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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社科院財貿所所長高培勇表示，現行以流轉稅主導的稅制體系使約70%的稅收可能進入物價。
坦率地說，物價上漲致應納稅基增加帶動稅收增長是比較好理解的，而稅收增長推動物價上漲則表現的相當復雜和隱秘。比如，中國現行稅制體系以流轉稅為主，但第一大稅種增值稅屬于價外稅，只有消費稅和營業稅等少數稅種為價內稅。不過，由于目前國內區分價內稅與價外稅的依據是稅收征繳和計提方式，而非稅收與最終消費價格的傳導方式，如作為價外稅的增值稅也是最終消費者消費成本的一部分，是計入最終購買價格之中的。
我們認為，當前財政收入與物價（通脹）呈耦合傳導關系。一般而言，稅制結構相對穩定和中性，這使得政府的財政收入一般與經濟的名義增長率相符。近年來中國財政收入增長接近于GDP增長的3倍顯得雞立鶴群，這很難用稅收征繳水平提高等來有效詮釋，何況目前中國稅收實征率達到75%以上也接近于國際平均水平。事實上，政府財稅收入增長與通脹的關系是相當清晰的：商品含稅成本上升，導致稅費隨商品價格傳導至最終消費者致使通脹趨高，而高通脹抬高納稅主體的應納稅稅基，從而進一步推高政府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如2008年10月份中國出現持續7個月的財政收入同比負增長，就伴隨著同期通脹的探底，而2009年5月稅收回復增長后，伴隨通脹走高之趨勢也是清晰的。
與此同時，當前政府財稅收入向通脹的傳導，與經濟增長模式直接相關。其一，投資推動下的經濟增長，哪怕是無效或低效投資都將抬高增值稅稅基和最終商品價格，從而推高政府財政收入；而迅速擴容的出口規模和對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稅政策，本質上是出口稅負向內貿部門的轉移，最終承擔出口退稅成本的是國內其他納稅人。顯然，這些因投資和出口增加的稅負最終將以通脹等形式為國內一般納稅人所分擔。
其二，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的分配性特征，使財政收入與物價的關系日益突出。近年來，地方政府以低成本征收農村土地然后高價賣給開發商用于房產開發，由于大部分用于建設開發的土地并不直接產生經濟增加值，使得附加在土地上的級差地租、稅費和開發利潤等都依賴于房價等上漲，而房價等上漲抬高企業運營成本，并最終攤派到居民日常消費品導致高通脹，當然高通脹反過來以增厚應納稅基提高政府財稅收入。因此，鑒于部分非流轉稅和企業利潤來自于不產生價值的土地級差地租收益等，當前非流轉稅也會變相計入物價，只是所得稅等計入物價的過程更間接更隱蔽而已，如最近工資上漲既與勞動力市場結構變動有關，也與生活成本上升直接相關。
不僅如此，當前財稅收入對物價的影響也受稅基計算方式的影響。中國名義宏觀稅負并非高不可攀，但實際稅負則不容低估，如當前增值稅、營業稅和所得稅等稅前抵扣標準相對苛刻，如企業支付給員工的工資、廣告費、企業管理費用等都設定了最高抵扣標準，這使得諸多本因在稅前全額抵扣的費用無法在從稅基中足額扣除，隱性抬高了納稅人稅負，致使實際有效宏觀稅負顯著高于名義宏觀稅負，而這種較高的實際有效宏觀稅負都將傳導至下游乃至最終消費者，導致通脹與財政收入的耦合性增長。
可見，當前財政收入與物價的關系是相當突出的，這反映在基于統計可比性的國內消費品價格顯著高于國際市場，如iPhone4手機在國外的銷售價格為4000左右，而國內銷售價格則達5000元左右，這其中多出的1000元左右就是稅費等交易成本；同時目前中國產業資本利潤稀薄，私人部門去制造業和去工業化傾向突出，也透射出過重稅負對經濟的逆向激勵效應。因此，隨著今年政府財政收入突破10萬億元，中國具有較大的完善稅制結構、減輕納稅人稅負的空間；而唯有輕稅薄賦的稅制改革和加快壟斷行業的市場化改革才有助于實現經濟的穩增長。（21世紀經濟報道）
(付影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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