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工資5年翻番預期難實現

預計未來工資每年實際增長率在5%〜7%之間是可以實現的。這一數據在“十二五”期間7%的經濟增長率面前，已經很令人欣慰。

據財經國家周刊5月16日報道，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在全國勞動關系工作會議上透露，我國要努力實現職工工資每年增長15%，這意味著“十二五”期間實現職工工資增長翻番。

工資5年翻番目標，僅僅是一個預期，而非計劃指標。

以中國當下現實考慮，若實現這個預期，將面臨很多困難。一般來說，工資的增長和經濟上漲應保持同步。在此過程中，一旦出現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情況，工資的增長速度也會隨之下滑。政府在“十二五”規劃中已經設定這期間7%的經濟增長目標，與過去五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相比，已經下降了3~4個百分點。在當時10%左右的經濟上漲幅度之下，工資都沒有與之想協調的增長，如今處于經濟增長率下調之時，如何實現工資5年翻番？

過去幾年，人們工資增長幅度與整體經濟不協調的原因在于：首先，中國的勞動力市場還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態，農村仍然有充足的勞動力，他們由于受到社會保障不完善等方面的影響而沒有走出來，所以未來幾年的供求關系不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供大于求的形勢依舊持續。其次，政府采取的經濟發展模式影響了工資上漲。政府更傾向于發展資本密集型或者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對勞動密集型產業扶持不夠。第三，政府對收入再分配的調節力度不夠，從而沒有形成一個良性的工資增長機制。

建立良性的工資增長機制，需要勞動力市場出現供小于求的局面，或者相對平穩的供求狀態。從宏觀層面考慮，比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必要的；在微觀層面看，企業要形成工資談判機制。

雖然工資談判的協商機制是現在所倡導的，但是，這種機制在企業內部還未建立起來，因為缺乏強大而獨立的工會組織作為基礎。如果工人沒有一個能真正代表自己的組織，就很難在談判中與企業處于平等對話的地位。

以上各方面的缺乏，使工資5年倍增的預期能否落實充滿疑問。

其實，政府這些年來采取了各種方式提高工資，比如提高最低基本工資。但這種方式的缺陷在于，惠及的人群非常少，能夠真正受到影響的人群可能還不到總人口的10%。這種方式對整體工資增長目標的貢獻微小。此外，能否嚴格執行也是一個未知數。刨去不同行業、不同地區的差別，小企業如果嚴格執行提高最低工資的標準，很可能直接損害就業——很多小企業正是靠著對員工發放低工資而維持生存。

從這個角度出發，工資倍增的基本前提是不對就業產生影響，甚至還要保持一個較高的就業率。不能因為一部分人的工資加快上漲，而讓另一部人失業。

在保持充分就業的狀態下，政府要提高工資所能動用的行政手段并不多。政府財政僅能影響到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工的工資增長幅度，相比之下，大部分企業工資由市場定價，而這部分人群占到了總人口的80%。所以工資倍增，最終可能僅僅倍增了公務員工資。而公務員工資上漲過快，主要由于企業擔負重稅、國家財政收入不正常的增加，從而擠壓了企業員工的工資上漲幅度。

政府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很有效的辦法就是減免稅收。將企業納稅多少與員工工資上漲掛鉤，政府通過稅收減免，鼓勵企業將更多的利潤與員工分享。實質上就是政府讓利于民，將“國富”轉變為“民富”。從一定程度上也解決了政府對依靠市場定價的企業影響力較弱的問題。但這僅是微觀層面的途徑。

從整體經濟的角度出發，切實提高大多數人的工資，只能寄希望于勞動市場的供求關系出現變化。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最終成功的關鍵在于，這個計劃剛好在勞動力市場出現“劉易斯拐點”之時提出。

我認為“劉易斯拐點”出現還要再過3~5年的時間。從勞動力結構來看，農村勞動力依然占整個勞動力將近一半的數量。目前出現的用工短缺也不過是季節性現象，不足以促使中國勞動力達到“劉易斯拐點”。此外，政府并沒有任何可操作的步驟、方法實現年工資增漲率15%、未來5年翻番的預期。即便有，也不足以達到該預期。但是，根據過去幾年7%~8%的工資增長率，以及當時經濟增長率測算，預計未來工資每年實際增長率在5%~7%之間。這一數據在“十二五”期間7%的經濟增長率面前，已令人欣慰。或許在5年之后，提出工資倍增才更有意義，更有可操作性。

(衛強 實習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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