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索羅斯

如果有“投資名人堂”的話，最近剛宣布退休的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無疑能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是極為重要的地位。

“投資學巴菲特，投機看索羅斯”，在投資界人士中，索羅斯擁有極高的知名度和相當的美譽度。相對于巴菲特平穩富足漸入佳境的投資生涯，索羅斯的人生跌宕起伏，充滿戲劇色彩；如果拍成電影，巴菲特的電影可以是溫暖的、勵志式的倫理片，而索羅斯的電影則很有可能是驚心動魄的、具有史詩般色彩的懸疑片。

單以投資業績而論，索羅斯是最優秀的對沖基金經理。他于1973年發起設立的“量子基金”（事實上是1979年更名的，來源于海森伯格量子力學的測不準定律）是全球凈回報最高的對沖基金，成立以來凈回報超過300億美元。然而，更為投資人士津津樂道的是關于他如何賺到那么多錢的理論體系——反身性（reflexivity）。

索羅斯本人的解釋是：“參與者的認知的缺陷是與生俱來的，有缺陷的認知與事件的實際過程之間存在一種雙向的聯系，這導致兩者之間缺乏對應，這種雙向聯系就稱為反身性”。通俗一點講，就是人的認識來自現實，同樣也對現實產生影響，兩者存在相互作用。這種情況在金融市場尤為明顯，因為金融市場本身就是反映人們認識水平的客觀存在。這一點容易理解，而第二點就不那么受認同了，他說“市場總是錯的”，進而認為古典經濟學“在根本上都是錯誤的”，甚至告訴我們“經濟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謊言的連續劇……做法就是認清其假象，投入其中，在假象被公眾認識之前退出游戲”。這就意味著不僅人的認識過程存在無法消除的局限性，而且認識的起點和方法都有著謬誤和偏差之處，又談何認識終點的正確呢？這讓我想起最近中國達瓦孜第七代傳人賽買提·艾山的高空走鋼絲活動，鋼絲兩端系于兩個熱氣球上，都不固定，難度可想而知。索羅斯正在教我們如何走這樣的鋼絲——“市場總是錯的，但是失真在兩個方向上都起作用，不僅市場參與者的預期存在著偏向，同時他們的偏向也影響著交易活動的進程，這有可能造成市場精確地預期未來發展的假象，可事實上不是目前的預期與將來的事件相符合，而是未來的事件由目前的預期所塑造”，這一過程中，“主流偏見”是關鍵因素，就是賽買提手中那根長長的平衡桿，幫助你從不確定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確定的只是你走完的那段路。

從某種意義上說，索羅斯的“反身性”是其哲學老師卡爾·波普證偽主義哲學的衍生，而索羅斯最擅長的“賣空”可以看作一個金融市場主流邏輯的證偽過程。這一點，無論是其1992年的英鎊狙擊戰，還是1997年引發亞洲金融危機的泰銖攻擊戰中都得到充分的展示，市場“主流偏見”的變遷為索羅斯的“反身性”所引導，并為其創造巨大財富，而英鎊至今仍在歐洲匯率體系之外。

正是由于“反身性”理論的提出，為索羅斯在全球金融冷酷無情的財富攫取活動提供了邏輯上的正當性，這也導致了世人對索羅斯本人的評價復雜矛盾。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怒斥其為“亞洲金融危機的縱火犯”，美國《華爾街日報》一度稱其為“全球金融界的壞孩子”，但一些投資人士認為他扳倒英格蘭銀行恰恰幫助了英國人從衰退中解脫出來，而2006年也傳出馬、索二人握手言和的消息。索羅斯自己也說：“我是一個復雜的人，在世界一些地區，我以迫使英格蘭銀行屈服和使馬來西亞人破產而出名，即作為投機者和魔鬼而出名。但在世界其他地區，我被視作‘開放社會’的捍衛者。”

誠然，幾乎與其投資生涯一樣長的是索羅斯的慈善生涯，最多時他同時運作6個慈善基金會，到其宣布退休時，他已在這方面累計投入了超過80億美元，索羅斯的目標很明確，即致力于改革全球資本主義的開放社會，因為他“很小的時候就知道，實行什么樣的政治制度對一個人的福利和生存有多么重要的意義”。

索羅斯在《金融煉金術》的結束語中說到：“至此，在幾個主要要素之間已經完成了一個……結合體，它們構成了我平生的追求：反身性觀念、金融市場以及獻身于開放社會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