，所以大學也相應地增加了一年。四年的大學制港大也曾倡議過，所以對這改革大家也很歡迎， 同時我們也會配合中學改革，讓課程設計更加符合社會的需要。總之，學制改革是我們港大一直在推動的事情，因為這是關乎整個香港年輕人的教育問題。

《21世紀》：香港大學的通識教育是怎樣操作的？內地不少大學，如復旦大學、北京大學、中山大學等都在嘗試通識教育，你對他們有哪些建議？

徐立之：我想你所指的是我們的核心課程。核心課程不但讓文理相通，而且讓本地和世界接軌。核心課程內容主要包括四方面：人文學科，科學與科技學養，中國文化、國家與社會，及環球議題。對處于中西文化融合的香港來說，學習這些知識尤其必要。

至于你提到的內地高校開展的通識教育，我沒有特別的建議，我認為，每個學校都有自身特色，我們應該互相學習。

《21世紀》：說到自身特色，香港大

學相比香港中文大學就顯得更加西化。在未來的戰略中，香港大學是繼續堅持這種定位，還是做一些調整，把視野轉向“中國”？

徐立之：西不西化是一個相對問題，我們是偏向國際化。我們采取英語教學，所以國際化比較迅速。其實，港大在創校初期根本已經很國際化：三分之二的學生不是香港本地學生，其中三分之一是中國內地學生，其它是東南亞等國學生。至于現在和未來的發展，我們是完全從學生的立場出發的；如果他們要成為領袖，就必須具備國際視野，所以我們辦學會繼續朝國際化方向發展，當然這不單單指學生的國際化背景，我們的準備包括課程改革、多元文化的探討等各個元素。

《21世紀》：在國際化的過程中，香港大學是否考慮過要保持中國文化的自主性？

徐立之：很多人會說，用中文教學才能學到中國文化。有些國家為了保持自己國家的特色，不采用英語教學。但我認為，英語是一門國際語言，在大學不用英語教學會導致學生（尤其是學科學和工程的學生的）競爭力相對下降。我們港大的學生，除了英語的訓練，也有中文和國情的教育，從中會學習很多和中國文化相關的知識。

3. 在內地辦學著重自主性

《21世紀》： 最近大陸的大學招生中，有“北約”和“華約”之爭，而港大選擇靠攏北約，原因是什么？你對聯招有什么寄望？

徐立之：自主招生是一個可行方案，我們也需要一些伙伴合作。而北大是我們很好的伙伴，我們之間有多年的合作歷史，所以我們當時也沒有考慮其它更多方面的因素，很自然的接受了“北約”的邀請。每個學校的特點不一樣，聯招讓我們更好地實現資源共享。以后學習的環境和學校之間友好的關系對學生越來越重要。

我曾經在某場合說過，大學之間的合作將來變成一個聯盟網絡，學生交流和學分互認是互相開放的。所以，盡管我們選擇了北約，但這并不代表我們就不能和其它學校合作了。

《21世紀》：內地學生來香港學習，會不會遇到什么困難？

徐立之：語言文化的沖擊還是很大的。但是年輕人適應能力很強，所以他們來香港的第二星期，就能說粵語了；不過生活習慣上也需要一些調整。但是，本地生和非本地學生之間也有一個互相學習、互相調整的過程，學校也不停在學習、調整。

《21世紀》： 香港大學為什么選擇在深圳辦分校？由于港澳大學不能單獨在內地辦學，必須選擇和內地大學合作，目前港大選好了合作伙伴嗎？

徐立之：我們希望我們的教育可以影響國家的發展，培育人才。所以，我們非常希望可以到內地辦學，可是我們不是想辦分校。我們是想把學校一部分延伸到內地，比如建筑學院的學生在上海上課，讓學生看到上海的發展。我們想在深圳辦的是一個校區，是校園的延伸和拓展。之所以選擇深圳，首先是因為距離近，另外它也有它自己的特色。深圳是一個大的生產基地，我們工程學院的學生就很想去深圳實習，讀經濟和管理的同學也想看看究竟深圳是怎么發展的。另一方面，我們希望能讓更多內地學生到港大來上學，所以我們必須保持港大的傳統、保持我們的教學自主性；我們希望有獨立辦學的資格，能堅持港大的辦學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