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一帶一路”上的大國關系 “以大事小”不可忘

馮維江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室主任,研究領域:國際政治經濟學、全球經濟治理、區域經濟合作

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我們的對外合作的取向可歸納“以小事大”，即注重搞好與美國等西方發達大國的關係。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同志曾經講過，我們的對外開放是三個方面，不是一個方面。又說有的人理解就是對西方發達國家這一個方面開放。小平同志從大格局的思路批評了這種片面的看法。眼里只有西方自然有一葉障目之虞。不過小平同志也把西方列在三個方面的第一位。他說“我們吸收外資、引進技術等等主要從那里來”。代表中國參加復關和入世談判的龍永圖先生說得更加直接，“中美關係好了，一好百好”。從相對弱勢一方來看，這樣做是有道理的。這段時間，美國等西方國家不僅是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方式的來源，也是中國商品的主要市場。所謂“兩頭在外”，實則“兩頭在西”，容不得中國不韜光養晦、以小事大，努力釋放善意，竭力維護好中美關係。

中國在錯失近代工業化、電氣化的列車以后，終於搭乘上了全球化的快車。現在，以每年創造的經濟價值總量來論，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國。雖然從人均水平看，中國與西方還有較大差距，但從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商品、市場、投資乃至貨幣的不對稱依賴狀態來看，中國相對於其他國家而為大國的特征日趨明顯。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期待或要求中國承擔“大國責任”。

但是，與三十多年積累的“以小事大”的經驗相比，我們對如何“以大事小”已經有些陌生。一方面，中國希望能扮演更積極和建設性的角色，為國際秩序更加公正合理做出貢獻；另一方面，中國也擔心落入“國際責任陷阱”，被迫承擔超出中國國家能力的責任，造成國力的過度損耗。如何處理正確地“以大事小”，成為中國亟須掌握的“技術活兒”。

如果把時間尺度拉長，歷史上的中國的確是擁有悠久的“事小”經驗的，也早已發展出了比較豐富的“工具箱”。在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大背景下，更有必要重溫“以大事小”的操作技術。

魅力型“以大事小” 主持公道

商朝末期，周文王（那個時候還叫西伯侯姬昌）的時候，虞國和芮國因為交界處的一塊領土的歸屬發生了紛爭。雙方決定去西岐找姬昌說理，請他來為爭議領土的歸屬做裁決。兩國國君結伴而行，進入周的國境后，發現所遇到的國人的面貌煥然一新。耕田的人相互禮讓，田塊與田塊之間留足了田埂；在狹窄的道路上相遇，人們總是互相謙讓。進入周的都城，看到城內秩序井然，男人與女人分別在不同的道路上行走，頭髮斑白的老人也生活安逸、不需要扶助，不同級別的官員舉止得體、相互執以與其身份地位相匹配的禮儀。虞芮兩國的國君見了周國的情況非常慚愧，反省說“我們真是小人，不配踏入君子的朝廷”。於是連仲裁人姬昌也沒見就離開了周境。原本相互爭奪的那塊土地，也成為雙方都不占用的緩沖區。

虞芮兩國在出現紛爭的時候能夠首先想到請姬昌主持公道，這是因為姬昌已經在各國之間形成了處事方正持平的聲譽。這種通過主持公道的方式來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對提供者來說直接的成本微乎其微，但在取得國際認同、獲得國際權力方面的收益非常大。從實際效果來看，姬昌長期積累的聲譽，為后來周武王伐紂時的“振臂一呼、應者云集”奠定了基礎。

魅力型“以大事小”，對大國本身的條件具有較高的要求。首先，這個國家的文明程度要比別的國家更高，能讓別的國家羨慕。其次，這個國家要長期堅持一種公正可靠的態度，從而不斷積累其他國家對它的信任。再次，這個國家在國際社會要具備較高的權威，調解的結果能夠被涉事各方，以及其他“觀眾”國家認可。最後，這個國家還要秉持一種非孤立主義的態度，愿意為國際事務承擔責任。

盡管調解糾紛本身的直接成本並不大，但要具備前述條件所需的資源積累與相關投入卻非常巨大。就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而言，魅力型“以大事小”可能是中國長期努力的目標，但還遠非現實。中國並不具備上述嚴苛的條件。雖尚未至，心向往之。中國在國際社會一貫堅持公道的立場，已經為之贏得了“彼此之間可能是相互對立的各方都以中國為友邦”的局面。這為未來“魅力攻勢”的展開奠定了良好但尚顯微薄的基礎。

強制型“以大事小” 收取質子

周朝到周平王的時候，天子被蠻夷打得遷了都，顏面與權威雙雙掃地，再也無力控制諸侯國。周平王為了平息在朝廷為卿士的鄭莊公的不滿，竟然將太子姬狐送到鄭國充當人質（同時鄭莊公也以公子忽遣周作人質，總算給天家留下一點顏面）。向來只有中央朝廷向地方諸侯索要質子、以便控制后者，現在天子竟然要以太子為質以取得臣下的信任。這是強弱異位、大小顛倒的結果。

大國向小國收取質子，是為了增加強制的力量與手段，迫使小國輸誠。小國派遣質子，則相當於提供了一種爭取信任的保證金，“將自身利益攸關之事，置於大國背信棄義的風險之中”，展現了一種對大國的實質上的信任（盡管主觀上小國未必高興）。

