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為競得總統不惜草率亮出“打垮中國”底牌

在一評論文章中經濟學家迪安•貝克說，特朗普說他會“打敗中國”，雖然自己並不清楚這句話確切指什么。本月與《紐約時報》社論版會面時，他曾拋出這樣一個建議——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征收45%的關稅，接著他又否認自己曾有這樣的提議。特朗普的這一矛盾和糾結值得思考。

如果你是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你可能會用這樣一句話總結各種學術研究的成果：中國正在打垮我們。

戴維•奧特(david autor)、戴維•多恩(david dorn) 和戈登•漢森 (gordon hanson)新近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稱，與中國的貿易正在給美國部分勞動力市場帶來持續的負面影響。這幾位作者於2013年發表的另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在最容易受到中國貿易影響的一些行業，美國工人工資出現實質性下降，失業率更高，接受殘疾人補助等政府福利的幾率更高。

與中國的貿易競爭給各類工人和社區帶來的不良影響，不是什么新鮮觀點，對於這些社區的人和選民來說，這種觀念已經深入人心，”預算與政策重點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經濟學家杰瑞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說。“不能因為唐納德•特朗普也這么說，就覺得是不對的。”

不過，在這個問題上，伯恩斯坦的觀點過去在經濟學界並非主流。因為貿易會增加全球整體經濟輸出，所以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因所在行業進口增多而失去工作的工人，會很快進入其他行業，最終會擴大各個經濟部門的規模。他們覺得，相比於整體的獲益，任何局部的擾動都是不足道的。

現在，一些人的觀念正在發生改變。勞動力市場調整的過程“比任何人想象得都復雜難纏”，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教授漢森說道。中國貿易對很多美國勞動力市場造成持續的負面影響，已經推翻了“之前公認的許多有關貿易對勞動力市場影響的常識”，漢森與其他兩位共同作者在論文中寫道，尤其是“這樣一種共識——即從理論上講，貿易有極強的再分配性，但在實踐中，這種特點相對有些不痛不癢”。

為經濟學界說句公道話，當時之所以有那種共識，主要是因為過去工人們的確更容易隨著貿易情況變化做出調整。二戰結束之后的四十年，全球貿易劇增並沒有給富裕國家的勞動力市場帶來明顯的負面影響。但這些貿易主要是在富裕國家之間展開，讓俄亥俄州的工人與多倫多的工人展開競爭，和他們一直與密歇根工人之間存在的競爭相比，沒有太大差別。

正如戈登及另兩位共同作者所講，自1991年以來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不斷增加，使得美國工人越來越多地面臨來自中國工人的競爭，后者愿意以低得多的薪資工作，這給對技能要求比較低的工種帶來一些特殊問題。

如果中國從美國進口商品的數量也相應地增多，中國的出口就不會對美國勞動力市場帶來如此多的負面影響。對中國的出口增多，可以給美國創造就業機會，不管是在出口行業，還是支援這些行業發展的其他行業，這樣失業工人就更容易找到新的工作。

相反，中國卻一直保持貿易順差。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國消費者把從出口行業得到的相當一部分收入存了起來，而不是去購買進口商品。這就是前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提出的“全球不平衡”的主要表現之一，他認為這種不平衡是美國出現高失業率和資產價格泡沫的驅動因素。

關鍵問題是如何應對，就問題達成共識容易，找到解決途徑卻要難得多。

特朗普說他會“打敗中國”，雖然我並不清楚這句話確切指什么。本月與《紐約時報》社論版會面時，他曾拋出這樣一個建議——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征收45%的關稅，接著他又否認自己曾有這樣的提議。

伯恩斯坦曾倡議在國際協議中設一些條款，對某些國家做出懲罰，但伯恩斯坦也表示，這類措施在眼下起不了太大作用，因為中國的貨幣已經不像過去那樣過於疲軟。

經濟學家迪安•貝克(dean baker)向我講述了相反的觀點，盡管我覺得通常這兩位在貿易問題上的觀點比較一致。貝克認為中國的貨幣仍然過於疲軟，因為中國中央銀行握有大量美國債券，對人民幣升值有所牽制。他表示，如果他們出售這些債券，中國的貨幣就會走強，美國制造業將處於更有利的競爭地位，貿易逆差就會縮小。

伯南克去年曾經對我講道，貿易不平衡無法通過公式化的規則解決，而是需要訴諸國際外交。

漢森對此表示懷疑，因為他覺得沒什么公共政策手段能有效對抗貿易不平衡，因為不平衡的確切根源是一個“謎”，而遠非人們習慣上認為的，是外交政策所導致。比如，他認為一胎政策就是貿易不平衡持續存在的一個原因，它使中國工人更傾向於儲蓄而非消費，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將來進入老年的時候沒有多個子女可以贍養他們。

“問題不在於貿易自由化，”他說。“貿易會促使工人在各個行業流動，在整體上增加整個世界的收入，即便這個過程中存在一些分配效應。真正的問題在於勞動力市場的調整太慢。”

因此漢森呼吁讓美國經濟自身有所改變：改革勞動力市場，改革住房與安全保障政策，使工人在搬到新的地區或轉入新行業時更加容易，少經受一些痛苦，不管這些轉換是由全球貿易引起，還是其他經濟轉型帶來的。

貝克堅持認為，通過使用伯南克所說外交渠道降低與中國的貿易對美國工人的負面影響，更加可行。他指出，操縱貨幣和貿易逆差是美中之間長期存在的外交議題；問題在於美國官員對這些問題有多重視，他們真正想在哪些議題上贏得勝利。

“我們有一堆的事需要與中國協商，”他說。“我們想讓它尊重比爾•蓋茨的軟件版權，我們想讓他們尊重專利，高盛(goldman sachs)希望能有在中國投資更多領域。我們有這樣一個事項清單，貨幣問題就位列其中。”

嗯。如果問題只是我們選錯了核心議題，搞砸了與中國的談判，我會想到有一位總統候選人也一直在發表類似言論。就像之前的改革保守派人士一樣，對貿易持懷疑態度的經濟學家們也可以被加入那類政策研究者的名單，他們聽到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發出一項政策資訊，這恰恰是他們一直以來在宣傳的觀念，但它是從一個他們不喜歡的人口中講出來，而且他們不想跟那人用的那些詞扯上關係。

“把它簡單歸結成‘我們對陣中國’是很有煽動性的，是沙文主義，甚至可以說是種族主義，”貝克說。“從中國向美國出口商品的有很多都是美國公司。所以這個對手不是中國，是我們的公司。沃爾瑪在整個中國都建立起了低成本供應鏈。”說到這一點，特朗普的服裝品牌也是從中國進口的。

不過，貝克依然支援這樣一種觀點，即就正確的議題著力進行坦誠的協商，可以改善美國工人在美中貿易中所處的不利地位。

“問題是，他到底會對中國說什么？”貝克說，他假設特朗普當上了總統。“這肯定是一個有所得有所失的過程；需要確定優先事項，可能意味著要放棄某些優先事項。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他能做到自己所說的，但這不是打不打垮中國的問題；因為他也必須放棄一些東西。”（紐約時報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