質子是大國與小國信任度不夠時，保證合作能夠繼續開展的一種有效的辦法。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意識形態、價值觀與美國完全不同，中國人從來也不諱言這一點，但中國的發展沒有遭受到來自美國的重大阻礙，甚至在技術、管理、市場等方面還與美國有良好的合作並受益於此。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向美國輸送了“質子”。其一是英語。大規模啟動英語教育和在全社會普及英語，讓美國人相信中國擁抱英語世界的決心。其二是美元儲備。中國將辛苦生產和出口換回的美元絕大多數換成美元資產回流美國，這些儲備成為掌控在美國手中的重要“質子”，使美國更加相信中國對其所掌控的國際體系並無顛覆之意。

某些次區域的信任不足同樣可能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障礙，此時讓當事國向國際社會做出必要的可置信的承諾，也是應有之義。否則沒有人愿意冒著巨大的風險向這些地方投資，這其實也不符合當地人民的利益。雖然看似受到了強制，實則“捆綁雙手卻獲得了更大的自由”，這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謝林（thomas c. schelling）曾反復闡釋的道理。

羈縻型“以大事小” 送女和親

漢初，高祖率兵親征匈奴，被圍困在白登山。手下謀士陳平獻計說動單於夫人（閼氏）向單於吹枕頭風，放走了漢高祖。一種說法是陳平派人送了一名美女給閼氏說，我們漢地的漂亮姑娘非常多，如果您不勸說單於放了我主，我便派人給單於送去多多的小姑娘，這樣閼氏您的地位可就不保了。如果傳言可信，閼氏可算是被陳平這廝坑得好苦。高祖回國后，很快接受了謀士婁敬的意見，把宗室女子送給單於和親。婁敬是這么勸說的：皇帝把女兒送給單於做夫人，您就是單於的岳父，說不定以后的小單於就是您的外孫。天下哪有女婿打丈人、外孫打姥爺的道理。客觀地說，和親政策的效果不錯。漢武帝重擊匈奴之后，后者不再敢以要挾的方式，而是以懇求的方式來尋求和親。

和親是一種羈縻小國的方式。和親時往往帶去大量的鐵器、書籍、茶葉乃至工匠等。通過和親的公主還可以獲取小國的情報，影響小國的政策、行為、生活方式乃至治理模式。通過和親，讓小國不對大國產生敵意，並且在許多方面產生更深的不對稱依賴。

羈縻型“以大事小”的大國一般也具備一些特征。首先，大國的文明程度比小國更高，對小國有一定的吸引力。其次，大國的力量尚不足以讓后者產生畏懼，不能以強制力來讓后者屈服，或者說強制的方式對大國來說太“昂貴”。第三，羈縻的方式能夠對小國產生影響，讓其對通行的規則、制度產生一定的認同，對大國的管理模式、生產生活方式產生學習或模仿的欲望。

作為原型的和親在現代社會早已不合時宜，但其背后的精神實質仍可經創造性轉換，發揮重要的作用。現代化的羈縻型“以大事小”，其核心即技術援助。也即向小國或相對落后的國家在智力、技能、咨詢、資料、工藝和培訓等方面提供資助等各項活動。通過這些活動來改善小國的治理水平，提升其對大國的親善程度。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這種方式有望得到比較廣泛的運用。

收買型“以大事小” 厚往薄來

明成祖篡位之初，為了彰顯自己的合法性，急著向海外派出招貢團（在各國看來其實就是招商團），招徠各國前來朝貢，登基之后曾經在3個月內向南洋等地派了8次。對朝貢的國家，明成祖非常慷慨。不僅豁免稅收，給予多倍的價值補償，還對國王回賜豐厚的禮物。以至朝鮮國王看到禮物之后大驚失色，詢問使者，“皇帝何以厚我至此極也？”在成祖重賞招徠之下，出現番王來朝的盛況，東南亞四國國王聯袂朝見天朝皇帝。但超值購買的事情，好比公司搞“促銷”，短期內可以做做，起到博取“眼球”的效應。但長期這么“燒錢”，就缺乏財政可持續性了。后來明朝成祖一系的合法性已經確定，在朝貢貿易上也就逐漸回歸定貢期、定貢道、定貢物的制度化軌道上，雖然還是厚往薄來，但力度有所縮小，不至於讓天朝府庫捉襟見肘。

厚往薄來是一種收買型的“以大事小”。通過利益讓渡來換取小國的支援。但這種關係比較脆弱，一旦厚薄有變，反倒容易引起怨懟。明朝削減對日本的回賜及朝貢貿易的對價之后，日本人先是賴著不肯走，說這樣回去肯定會被上司砍頭，繼而甚至以放任倭寇相威脅。

上升期的國家容易采取收買型的規則來急於證明自己。為了把“新灶”催“熱”，一開始撒一點錢也無可厚非。但有兩個前提，一是要量力而為，不能“不計成本”。二是最終要達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效果，不能一直是自己在那里燒冷灶，別的國家則袖手旁觀。

“以大事小”的具體形式很多，並非簡單的“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可一言盡道之（即便是仁，也有君子之仁、婦人之仁等種種）。也不可機械地照搬某一種“以大事小”的方式來處理“一帶一路”建設所面臨的所有問題。只能是結合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綜合擇取某些方式的長處、避免或減少其短處來應對。